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臣之首宋濂为何会被逼死?得罪朱元璋晚年被流放茂州
【千问解读】
宋濂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
朱元璋曾让宋濂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但晚年又将他流放茂州，结果在途中病逝。
当时宋濂已经70岁高龄，根本经不住这样的长途跋涉，朱元璋明显就没想让他活着。
宋濂身为文臣，根本不会对朱元璋的地位造成威胁，为什么朱元璋却要逼死宋濂呢?而且宋濂还是提前上交辞呈，决定告老还乡，朱元璋此举也是引起了很多争议，让后人替宋濂感到惋惜。
写出《送东阳马生序》的宋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中语文课本上学的古文要求背诵的大多以唐诗宋词为主，明清时期的文章很少，我记得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算是一篇，这篇文章算是议论叙述文，里面没有《滕王阁序》《岳阳楼记》这样散文里面那样华丽的辞藻，但是里面讲的内容却十分鼓舞人心。
在这篇文章中，宋濂讲述自己读书时的艰辛，“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为了看书到别人那里去借书，然后赶紧抄写，即使是在冬天手被冻得不能伸展，也要及时抄写完再给人送过去;
为了跟贤达请教，需要跑到百里外去请教，面对贤达的批评教育，丝毫不敢有不耐烦的情绪。
可见读书之艰难，在当时的学舍中，条件也特别艰苦，别的学生都是锦衣玉食，而自己则是吃的破，穿得破。
我为什么十分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那种心境，我童年的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作为一名农村孩子，到城市去求读，其中辛酸想必很多人也能够有所感触。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下，年轻人更应该多读读这样的文章，自己不努力不要总说是抱怨输在了起跑线上，只要肯努力，机会还是有的，因为一些不公就放弃努力，这才是人堕落的根本。
宋濂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有所成就，在文章中宋濂还比较谦虚,只说自己在君子之列，其实，历史对宋濂的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朱元璋也曾经赞誉其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
本文并不是着重讲宋濂在文学及政治上的成就，而是探讨一下，这样一个大儒，又曾担任过太子朱标的老师，为何在晚年的时候被朱元璋逼死。
朱元璋为何会让宋濂给太子朱标当老师?
宋濂应该和朱元璋同属一个时代的人物，从宋濂的在《东阳马生序》中叙述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来看，宋濂家里最起码还有笔有纸，能借到书抄，虽然条件艰苦，绝对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真正是穷人家孩子的是朱元璋，这几年明史大火，朱元璋的八辈祖宗都被挖了出来，咱就不提了，总之，朱元璋家是一个非常穷非常穷，农民出身，为了混口饭吃去当和尚，最后又去化缘，可以说，朱元璋的早年经历是十分艰苦的。
然而朱元璋却并非自暴自弃的人，他更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批评朱元璋没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来没有看过朱元璋的作品，从朱元璋的言谈来看，他还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在行文水平上，可能并不低于作了四万首的乾隆帝。
由于朱元璋这样波折的经历，对知识倒是更为苛求，后来登基称帝后，更注重对皇子的培养。
在历代皇家教育体系当中，应该说以汉唐皇室教育最为失败，正因为如此，汉唐多昏庸皇帝，经常发生篡位夺权的现象;而明清最为成功，虽然明朝皇帝出了很多奇葩，那是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的结果，就教育方面来说，还是挺成功的。
宋濂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大儒，朱元璋曾问其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宋濂推荐朱元璋读《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开始学习，可以说，对于宋濂，朱元璋还是很看重的。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史，不要以为我们当代搞历史的都和我一样，在网上码文挣点小酒钱就认为修史是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在古代都是后代为前朝修史，目的是为了证明本朝的合法性。
这是历朝历代最大的大事，如果这个事整不明白，那可是威胁到统治根基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修《元史》的时候，宋濂就是总裁官。
随后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正因为如此，后来宋濂就成为太子朱标的老师之一。
宋濂作为太子的老师，朱元璋为何要处死他?
对于太子朱标的教育，除了有宋濂作为授业恩师之外，朱元璋也经常亲自上场，讲述自己创业的艰难，要朱标懂得珍惜，皇位来自不易。
朱元璋早年颠簸流离的生涯让他深知人心之险恶，而太子朱标为人宅心仁厚，仿佛更像是宋濂哪些名儒教出来的，这让朱元璋十分苦恼。
朱元璋除朱标之外的儿子们犯了错误，朱标则秉承“长兄为父”的理念出面为弟弟们求情，使他们免受处罚。
朱元璋对朱标的期望很高，朱标在长大后也的确温文儒雅，颇具儒者风范，与朱元璋的行事手段颇有不同。
其实，朱元璋的这些担心并无道理，朱元璋出身卑微，追随他打天下的都是草包一样的人物，这些草包遇到朱元璋这样的领导，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如果遇到李自成那样的领导，他们连名字都留不下。
在建立大明政权后，这些人身居高位，难免居功自傲，嚣张跋扈，甚至对最高皇权产生觊觎之心，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相继爆发，被牵连者人数多达几万，不能不说明问题。
很多人以朱元璋多疑才屠杀这些功臣，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结论有颠倒因果的倾向，应该是说这些功臣相继有谋反的倾向，让朱元璋不得不多疑。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明初官场被牵连的人数众多，尤其开国时的功臣，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对朱标负责任的行为，据说，朱元璋在晚年的时候把一条荆棘折下来让朱标去拿，朱标不敢动手，于是朱元璋就用手把荆棘上的刺撸掉，然后再交给朱标。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明君都喜欢为儿子铺路，昏君喜欢为儿子设绊脚石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能干出这样的事，我们是承认的，尤其是胡惟庸和蓝玉很可能对明朝政权的稳定性带来了隐患。
宋濂作为一个文官，跟那些开国功臣还是两码事，虽然资格老，而且与朱元璋亲近，但是并没有实权，朱元璋用宋濂，说白了，看中的还是他的文人名声，而非他的政治能力。
然而不幸的是，已经七十多岁的宋濂，却因为自己的儿孙参与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就处死宋濂，多亏马皇后与朱标力保，才改为发配四川茂州，结果第二年就病逝了。
野史中说宋濂没有参加朱元璋的生日，遭来杀身之祸，是否可信?
朱元璋要处死宋濂，是因为宋濂卷入到胡惟庸案中了，然而这毕竟是他的子孙参与到此案中，朱元璋用不用这样下死手?值得怀疑!
明初大案很多，动辄牵连上万人，死一个人其实也很正常，然而宋濂并非普通大臣，在明史大臣列传当中，宋濂就排在刘伯温的后面。
《明史》当中关于宋濂的死，记录的又是这样简单，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在明朝人王鏊的笔记《震泽纪闻》中有记载关于宋濂的死，更为生动有趣，却更为有意思。
虽然这个笔记更像是野史小说，但是王鏊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不像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他的说法应该有一定的依据。
按照王鏊的说法，宋濂退休回家之后，每年都要到京城参加朱元璋的生日宴会，宋濂作为朱元璋评下的“开国文臣之首”，自然是在列的。
在洪武十二年的时候，宋濂陪朱元璋爬到了文楼，累的气喘吁吁，因为当时的宋濂已经七十岁了，实在是有点老了，当时朱元璋还嘲笑宋濂年龄大了，就问宋濂，明年还能来吗?宋濂表示，岁数太大了，明年不能来了，估计朱元璋当时也是同意了。
但是朱元璋第二年过生日的时候，十分想念宋濂，却忘记说过允许宋濂可以不再来的话，因此就派人前去请，等使者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宋濂在家跟人吃饭喝酒饮食，性情很高，于是朱元璋大怒，起了杀心。
当然，我们对于历史还是应该抱有八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不能轻易下结论。
至于真相如何，估计也只有朱元璋了解了。
宋濂被朱元璋逼死，展示了明朝统治者加强皇权时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其实，如果把宋濂与朱标、胡惟庸这些人扯在一起进行分析的话，很多人可能感觉宋濂不过一个倒霉蛋，如果参考王鏊的说法，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宋濂是倒霉到家了。
宋濂的倒霉绝非如此简单，他倒霉的地方是因为一个时代性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卷入政治造反案件还情有可原，如果是因为皇帝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性命不保，那才是真的悲哀，也许王鏊在笔记中想要表达的大概就是这种悲哀吧!
如果我们把宋濂当作一个明初的一个知识分子，就会发现明初的知识分子，在明朝初期当真是坐了一把过山车，给你送上巅峰之后却脱了轨，摔下来的样子比赵四他爹都惨。
与宋濂同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中的高启，在明初时几乎有着跟宋濂差不多的礼遇，先是参与编修《元史》，后来受命教授诸王，结果却因为在写文章的时候，写了“龙盘虎踞”四个字，被认为是歌颂张士诚，被连坐腰斩。
而宋濂的学生，明初的另一位大儒方孝孺也深受朱元璋的器重，后来朱允炆即位之后，令其主持修撰《太祖实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结果朱棣靖难之役后，因为方孝孺不肯合作，对其进行诛十族的惩罚。
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解缙，也是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甚至在私下以父子关系想交，朱棣即位之后，对解缙十分看重，曾经对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不可一日无解缙。
”礼遇之佳，让人不敢相信，解缙主持校改《元史》，补写《宋书》，总裁《太祖实录》，主编《永乐大典》，结果后来就因为朱棣在外打仗的时候，解缙拜见了太子朱高炽，结果就被朱棣以“无人臣礼”逮捕入狱，最后被锦衣卫用酒灌醉，埋到积雪中冻死。
可以说，从宋濂、高启到方孝孺、解缙，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明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是，能够为我所用，听从安排的话，那就吃香喝辣，一旦认为你有不臣之心，那就直接封杀，死的要多惨就有多惨。
将知识分子的骨头打得细碎，然后再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最终确立皇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这才是明朝统治者的真正用意，宋濂只不过是其中下场还算比较好的人物。
明朝最大贪污犯是明太祖朱元璋?国库之外私设小金库
但是，为了花的方便，皇帝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也就是区别于国库的皇帝的私人小金库。
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到了，称之为内承运库。
的内库，始建于。
按照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对待内库的态度却是前后矛盾的。
起初，明太祖并不想设置内库。
他认为，皇帝享有四海的，理应不屑于为了积蓄私财而设立内库。
他还批评设内库，是有失贤明的错误举措。
在明太祖看来，宋太宗设立私人库藏，存私房钱，很是小家子气。
但明太祖为何食言?一则，内库尽显皇帝的权威，就像山呼万岁一样，尽管不靠谱，却是很受用。
再就是，明太祖是位自满满的主儿。
他起身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会，对官员的各种小心思看得透彻，他甚至自恋地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能够瞒得过他的。
所以，明太祖设立了内库，并将其功能定位于：天下为公。
这样，明太祖就很得意了，设置了内库并辅以必要的制度，既消除了宋内库的弊端，又可以在彰显唯我独尊的同时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且能显摆明太祖的治国才华……可谓一举数得。
事实上，洪武一朝的内库，也确乎按朱元璋的本意，大致是遵循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作用也主要是用于“出财”而非敛财，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赏赐、抚慰百臣下。
按照明太祖的理想，内库实际上是国家性质的，相当于“国家基金”，其支出用途主要是供国家物质性表彰、荣誉性赏赐或者成为表现皇恩浩荡的“福利”而福泽万民。
明太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的法子解决内库和军国社稷的矛盾，通过给内库的功能以“天下为公”的定位，而实现既能使皇帝享有蓄私财的特权，又不至于过度地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
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后世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坚信这种惯例可以延续下去。
就这样，明太祖天真地幻想着大明的江山永固。
明太祖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明太祖在设立内库时，主要考虑的是将内库所藏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周济。
但是事实上，内承运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贮藏着缎匹、金银、珠玉、象牙等奢侈品，这就不可避免地预定了一种奢靡的基调，为后世子孙的敛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明太祖使用特权是为了彰显个人魅力、治理国家。
那么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了而滥用特权了。
那些不肖子孙最喜欢做的就是默许、放任臣下为内库聚敛钱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内库的设立，是作为一种有瑕疵的制度存在的，它体现的是“个人特权”!这与“天下为公”的理念，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冰炭不同炉!它同皇权一样完全游离于监督制度之外。
而专权又为制度的缺陷提供了保护伞。
可以说，内库与皇权相互支撑，最终共同摧毁了明王朝的有序和稳定。
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为了骄奢淫逸，将挪用国库银到自己的内库视为常态。
他们无限扩大和利用了内库的特权，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侵吞国库银，使得明王朝愈来愈趋向衰败，明太祖的理想自然也随之灰飞烟灭。
皇帝本人是特权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只要保证皇帝本人的特权。
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便容忍臣下使用没有对皇权产生威胁的特权。
他们甚至跟贪污官员沆瀣一气，分成赃款。
或者通过抄家的方式直接把赃款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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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悬疑：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如何鼓励民告官？
古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
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
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
”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
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
太仓令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
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
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
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
西汉初，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
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
”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
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开国皇帝似乎是个特例。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
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
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
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
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
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
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的情况--民众借机，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
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的。
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
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
除非是大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讯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想方设法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
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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