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黄鳝有寄生虫吗，野生黄鳝怎么处理去除寄生虫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

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

大禹治水时，同时派益为“虞”。

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

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

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

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

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

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

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

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

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

有不如令者，死勿赦。

”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

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

《·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

《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

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

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的一次成功野保行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较深的认识，人们参与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高涨，所以才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国语·鲁语上》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

说的是鲁国宣公很爱玩，不顾时令，在夏天的时候，他带人去泗水泛舟撒网捕鱼。

这事让大夫里革知道了，里革不顾君主情面，将宣公的渔网割断，扔到岸上，不仅如此，里革还对宣公讲了古代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度。

他说：“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同时这种办法也在百姓中间施行，这是为了帮助散发地下的阳气。

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

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而且，到山上不能砍伐新生的树枝，在水边也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小鱼，捕兽时要留下小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时要避免伤害蚂蚁和蝗虫的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生长。

这是古人的教导。

现在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长大，还下网捕捉，真是贪心不足啊!” 你还别说，鲁宣公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里革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要把这个破网保存起来，作为教训，时刻警醒自己。

由此可见。

春秋时期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则早已尽人皆知。

正因为大臣都敢管违反禁令的国君，国君也能承认错误，野保行动才获得成功。

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涉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

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特别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

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

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

《田律》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行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在汉代，山林池泽等国家自然资源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平时严禁随意采伐，只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才由下令开禁，以使百姓获得救灾活命的物资。

所以汉代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得非常好。

汉代还有专门的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令。

据《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

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

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具为令。

’”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因此也可以说，这条法令是我国最早的保护鸟类的法令。

由于汉政府保护得当，到了第二年春，大批鸟类又一次云集都城。

一条野保法令执行了200年 唐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条法令执行了200多年，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深入人心。

在，出了一个著名的公主，她是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红的，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护野生动物的范例。

她就是在位时的。

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

据《·五行志》载：“(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

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

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

”好一个采捕殆尽，“城门失火”，奢靡之风已危及禽兽安全!到了即位后，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见，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并对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色的，“听染为皂”，无益于时的，“并焚与殿前，用绝竞争”。

而对于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

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

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

可见社会风尚淳朴，才是野生动物之福。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

而且，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鸟。

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明之。

”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的，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

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

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

”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

”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

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明清皇帝拒食用野生动物制品 在封建社会，王朝统治者们的奢侈与爱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破坏起着重大的作用，即所谓上行下效。

明清时期，也有部分统治者身体力行，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尤其从自身做起，示范天下。

《·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

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

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

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由此可见，玉面狸是当时供皇宫馔食用的一种野生动物。

玉面狸在当时也属珍稀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食用，还不带动全社会的跟风!皇帝这一斥不知救了多少玉面狸的性命。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

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实录》记载的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

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

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

今制为座蓆。

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

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

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

”这道谕旨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同时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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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2016年镐京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遗址中间一灰坑里发现的12块鳄鱼骨板，为这样一幅水泽汪国景象提供了佐证。

灰坑里首次发现鳄鱼骨板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位于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西北。

镐京遗址发掘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开始，2012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其连续进行考古发掘。

在2016年的考古发掘中，一个新发现令考古人员也感到意外。

网络配图 去年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镐京遗址的东部，在挖开的一个灰坑里，考古人员发现了12块鳄鱼骨板，这也是在西安周边古遗址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鳄鱼的骨板，难怪考古人员也连声称奇. 灰坑是考古界对古遗址里一些废弃的窖穴、地窟等的统称，发现鳄鱼骨板的灰坑呈不规则形，面积大约有十多个平方米。

这些鳄鱼骨板呈深褐色，形状有方有圆，表面有蜂窝状空穴。

“每块有麻将块大小，我们的动物考古专家一看就判断是鳄鱼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镐京遗址考古队队长岳连建说，自己以前也看过相关资料，第一眼就认出那是几块鳄鱼骨板，后经专家鉴定，果然不错。

关中地区远古时气候温润 鳄鱼是一种冷血的卵生水生动物，也是迄今发现活着的最早和最原始的动物之一。

中国始知南方有鳄，在一些唐宋典册中多有其记载，明清以来偶见于沿海岛屿，但其在关中地区有活动尚未有记录。

网络配图 “鳄鱼除少数生活在温带地区外，大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河流，湖泊和多水的沼泽，我们由此推测西周时在镐京的东南可能有大面积的水域或者湖泊等。

”岳连建介绍，此前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大量的蚌壳，还有陶制的网坠，如果这些推测成立，那么也可以说明在远古时代，关中地区气候温润，湖水茂密，渔业也较为发达。

“在这样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有野生的鳄鱼出没也就不奇怪了。

”岳连建认为，丰镐遗址出土的鳄鱼骨板，为研究西周时期鳄鱼的生态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

他介绍，在比西安更靠北的纬度地区以前也发现过鳄鱼骨，这样看来，远古至今，关中地区的气候还是发生了较大变化。

据此专家还推测，那时候也可能有人饲养鳄鱼，用鳄鱼皮制作鼓等，此前考古也发现用鳄鱼皮制作的鮀鼓。

发现西周生活用水井遗迹网络配图 据了解，去年镐京遗址考古发掘发掘清理灰坑102座、墓葬10座，另外还有水井4眼、陶窑2座、房址1座。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各类器物遗物。

其中陶器有鬲、罐、豆、盂、簋、甗等，多为西周中晚期器物;铜器有鼎、戈(残)、车马器等。

另有陶网坠、鹿角器、蚌刀、石斧、砺石、铜镞、铜锥、铜削刀等。

去年发现的灰坑数量较多，形制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等。

在发现的墓葬中，有形制较大的竖穴土圹木椁墓，还有仅能容身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

发掘中还发现一些长方形的窖坑，深度大约7—8米，推测为当时的生活用水井。

另外，发现的陶窑形制为圆形竖穴式，由火门、火塘、窑篦、火眼、窑室组成，其中的一座陶窑保存基本完整，窑室壁面已烧成青灰色。

另外，在发掘的灰坑中还发现数量较多、保存较好的碳化小麦颗粒，这也是丰镐遗址中首次发现，为研究西周的粮食作物品种及农业考古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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