出租房里的真实诡异事件,胆小勿入

认为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直接导致国家走向灭亡，目前主流观点也都认为东汉皇帝亲近宦官导致，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国家实力、威信江河日下，以至于最后倾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东汉皇帝亲近宦官?而且东汉更是陷入了“-官宦-外戚”连轴转的政治怪圈，为什么东汉这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原因。

皇帝短命、特殊的权力机构导致外戚专权 西汉时期三公的权力较大，这容易导致权柄下移，并且会对皇权产生威胁，因此东汉建立后就开始着手削弱三公的权力。

刘秀对外朝和中朝都重新设置了一番，首先剥夺了外朝的决定权，朝廷所有的政令必须经过中朝(尚书台)，这一改革严重削弱了三公的权力，自此三公就只拥有建议权，基本上三公就成了名誉头衔(虚职)。

同时降低了中朝的级别，尚书台最高官位尚书令年俸不过千石，与此对比外朝的官员动辄就是两千石。

而且尚书令也没有决定权，尚书台只不过是把外朝的建议、上书整理一番，最终全部交由皇帝裁决。

我们举一个例子，走一遍程序你就明白了。

1：河南出现灾荒，于是上报尚书台。

2：尚书台转交给皇帝，请皇帝裁决赈灾不赈灾。

3：皇帝决定赈灾，并且让外朝官提建议。

4：外朝官们提的建议，全部交由尚书台。

5：尚书令和下属官员需要在这些建议中提个大纲，或者总结几个策略、中心思想。

6：皇帝看尚书台的提议，最后决定如何赈灾，让谁去赈灾。

7：尚书台转告外朝官，外朝官去负责。

史书的评价为“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皇帝)参决，乃下三府(三公府)”，“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这个权力制度加强了皇权，但是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太重要了。

因为所有政令都需要皇帝裁决，年轻人自然无所谓，但是如果皇帝是个小孩子哪?任何制度都会有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东汉时期的外戚专权也是建立在特殊的权力机构以及皇帝短命的基础上的。

光武帝把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身上，但是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政务，那么皇就开始理所应当的摄政。

女性频繁召见外朝官难免会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负责。

受宗法血缘政治的影响，娘家人无疑是中间人的首选，皇帝的娘舅往往会通过这一契机来专权摄政，所以你会发现外戚专权基本有几个特点，分别为： 1：皇帝年幼，权力由皇太后掌握。

2：皇帝的娘舅出任大将军，成为皇太后与外朝官沟通的联系纽带。

3：娘舅通过插手尚书台来进一步专权摄政，领尚书事、安排邓彪为录尚书事、打压录尚书事(异己)、外戚通过自己掌握、安插心腹、等手段控制尚书台。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删减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建议、上书，比如有人告发霍家不法，但是这消息需要经过尚书才能传达给皇帝，领尚书事的霍光直接以“不善”为由屏蔽了这条消息。

此时我们再走一遍程序，看看外戚是如何专权的(以窦宪专权为例)。

1：皇帝去世()，权力交付小皇帝()。

2：小皇帝年幼(汉和帝)，权力交付皇太后(窦太后)。

3：受宗法血缘政治影响，皇太后提拔娘家人(窦宪)，皇帝娘舅开始走向台面。

4：皇帝娘舅(窦宪)拼命讨好外朝大臣(邓彪)、做政绩，一时间声誉不错，开始逐渐稳固权力。

5：皇帝娘舅(窦宪)通过各种操作打压、排挤那些反对派(郅寿、乐恢)，最终朝廷开始以皇帝娘舅窦宪为首(朝臣震慑，望风承旨)。

6：皇帝娘舅(窦宪)安插大量心腹(邓叠、、自家兄弟)，掌握重要职务((掌握京城)、城门校尉(京城城门守卫)、大将军(军权))。

这就是为什么东汉外戚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的原因，本质问题就是因为皇帝年幼、特殊的权力构架导致的。

同时外戚控制了尚书台，可以看到哪些人是忠于自己的，哪些人是反对自己的，多几次“”的事件就能清理异己，让朝廷里面的官员知道该看谁的脸色。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根本不可能“亲贤臣”，因为真正的贤臣都被外戚打压下去了，台面上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伪君子、明哲保身之徒罢了。

皇帝被迫“亲小人，远贤臣” 在外戚专权的背景下如何识别贤臣?皇帝如何“亲贤臣”?我们模拟一番对话你就明白了。

汉和帝：外戚专权怎么办啊? 键盘侠：亲贤臣啊! 汉和帝：谁是贤臣? 键盘侠：听大家的啊，看看谁是贤臣? 汉和帝：之前大家都说是贤臣，结果西汉灭了。

我怎么知道大家吹捧的贤臣会不会是第二个霍光? 键盘侠：亲贤臣! 汉和帝：何况我又没办法召见外朝官，就算他是贤臣，我怎么和他沟通? 键盘侠：亲贤臣! 汉和帝：就算我突破各种困难去找了贤臣，结果贤臣反手把我卖了，我怎么办? 键盘侠：亲贤臣! 这番对话里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皇帝为何亲小人的原因，主要原因如下： 1：如何定义一个人是不是贤明? 这件事很难，很难，很难，要知道王莽前被尊称为“再世”。

键盘侠有上帝视角，他肯定能看出谁是贤臣，但是汉和帝没有啊，当时的汉和帝还是个孩子啊。

无法定义臣子到底是不是贤明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2：如何联系贤臣? 贤臣是外朝官，皇帝久居深宫，他们如何联系?外戚的心腹无所不在，你今天召见了谁，第二天那个人肯定违法犯罪，然后被贬或者被杀。

当初霍光能在眼皮底下收集刘贺的不法事迹，可见外戚渗透深宫的程度。

刘贺已经走了一遍弯路了，自己不留意结果被废了。

汉和帝可是看过《外戚传》的人，他很清楚刘贺是如何被废的，他怎么可能再走一遍弯路哪? 3：贤臣卖队友该怎么办? 汉和帝久居深宫，他分辨不出谁是贤臣，万一找一个贤臣，告诉他自己铲除外戚的计划，结果这个贤臣直接把这消息透露给外戚，那皇帝怎么办?兵权在大将军手里，外戚是掌握了京城、皇宫护卫，如果外戚提前发难，皇帝如何面对? 综上所述，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最佳选择不是选贤臣，而是选忠于自己的人。

无论这个人是不是贤臣，你要想解决外戚，那就必须这样。

久居深宫且陪伴着皇帝长大的宦官自然成了最佳人选，因此汉和帝开始与(中常侍)合谋除掉窦宪。

之后除掉梁冀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出于各种原因皇帝被迫任用宦官，这并不是皇帝不明，而是条件不允许皇帝“亲贤臣”。

双方博弈的过程 皇帝和心腹(宦官)联合扳倒外戚，但是外戚并不好扳动，因此双方展开了博弈。

我们以汉和帝为例，看看皇帝是如何依靠宦官扳倒外戚的。

1：皇帝(汉和帝)确定好盟友(郑众)，并且定下诛杀外戚(窦宪)的计划。

2：皇帝(汉和帝)牢牢控制京城、皇宫的禁军(执金吾、北军五校尉)，尽可能武装自己、削弱对方。

汉和帝是切断窦宪与外界的联系、汉桓帝是直接扑杀梁冀，其实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调动部队来围剿外戚，但是都要阻止外戚调动其他军事武装，避免双方血拼规模升级。

3：皇帝(汉和帝)收回大将军(窦宪)的印信绶带，重新收回军权。

4：皇帝将外戚的爪牙一一罢免，然后用自己的心腹或者人才去填补空缺。

综上所述 皇帝年幼、特殊的权力结构、宗法血缘政治等多方面元素促成了外戚专权，外戚专权导致皇帝被迫与宦官联合对付外戚，宦官作为心腹自然而然的享受着红利，他们可以和皇帝一起划分利益蛋糕。

但是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皇帝，一旦皇帝驾崩，那么小皇帝上位后外戚必定会重新专权，届时上面的流程会重演。

窦宪以一个外戚的身份专权，汉和帝用宦官扳倒了窦宪，走了一个流程。

但是之后东汉又是小皇帝上位，外戚梁冀开始专权，汉桓帝用宦官扳倒梁冀，又走了一个流程。

东汉政坛上“外戚-宦官-外戚-宦官”连轴转，但是一直到汉桓帝时期发生了“黑天鹅事件”，那就是第三方势力(豪强地主)壮大起来了。

外戚专政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附外戚，宦官专政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附宦官，第三方势力被耍的连轴转。

起初汉和帝还能保持平衡，扳倒窦宪之后就把窦宪占领的部分官员编制分给了第三方势力。

但是汉桓帝对朝臣非常不满，他扳倒梁冀之后重用宦官且对第三方势力不问不顾，以至于第三方势力的不满。

之后第三方势力把情绪倾泻到宦官身上，以为首的第三方势力打着为外戚复仇的旗号诛杀了宦官势力，原本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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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的豹房于正德二年(1507年)开始建造,以后又不断地添造房屋，据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户部修建豹房工程的报告说:从开工到正德七年),工程5年的时候,费白银24万余两,添造房屋200间。

这次所建的200多间房屋,名为“豹房公廨”，虽然叫做豹房，其实就是豢养虎豹猛兽,以供观赏取乐的地方。

在这里明武宗暂时摆脱了祖训和朝臣的压力，肆意玩乐。

因为主要居住在这里，这里也成为了当时明帝国的权力中心。

那到底豹房究竟都有些什么人，让明武宗呢? 一、宦官 在“豹房公廨”中,明武宗一面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一面又是豹房的权力主宰者，其下是一群原来与之有伙伴关系的人，在这群伙伴中，以宦官势力为大。

诸宦官组成以为中心的“八虎”，在豹房中占有很大权力地位,“八虎”以刘瑾为代表，他掌司礼监印,由他审批奏章,后来又从中独揽了批红权,这就使司礼监成为外廷内阁之外的另一个中枢决策机构,它实际上借助的是皇帝的决策权。

“八虎”中的掌握京军团营,丘聚和谷大用掌控着和，而实际上他们掌握着的是臣民的生死大权。

“八虎”集团从朝臣手中夺取到的信任后,从批红权、军权、监察权到宫廷生活、皇帝起居诸事,大都归这派宦官掌管，这个势力后来虽因刘瑾被清除而暂时被削弱,但这一基本情况,终正德朝始终没有多大改变。

二、佞臣 刘瑾覆灭之后，豹房中权势最大的人就是豹房日常事务的大管家钱宁，他是成化朝钱能的养子,刘瑾得势后,钱宁被荐入豹房。

他在豹房任大总管一职,豹房内所有戏乐的供应、佛事的举行、女嬖的引进等等,绝大多数都是由钱宁来掌管,每天在豹房中与明武宗更是形影不离。

钱宁依赖他在豹房的权势,足以使其成为当时朝廷最大的纳贿人。

太监或武将要想转为镇守或总兵官,都要向钱宁行重贿，他的权威炙手可热,满朝文武官员大都要承其风旨,不敢有半点反驳。

有一件事足以表明钱宁的权势之大，锦衣卫千户王注与钱宁有姻亲关系,平日依仗钱宁的势力四处，王注平时与一位盲人歌手私人关系甚好,有一次盲人歌手的哥哥与人争斗,未占便宜,就要求王注替他出这口气,王注竟然把与盲人歌手哥哥争斗的人捕来,活活打死，死者家属告到衙门,刑部发票拘拿王注,将其听候审理。

但钱宁庇护王注,不准拘拿到案。

张子麟和当管郎中林文攒都知道王注的靠山是钱宁,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但刑部员外郎刘秉鉴却要秉公执法,执意要拘拿王注,钱宁当然不肯交出王注，刘秉鉴就根据当时百姓的指证,缺席审判了这件人命案。

钱宁知道后,,说道:“王注是我的亲戚,谁都知道,为什么刑部官员还敢这么干!这还要我发话吗?”于是命令东厂揭发刑部官员盗用囚粮的事情,把该管主事郑惫德等一批刑部官员下狱,并声言:“刑部的主要官员都得过盗用囚粮分赃的好处,必须严厉追究”。

于是包括刑部在内的三法司官员都慌了手脚,说这件事被刘秉鉴做错了,乞求钱宁的宽恕，钱宁坚持必须改变以前的审判,才肯罢休。

刑部被迫服从了钱宁的意见,借重审此杀人案为名,诬指被活活打死的那个人是病死的,王注不是凶手,而应予无罪释放;死者家属上告为诬告,被投入狱中治罪，王注被放出来后,大模大样地去拜访三法司的官员,官员待其以上宾之礼。

这件杀人案就被这样是非颠倒过来,但钱宁也就消了气,只把主事郑惫德降职调出,算结束盗用囚粮一案。

钱宁身为豹房大总管，其权力则是来源于豹房，归根结底来源于明武宗。

他利用这个权力，触及明王朝的司法部门，并使司法官员听从其个人意志，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国家的司法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屈从于豹房权力的,这就是豹房政治的一个特点。

三、豹房中的军事大权 明武宗在豹房中，对国家的军事权力还是牢牢控制的。

这样，就出现了“豹房公廨”中另外一个政治实力派边军将领。

的边军专指明王朝在北方防御蒙古的九边镇所属边防军,这是由和父子相继建立起来的军事劲旅。

就边军而言，其在武器装备、兵员素质、军事训练、实战经验等方面都超过内地的卫所军队,甚至京军的战斗另也不及边军。

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要想长期的存在下去，而不发生地方割据或反叛,中央政权就必须保持一种控制地方的强制权力,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更是要有一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强大军队作为后盾。

明代在京师的京军三大营就是属于这种据重驭边的性质。

但是，蒙古对边境的不断袭扰，使得明代对蒙古的防御又是军事的重点,所以要有强大的边防军才能保证边境的安稳。

京军与边军都是明军的主力,但军力强大的边军对于京军来说又是一个潜在的对手,两者存在着矛盾，所以从边军形成之日起,皇帝就立下一条“祖制”:“京军不能调外,边军不能调内”，目的就是为防止“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京)兵弱则边兵为患”，这条“祖制”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既要有一支强大的边军来防御蒙古入侵,同时又不能让它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边军不能调内”这一条“祖制”最重要,但是明武宗却彻彻底底地打破了这个规定,依然把四镇边军调入了京师。

将边兵调入了京师，发生在正德四年(1509年)到正德七年(1512年)，此时地方上发生刘六、刘七，明地方卫所军和被派去的京军皆被流民军队打败，明武宗与豹房诸人就此事商讨，“诸中贵谓此事(剿灭刘六、刘七起义)非书生所能办，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兵部侍郎陆完提督，驻临清，居中控御。

檄宣府游击许泰、郤永，大同副总兵张复，游击帅边兵入讨之”，调宣府等边镇的边军开赴镇压起义的主战场。

这次调入宣府、延绥两镇边军约2500人，统兵将领是副总兵许泰和冯祯、游击将军郤永等人，两个月后，又调入宣府的游奇兵2000人、辽东兵2000人，加上前调边军共约6500人。

正德七年下圣旨要求，京营军和宣府的边军要互相对调，以便交换操练和驻守。

也就是说要打破“祖制”中“京军不外调、边军不调入”的规定，而形成一种京、边军互调的制度。

一旦形成制度，则边军入调的行为即成合法。

明武宗提出的这个京军、边军互调的意见，遭到等人的反对，认为这破坏了“祖制”，但明武宗等人在豹房仍然坚持了这个决议，使边军长期留在京师。

从此以后，宣府、辽东、延绥、大同的四镇边军便留在京城而不再返镇。

“外四家军”由边军将领许泰和江彬掌管。

江彬原是宣府总兵的部下,后来以战功升任指挥使。

这次随边军入调,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表现非凡,得到朱厚照的赏识,遂为入调边军的统帅之一,与许泰并列,后来他的实际地位超过了许泰,成为豹房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设东西官厅时,江彬担任了西官厅的都督,他实际上成为豹房中军事主管人。

“内操军”指挥实际上是“八虎”之一的张成。

这三支军队轮流在“大内团操”,接受明武宗的检阅。

朱厚照笼络这批豹房宦官、边帅的办法仍是沿袭其先祖的方式,把这些得宠的豹房骨干收为义子,赐予“朱”姓。

在军队中收义子的办法,早在唐末五代就已盛行,在起义和统一全国过程中就收了不少义子，这种制度是变相地以建立封建家庭关系来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也用这种手段来加强主帅对军队的控制与指挥能力。

武宗充分利用了这种办法,用“赐”、“认义子”等手段来将心腹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四日,朱厚照宣布一次赐给国(朱)姓的义子名单就达127人之多，这批赐姓义子中,除骨干外,还有一些与宦官有亲属关系或与豹房诸人有特殊关系的人,有人出身奴仆,或是市井的无赖,也有些外族降顺军官等,凡是取得明武宗赏识的,就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义子，这些人都成为明武宗控制皇权的工具。

四、总结 而由祖训、祖制形成的宫廷规制时时刻刻束缚着明武宗,每天要临朝听政,接受朝臣们的觐见,还有大量章奏文件需要处理,更重要的是这里时时处处都在圣人之训及祖宗规制的规范之下。

于是，明武宗特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脱离祖训管束的地方——豹房，这里也因此成为了明朝的权力中心，各种奸佞小人围绕着肆意玩乐的明武宗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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