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超和谢安是死对头,为和郗超还愿推荐谢安侄子当统帅参与淝水之战?

在这样复杂的世界里，任何人事都是环环相扣的，世界如此之小，千里之堤会溃于蚁穴，南美洲一只蝴蝶扇扇翅膀也会引起太平洋的海啸。

通过裙带关系，一个人拍脑袋，引起全国震动也是合情合理的。

的人脉，一方面是通过清谈、辩论沙龙以及游 山玩水时搭建，另一方面是通过婚姻巩固。

朋友值千金 谢安热衷于参加清谈，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入世水平，增广见闻；最重要的是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影响面。

当时清谈参加者裹挟了几乎所有高官、名士、高僧，分为在朝、在野两个中心，谢安可以说是在野派的领袖，包括谢家兄弟和许询、、孙盛、孙绰、支道林等人。

在朝的是京师建康，包括司马昱、、王、刘、殷浩、阮裕、王、王胡之、韩康伯以及竺法深、于法开、于法威等高僧。

作为在野派领袖和，谢安跟大家PK，自然大受欢迎。

这样的沙龙，让谢安顺利结交许多以及出没于达官贵人家的闲人们。

这些人中，跟谢安关系最铁的是孙绰等人，他们在一起，也不仅仅是玩伴这么简单。

孙绰水平不高。

有一次，孙绰兄弟到谢安家住宿，大家相谈甚欢，但是非常空洞、杂乱。

谢安夫人，当时大名士刘的妹妹，在隔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谢安第二天回到内室，问刘夫人昨晚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亡兄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宾客。

”谢安脸色很羞愧。

至于王羲之，谢安虽然客气地跟别人说，王谢水平不相上下，但实际上，王羲之略输一筹。

谢安更推崇的是王献之。

谢安跟说，我看见子敬（王献之的字），觉得情不自已。

不过那阵子王献之还小。

孙绰是世家子弟，王羲之是在职地级市市长，当时第一流家族琅琊的人，跟他们的交往，可以直接了解上层动态，直接把到政治跳动的脉搏。

至于名僧支道林，学问跨佛、玄两门，他的得意之作是跟冯怀关于《庄子逍遥游》本意的论战，引起了玄学界的关注，名声大振，后来解释《逍遥游》便采用支道林阐明的义理。

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比如许多和尚讲玄，这是中国学术主流由玄学向佛教转化的征兆。

按支道林自己的说法，他跟谢安、谢万兄弟相比是仰攀谢安，抬举谢万，水平大约和王羲之相当。

当年王羲之刚刚到任会稽内史，孙绰对王羲之说：“本郡有个支道林和尚，对问题见解新颖，体会独到，你想见见他吗？”王羲之想，难道还有比我更强的吗？就没有把支道林放在心上，孙绰和支道林一起坐车到王羲之那里，王总是着意矜持，不和他交谈。

支道林只能呆一会儿就无趣告退。

后来有一次正碰上王羲之要外出，车子已经在门外等着，支道林觉得一定要征服王羲之，他说：“您还不能走，我想和您稍微谈论一下。

”于是就谈论到自己最擅长的《庄子逍遥游》。

支道林一谈起来，洋洋数千言，才气不凡，辞藻新奇，像繁花灿烂，交映生辉。

王羲之终于脱下外衣不再出门，留恋不止。

支道林虽然是僧人，但是他经常出将门入相府，而且也有许多高官到寺院来。

僧人在中国，类似牧师在欧美，正因为他们是方外高人，所以高官们对他们客气相待，愿意跟他们聊天。

与名僧人交往，谢安既能了解政坛动态，自己的点点滴滴又很容易传到掌权者耳中。

朋友值千金！千金如粪土！通过沙龙，让谢家广结人缘，但是仅凭沙龙上的来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是不牢固的。

为了家族的崛起，谢家人动用起最传统、也最有效的方式――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 在皇权社会，国家是的“家天下”，儒家添油加醋，定下：老婆要听老公的，儿子要听老爸的，下属要听领导的，整个“国”变成一个大“家”。

在家天下的大前提下，所有的公事，都可以简化成私事，为人处世需要交情，人情大于法律。

大家热衷于通过裙带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东晋时候士族政治地位的建立与巩固，有两个重要依赖因素： 一是靠士族成员在政治德业方面的成就； 二是靠士族阶层在婚姻伦常领域的彼此提携与利用。

士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士族和皇族之间，也通过尚主纳妃而连为一体。

越是政治德业相当、“”的家族，相互通婚的可能性越高。

魏晋以来士族间的通婚，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世婚”，即累世都有姻亲关系。

这种婚姻既包含有伦常交好的因素，同时又不排除某种政治目的性。

二是借助于婚姻“伊我相顾”的彼此提携与利用，所谓“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贵”。

谢家的崛起，裙带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谢家的裙带关系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首席裙带关系。

国家的首要裙带关系，自然是与皇家的裙带关系。

转两个弯之后，谢家跟司马家真的还能搭上关系。

一是康献皇后，她是谢尚的外甥女。

康后临朝的穆帝永和至升平年间，谢尚在政治上屡次被提擢重用，从闲职黄散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豫州刺史。

褚蒜子也是谢尚的保护伞：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谢尚受命北伐寿春，结果大败要收交纪委处分，结果褚蒜子最后只是特令给谢尚降个职称的处分，纪委就不再追究责任。

褚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最后一回是替孝武帝当家，就是在这期间，谢安的政治生涯得到飞跃性进展。

二是刘的关系。

谢安的妻舅刘是几方面都吃得开的人物，他是皇室后人，同时也是晋明帝女婿，跟桓温是连襟，论门户、资望，刘高于桓温，当年皇族因为桓温年轻有为，而且又是皇亲国戚，所以不断重用他。

刘与桓温过从甚密，察觉到桓温，永和元年（345年），朝廷准备让桓温当荆州刺史，但是丹阳尹（东晋的京兆尹）刘不顾政治伦理，挺身而出，认为不应该让桓温官居高位、镇守如此险要的地方，建议由司马昱接管荆州，自己愿意为幕僚辅佐，但是司马昱不同意。

刘又建议自己去做荆州刺史，这个主意更加，司马昱当然更无法接受。

最后桓温还是如愿雄踞长江上游直到去世，还差点篡了晋室。

东晋一朝，最顶尖的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颍川庾氏、陈郡、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家族。

跟顶尖家族结亲，可算是黄金裙带关系。

谢氏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女，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一人便是与“”的太尉刘琨。

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中山刘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范阳、清河、河内司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襄陵、琅琊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与中山刘氏的联姻，使谢氏一下子就进入了高级士族圈子。

到了谢安这一辈，两人娶太原王氏，一人娶陈郡，一人娶高平郗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沛郡刘氏、琅琊诸、泰山、长乐等大族联姻。

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琊王氏7例，太原王氏2例，同郡袁氏、颍川和高平郗氏各l例，颖川庾氏2例，这些人无一不是高门大族。

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东晋前期，控制中央的是琅琊王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也就是琅琊王氏和司马皇室共同统治天下，所以琅琊王氏是头号贵族。

当时可以与琅琊王氏抗衡的是盘踞建康上游的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

谢家跟王、庾二族都是姻亲：谢道韫是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是颍川庾氏的儿媳妇。

王、庾为了江州争斗不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朝廷就希望起用谢氏以平衡王、庾二族。

所以谢尚才趁此机会得到豫州。

谢尚本人娶同郡袁耽之妹。

袁耽是王导心腹，受到王导的特别赖。

成帝咸康初年，历阳受到外敌十多人骚扰，因为袁耽夸大敌情，王导以丞相的身份，率兵亲讨，以牛刀杀小鸡，面子丢大了，朝廷因此觉得袁耽太过轻妄而把他免职，但事隔不久，王导又重新予以用。

所以谢家有袁耽这层关系，跟琅琊王氏的顶尖大佬关系密切。

东晋穆帝以后，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桓温为另一方形成政治对峙。

谢家跟殷浩也有亲戚关系。

谢尚二女儿谢僧要，嫁陈郡殷康。

殷浩是殷康的堂弟。

殷浩娶陈郡袁耽之妹，袁耽还有一个妹妹就是谢尚的妻子。

因此，谢尚与殷浩便有了双重的姻亲关系。

谢尚两个女儿，一个嫁殷家，一个嫁庾家，殷家有个外孙叫殷，庾家有个外孙叫庾恒。

殷小时候天真聪慧，但庾恒却总看不起他。

俩人曾一起去拜访谢安，谢安仔细地看着殷，说：“阿巢（殷小名）确实像镇西（谢尚是镇西将军）。

”于是庾恒小声问道：“到底哪里像呢？”谢安接着说：“阿巢脸颊像镇西。

”庾恒又说：“脸颊像，就一定会有出息吗？”别说脸像，就是全身都克隆，最多也只是脸而已，庾恒这话真是绝倒！要是讨厌一个人，他们身上什么地方都让人不以为然。

司马昱、殷浩的中枢执政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素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

桓温为了对付这帮人，就佯称要北伐，以此胁迫朝廷让权。

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让殷浩亲自率军北伐。

殷浩北伐，以失利被黜而告结束。

他的权力后来由谢尚等人分享。

其中除谢尚都督豫州、扬州、江西诸州军事，领豫州刺史外，殷浩废前所担任的扬州刺史，也由会稽内史、太原王氏的王述接替。

王述家族与谢氏有着两代相继的姻亲关系。

谢万是王述的女婿，而王述王国宝，又是谢安的女婿。

王述的这一层关系，对谢安对抗桓温帮助很大。

谢安说王述做人：“剥去皮都是真率的。

”王述对桓温一向反感。

王坦之曾经担任过桓温长史，桓温曾为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但是被王坦之的父亲王述拒绝，理由是桓温是大兵出身，大家门不当户不对。

后来大胜，攻下洛阳，提议朝廷迁都，大臣们吓得半死，因为如果真的迁都，无异于被桓温挟持，皇帝准备派人跟桓温说NO，但是王述出主意说：桓温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吓朝廷，我们只管答应他，看他如何收场。

果然如王述所说，桓温最终没有成事。

但是桓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要把洛阳皇宫里的钟迁来建康，钟代表皇权，要迁这些东西，一般需要皇帝出马，桓温的打算，等皇帝到了洛阳，就可学当年，挟天子以令天下。

这时，又是王述出头说：迁钟不如迁老皇帝们在洛阳的陵墓。

把桓温噎得无话可说。

父业子承，后来王坦之也成为谢安对抗桓温的主要盟友。

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以及婚姻伦常中的特殊关系，为谢安、王坦之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抗桓温的过程，就是谢安一步一步巩固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坦之以外，最重要的盟友还包括琅琊王氏的王彪之。

王彪之是王羲之的堂弟，谢奕女婿王凝之的从叔。

当年殷浩北伐失利，桓温准备以此为借口逼迫殷浩让权，王彪之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

他曾对司马昱说：殷浩去职，并不能给朝廷带来安定，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殷浩让权，而是在于桓温想借殷浩之事，发贰逆之心。

因此，他劝殷浩以静制动，不要让桓温有机可乘。

后来司马昱死后，王彪之更是与谢安一起并肩抗桓，终于替保住了这一片江山。

除此之外，谢安弟弟谢石的老婆是名人的侄子、东晋尚书右仆射诸葛恢的女儿，诸葛恢有三个女儿，嫁的都是高官，大女儿嫁给太尉庾亮的儿子，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了，大女儿又改嫁江，江后来当过尚书仆射。

二女儿嫁给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

诸葛恢的儿子娶了当过尚书右仆射邓攸的女儿为妻。

当时，小女儿还没有嫁人。

当时暴得大名的谢尚，觉得自己官位还够格，就想着替堂弟谢石向诸葛家提亲。

诸葛家是老贵族，而且是当初随一起过江的元老，地位亲显，东晋初年，能与琅琊王氏以及颍川庾氏相抗衡者，惟有一家而已。

诸葛恢这人一向以族望凌人。

诸葛恢和丞相王导两人一起争论姓氏的先后。

王导说：“为什么不说葛、王，而说王、葛？”诸葛恢说：“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 老贵族诸葛恢看不起新贵族谢家，他毫不客气地回拒说：“羊家、邓家和我们是世代姻亲，江家是我看顾他，庾家是他看顾我，我不能再和谢裒的儿子结亲。

” 但是越是新贵族，越是想跟老贵族搭线，谢家还是心心念念诸葛家小女儿，于是等呀等，等到诸葛恢死了以后，诸葛氏家道中落，谢石才娶到诸葛恢的小女儿诸葛文熊。

结婚时，王羲之到谢家去看新娘，看到新娘还保存着诸葛家的世家老礼法，容貌举止，端庄安详；风采服饰，华美整齐。

真正大家闺秀气度，王羲之叹道：“我活着时嫁女儿，也仅仅能做到这样啊！” 诸葛恢没想到小女儿嫁得最好，谢石后来当了尚书令。

只能说诸葛家风水真是好。

谢氏的联姻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注意信仰，比如重视跟通玄世家联姻；三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

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世族联姻。

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

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要叫谢尚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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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四处打着“兼爱非攻”的旗号，到处行侠仗义。

尤其是在很多作品中，还经常出现墨家与秦国对抗，阻止秦国去吞并其他国家，或者是在统一六国之后，还坚持帮着六国遗民复国。

总之，在这些现在的这些作品中，墨家基本就已经放在了秦国的对立面。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的墨家，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不过就像很多演艺作品中所讲的那样，墨家和儒家，其实还有这非常大的区别。

墨家由于没有像儒家那样完整的师承，并且缺乏正史的记载，因而现在仅能通过一些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以此来推断墨家的发展和衰亡。

在与时代相差不大的的庄子，在他的《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当时墨家：“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 别墨 ，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 《庄子》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为墨子死后的墨家状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记载。

根据其中的记载，在墨子去世后的庄子时代，墨家已经分裂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三派，并且这三派就像后来欧洲的基督教派一样相互攻讦，认为对方是“别墨”。

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庄子的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会很熟悉的名词“巨子”。

从庄子的描述来看，巨子在墨家的地位可以说极为神圣，以至于被封为圣人，甚至让人愿意为其舍身。

不过考虑到三派之间相互敌视的关系，因此可能三派各有他们的巨子，甚至在之后的发展中，可能伴随着墨家的不断分裂，还会有更很多的巨子。

墨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很类似于后来欧洲的基督教发展 不过有关于战国时期墨家的记载，目前已发现留名的仅有三位。

那便是在《春秋》中，所记载的孟胜、田襄子、腹三位。

这三位中，于本文另一个主角——秦国，发生接触的，便只有腹一位。

但就至少这两位的经历来看，墨家和秦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甚至还相当和睦。

门人们所著的《》，是窥探墨家和秦国之间关系的重要资料。

在《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腹：“墨者有巨子腹，居秦”。

他的儿子因为杀人罪，按照秦律都该处死，考虑腹年岁已高，且只有这一子，因此决定网开一面，但是腹坚决拒绝，并将自己儿子处死。

这篇文章中的记载，可以说不仅与我们现在在各类作品中，所熟知的墨家和秦国关系不符，甚至可以说还是非常的具有颠覆性。

秦惠文王是之子，在武力扩张方面，也表现的极为积极。

就这样一位君主，如果按照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显然应该与墨家不共戴天，但实际上秦惠文王会为了腹之子亲自向腹求情，很明显作为墨家巨子的腹，在秦国的地位绝对不低。

秦惠文王时期的对外扩张政策，理论上本不应被墨家接受 同时从《吕氏春秋·去私》这段记载中，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腹在坚持处死自己儿子时，表示“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此所以禁杀伤人也。

……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

”从这一段来看，此时即使是在以法律严明著称的秦国，墨家本身，其内部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甚至可以说。

这个“墨者之法”甚至比秦国律法更加严苛。

这从某些角度来说，倒是和过去一些黑社会组织帮派中，林林总总的“规矩”颇为相似。

秦惠文王时代的秦国墨家仍然保有自己的组织 那么为何本应坚持“兼爱非攻”的墨家，最后会和秦国合作呢?首先正如之前所说，墨家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团体，比如在《吕氏春秋·去宥》中，就记载了“东方之墨者谢子”求见秦惠文王，但是被“秦之墨者唐姑果”从中作梗，因而未能得到秦惠文王的重用。

其次，墨家与秦国的结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互相需求作为基础。

墨子本人虽然反对礼乐制度，但同时主张建立以“贤明之君”为基础，具有层次性的官僚统治。

这一点与变法之后，逐渐行成的秦国政治制度，本身就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同时秦国军功授爵和土地的制度，对于本就带有准军事性质的墨家组织来说，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秦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墨家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而对于秦国来说，墨家也有着很大的价值。

这不仅是在《墨子·公输》中记载的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墨子组织攻宋的故事，除此之外，在《吕氏春秋·上德篇》中，还记载了：“孟胜为墨者钜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

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

”也就说到这位楚国阳城君，时在楚国变法末期的人物，而孟胜能够胜任替一个楚国大贵族保卫封国重任，可见墨家还依然保留着相当的军事素养。

而这对于处在中原西陲，军事技术较为落后的秦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墨家的军事素养让他们比另一个显学儒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重视 与此同时，秦国对于墨家的重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依靠墨家，来为自己完善政治发展的理论，并获得舆论上的优势。

比如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中，其阐述的思想，就与墨家思想，有着极高的重合。

而墨家“世之显学”的地位，让墨家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原社会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显贵与另一个“显学”，和秦国政治思想相差太大的儒家，墨家无疑更容易被利用，以此来为秦国的扩张在舆论上造势。

墨家在当时诸子百家的地位，让他们成为秦国值得依仗的重要喉舌。

那么与秦国有着利益关系的墨家，究竟是如何消失的呢?有关墨家的衰落，目前已发现相关的文献和出土，还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

不过伴随着的建立，以及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政府在中原大地诞生，墨家与那个诸子的时代，一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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