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为什么会变成穷困潦倒的国家?
【千问解读】
世界大事极盛极衰,纵观世界近代史,欧洲的强国一个个称霸世界,最终又由盛到衰落。
当一个国家成为老大,那么在他其后的老二和老三个就都会想取而代之,于是冲突就这样出现了。
若是到了这个时期,无法做到预判出可能出现的祸害或是做到未雨绸缪,那么此时的国家很可能就会被迅速击垮。
就比如西班牙,曾经是海上霸主;还有荷兰,曾经是‘海上马车夫’,只不过是有钱罢了,根本没有很好地利用财富来增强国力。
经过与英法等国的几次战斗,最后被取而代之。
英国虽然称霸世界几个世纪,但德国等新兴国家也觊觎世界霸主的地位。
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美苏成为超级霸主。
在欧洲,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盛时期被欧洲很多国家羡慕。
然而,不到20年,它就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而如今确成为贫穷国家。
而这其中的教训却值得深思。
这个国家指的就是塞尔维亚,今天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而之前的塞尔维亚可不是这样的。
1929年,南斯拉夫建立在塞尔维亚王国的基础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
在铁腕领袖铁托的领导下,以及苏联的配合下,南斯拉夫最后在1945年赶走了德国侵略者,成功地恢复了国家统治。
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达到了古代的巅峰。
成为了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20多万平方公里和许多优秀港口的大国。
南斯拉夫采纳苏联模式进展经济,工农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展。
在外交上,南斯拉夫实行独立的政策,没有加入华约。
因此,它受到苏联的限制较少,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上。
因此在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经济进展水平要远超华约国家。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家用车,每两个家庭就有一台冰箱。
儿童7岁开始就可以享受八年免费义务教育,直到15岁。
所以当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很羡慕妒忌恨南斯拉夫的生活水平的。
再加上其地理上的又是,每年又会有数百万人来到南斯拉夫,而这又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入。
南斯拉夫的繁荣不仅让很多国家羡慕,同时也引来了妒忌。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允许这样一个制度不同的发达国家存在于他们的世界里。
苏联解体后,特别是铁托死后,南斯拉夫的国力开始迅速下滑,各路势力都前后出现,没多长时间南斯拉夫就彻底崩溃了。
面对南斯拉夫的衰落,,以米洛舍维奇为代表的塞尔维亚领导人领导南斯拉夫,试图做最终的努力。
然而,随之而来的科索沃战争再次打破了塞尔维亚人的梦想。
西方国家必定要打压南斯拉夫,扶持各种势力继续分化瓦解南斯拉夫。
于是原来富足发达的南斯拉夫就分裂成为了7个效果,而其中的塞尔维亚最后成为了一个没有港口的贫穷内陆国家。
经过多年的战争,整个国家一片混乱,满目疮痍,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再也没有当年的辉煌。
如果一个国家太富裕,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有相应的军队实力支柱,国家就是团结强大的。
自然,没有必要担心。
但是,如果你有钱却没有相应的实力当作保障,你就会像清朝一样被欺负。
有些国家并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么善良。
只有努力进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谨慎警惕,才干更安全。
刘禅真的是“扶不起”吗?为什么他能安做皇位那么多年?
北魏第一名臣崔浩为什么被灭族?
时期名臣济济,其中,崔浩最有才华、却也死得最惨。
“国史案”爆发后,“清河无远近,范阳、太原、河东,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北魏的顶级世家几乎被一锅端。
崔浩落得这般田地,既有性格的原因,更是改革家的宿命:虽有宏图壮志、却输给了时代。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出身于北朝第一豪门望族清河崔氏。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从曹魏直至时期,崔氏一直在各个政权中位居宰辅;其父(崔玄伯)号称冀州神童,官至北魏、赐爵白马公。
崔浩则青出于蓝,他自幼,天文地理、无不精通,是当时公认的头号才子。
成年后就顺理成章进入政坛,当时在位的是北魏帝国开国、道武帝。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十六国末期,一代雄主15岁时拓跋珪重建,从此带领拓跋鲜卑后发制人、强势崛起,先后横扫草原、击垮、打败,并在公元398年即皇帝位,奠定了北魏强盛的的雏形。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拓跋珪虽根据客观形势需要、加强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但整体而言,北方“胡汉之别”的思想观念还很浓厚,鲜卑上层贵族与汉族豪门之间不仅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现实利益层面也存在剧烈冲突,比如中原租佃制与草原奴隶制、门阀制与血缘政治之间的分歧。
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若想在北魏朝廷占据优势地位,难度可想而知,但崔浩是个例外:他先后为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太武帝拓跋焘服务,每任皇帝都对他,可谓的。
而崔浩的地位,源自他无可辩驳的软硬实力:能力强、态度好,让所有皇帝都挑不出毛病,甚至是深为叹服。
比如晚年的道武帝尤为严厉,很多左右为了避免惹祸上身、纷纷撂挑子躲避,只有崔浩像没事人一样尽忠职守、“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以至于向来冷酷的拓跋珪都刻意让人送饭以示鼓励。
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学识渊博的崔浩俨如“帝师”,经常为其讲授《易经》、《洪范·五行传》等各类经书。
而且崔浩精通星术、占卜,屡屡,因此得以参与军国大事,“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听崔浩的,一定能成功;反之,则必败”的规律。
比如公元416年东晋北伐后秦时,派人向北魏借道,绝大多数北魏大臣建议阻止刘裕西上,只有崔浩提出了让晋秦、北魏坐收渔利的策略。
然而,拓跋嗣听取了多数人的想法,结果被刘裕的“”痛击,以至于他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 崔浩料事如神,他曾准备预测出刘裕无法彻底拿下关中,甚至还精准地算出刘裕自立的时间点,对于当时各个政权的特点、优劣更是洞若观火,以至于拓跋嗣经常跟他谈到深夜仍意犹未尽。
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对内部形势复杂、外部威胁的困局,不顾朝廷内的汹涌反对声,采纳崔浩的主张主动出击柔然。
此战后,北魏不仅减轻了北边的压力,还将大量被柔然奴役的高车人编入军队,使得北魏的军事实力大增。
拓跋焘能够顺利统一北方,崔浩功不可没。
对自己这位顶级智囊,拓跋焘极为尊重,甚至是言听计从,还称赞其为“长胜之家”。
接下来,为了促进北魏迈上新台阶,全面汉化已势在必行。
毕竟当时的北方,鲜卑人不仅在数量上极大少于汉人,其文化、政治制度也相对落后,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制度与观念上的汉化至关重要。
而推动这份工作,崔浩可谓当仁不让。
崔浩作为名门之后,向来致力于“以人伦为己任”、“欲齐整人伦,分族”,即孜孜不倦于为恢复汉文化、家世传统而努力。
为了坚定拓跋焘加快汉化的决心,崔浩利用将其包装为“太平真君”、树立为继之后的一代圣人。
后者龙颜大悦,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比如重设、建立和秘书省,组织大批汉族士人参政;整顿赋税,考核官吏等。
此外,为了打造一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儒教政权,崔浩坚决打击鲜卑人在民间信奉的杂神,甚至还声称要“荡除胡神、灭其踪迹”,进行激烈的“灭佛”举措。
但可惜的是,崔浩却也由此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其一,崔浩聪明绝顶,但却勤于谋国、疏于谋身。
崔浩身上带有的传统气节与精神,人格正直、坚守准则而不会见风使舵。
他仰仗自己的过人才华、高贵的门第、历任皇帝的宠信,、藐视群臣,经常言辞犀利、,屡屡说出“陋矣哉,公卿也”这种赤裸裸的羞辱之语,压根不给人留情面,得罪了大批同僚; 崔浩知道自己的才华可以睥睨众生,因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常以自比,对于才华的展示也极为迫切、压根不加收敛。
但崔浩这种作风并非出于自私、而是一心为公的表现,比如他曾经当面痛斥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受人金钱故意歪曲事实、将个人私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可耻行为;南线将领主张与交战,崔浩却一眼看穿这些人意图借机敛财、不顾大局的小算盘。
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崔浩越成功,其他人就越嫉恨,毕竟没有人愿意长期跟一个智商碾压自己的同僚共事、经常被其一眼揭穿。
其二,崔浩触动了鲜卑统治集团的利益。
崔浩出身汉人豪门世家,是儒家道德理念的忠实拥护者、践行者,他致力于恢复汉家文化、实现高官与博学合一的政治理想,打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政权。
但这对于鲜卑贵族而言则无异于晴天霹雳。
一旦以家族、学术为标准的贵族政治建立起来,基于血统的鲜卑贵族将被取代,已经到手的巨大利益将面临失去的危险。
因此,拓跋焘汉化举措越多,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越激化。
而崔浩消灭杂神、打击的运动,更是招致了鲜卑上下的忌恨,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声势浩大的反汉化运动随之展开。
而对于拓跋焘而言,之所以接受“太平真君”的头衔、推进汉化,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统治。
但如今既然已经造成了政局动荡,他毫无疑问会选择支持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鲜卑贵族、旧俗。
在这种情况下,崔浩和很多汉人知识分子沦为了牺牲品,至于在修编《国记》时、毫无避讳地尽述拓跋氏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借口和导火索而已。
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
崔浩的悲剧,不过是北魏曲折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崔浩极力促成政权汉化,大方向时英明、正确的,毕竟拓跋氏想要统治中原,必须彻底融入中华文明。
当时显然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拓跋焘个人、大部分鲜卑人都还未实现汉化,直到后来的孝文帝时期,崔浩的理想才成为了现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可谓是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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