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家湾兵变是怎么回事?
【千问解读】
在抗战结束之后，青海马步芳军队的老窝发生了一期震惊了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二人的事件。
1945年8月的一天，马步芳最嫡系的起家不对82军总部驻地乐家湾，一群人突然就冲了进来，他们劈胸一枪就吧军参谋长金耀星给打死了，随后就是满司令部的乱闯，到处闻马继援在何处。
他们还打开了军法处监狱，让里边的犯人全跑了出来，一时间，乐家湾军营枪声四起，留守的马家各级官佐四散躲藏，青马指挥中枢大乱。
马家军一向以治军严厉著称。
马步芳统御军队，一用宗教，二用封建宗法关系。
青马的上级军官几乎都是马家宗亲，整个部队处于这种纽带的严密控制之下，在外界看来，基本是铁板一块，其凝聚力远超其他国民党军。
这一超出所有人意料的事件，史称“乐家湾兵变”，当时曾震动一时，让马步芳暴怒异常，大失脸面。
乐家湾在西宁东郊，地扼山口要冲，早期即被马步芳辟为军营，还建了机场，1936年红西路军失败后，大批被俘的红军被解押到青海，就是在乐家湾集中，被编入82军补充团去修公路。
兰州战役后，马家父子逃走，也是在乐家湾上的飞机。
什么人能进乐家湾，还敢一枪打死马步芳的军参谋长?此事的亲历者、与马继援熟识的李文实，当时正在乐家湾军营，记载了这次兵变的一些事。
这起事件称为兵变，是因为参加哗变的，都是82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但领头的人，却和青马没有任何关系。
平时，青马内部的矛盾难为外人所知，但各种矛盾并非不存在，青马士兵全部来自本地，要顾及家庭和亲属，有怨在心，大多敢怒不敢言。
事发前，马步芳去重庆开会，临行前给乐家湾军营放了假。
平时乐家湾警卫严密，一般闲杂人等根本进不去。
放假就不一样了，军营里只有一些勤杂和无家可归的人在留守，控制一松下来，外面就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到来，在这时，恰好成了一堆干柴上的火种。
马步芳的起家老本青马82军，有个军部直辖的骑炮团，地位相当于马步芳的亲军，装备好，待遇高，团长的军衔是少将。
当时的骑炮团团长马正魁，要调任青南警备司令，马步芳把遗缺给了暂81师的团长马璋。
骑炮团3营营长马福麟，是马继援的亲信，没能升任这个他认为非己莫属的少将团长，心中大为不忿。
让马福麟没想到的是，接下来，马璋留下的团长一缺他也没捞上。
不管凭资历、能力，还是凭和马继援的关系，都让马福麟咽不下这口气。
乐家湾放假后军营管理松弛，这时，正好这个人进营来看他，相见一诉苦，此人对马福麟说：这事太欺负人，就看你敢不敢干，要干就干他一票大的。
见马福麟还有担心 ，他拍着胸脯说：兄弟我行走江湖几十年，到处都有朋友，咱们干完就走，有了人马枪支，哪还找不到咱们的栖身之处?
此人叫席老三，河州东乡人，原名不详，是个常年闯荡甘青、绥西的老江湖。
席老三的话，马福麟是相信的，因为席老三是哥老会的龙头大哥。
民国时期，哥老会和天地会、青帮齐名，并称江湖三大帮派，其会众广布于华南、西南和西北，分支众多、势力巨大，为人熟知的如四川袍哥，就是四川哥老会。
在民国历史上，哥老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的功臣，也是一支成分复杂、毁誉不一的民间秘密组织。
西北的哥老会是左宗棠西北平叛时带进来的，会众之间在战场上舍命相助，骁勇敢战，对老湘营战斗力的维系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时常无视军纪，聚众讨饷，甚至杀死营官，很让左大帅头痛，最后只好一禁了事。
会众就此散入了民间，留在西北的哥老会，在陕西、新疆都曾率众举事，响应辛亥革命，进入民国后，尽管被一再打压，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日军侵华后，就曾经对华北、绥西的哥老会屡加引诱。
哥老会有严格的帮规，对违规者处置极为严酷，辈分、礼仪方面也非常讲究。
他们视讲义气、守信用为生存之本，相互帮扶、救危济困不容稍有懈怠。
会中人相遇，有自己的一套密语和手势，走到哪里都有依靠。
他们散布于社会各行业，一人有难，同门舍命相帮，一般人都不愿意去招惹。
哥老会历来行事隐秘，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席老三在哥老会中的地位和其他经历，没有记载，也就难以了解更多。
乐家湾青马军营里，马福麟与席老三一拍即合，立即就聚集起了一群人，都是些对现状不满的底层官兵。
两人计划，动手那天，先打开马福麟营的军械室，取得武器后，就冲进军部劫持马继援，让马继援下令，让负责外部警卫的排以上军官进来开会，一举解决掉，然后再号召士兵们跟他们走，能拉过来多少人就拉多少人，打开军火库配足枪支弹药，最后或打进西宁，或拥众远走，另谋发展。
酝酿准备接近成熟的八月十六日，马福麟突然得到兵变可能被泄露的消息。
情急之下，席老三当机立断，不待人手聚齐，立即开始行动。
这天傍晚，席老三带着二十多个人顺利地打开了营军械室，拿上枪支，一路冲进了军部。
接着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军参谋长被枪击，军部大乱，席老三一手持长枪，一手持短枪，带着一群人东冲西撞，把军部搅了个底朝天，他们疯了一般的在搜寻马继援。
马福麟熟知军营情况，席老三谋事老道、胆大果断，这个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马继援这晚不在军部。
马继援不在场，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就过不去了，这就是负责警卫军部的骑8旅2团，是军部驻地唯一必须解决的劲敌，这个团的团长是马英，此人机警凶悍，五短身材，绰号“尕马英”，熟悉西路军历史的，都看过马家军刽子手屠杀红军后说的一句话：杀得太多了，人血闻着心里潮的很!这句话就是马英说的，当时他是马步芳的传令队队长。
席、马二人重点算计的就是这个马英，不能将马英和他手下的军官诓进来收拾掉，仅靠几十人的力量，去对抗青马精锐骑8旅的一团之众，简直是以卵击石。
现在功亏一篑，徒呼奈何，众人只能鸣枪泄愤，乱中脱身，兵变开始数小时后，他们在夜幕中撤出了乐家湾。
马英听到枪声，在得知马继援不在军部后，不是急于带人冲进去，而是立即派兵把住了军火库和各处要道，他本人全副武装，带着机枪守住总部大门，观察情况以判虚实。
军火库是席老三的重要预定目标，抢不抢上武器先不说，放把火就足以在马家父子心头剜肉，而控制了要道，即使闹事的人再多，也难以相互会合支援，从而掌握住进一步应对的主动权。
这个尕马英能受马家父子赏识，看来确实不好对付。
此外，当时事起仓促，情况不明，马英担心手下有人参与哗变，也不敢贸然出击。
席老三的这一闹，别看人不多，但马家军官们从没遇过这等事，军部突然枪声大作，大多数人一下都蒙了，根本想不到闹事的只有二十多个人，马英还算清醒，但也如临大敌。
马家父子大怒之下，所有临近各县立即全面封锁盘查，不出几天，举事的人都被抓了回来，以马家的残暴，人人已知难逃一死。
马继援厚葬了替自己而死的金耀星，亲自参加对席、马二人的审讯。
马继援这时已接老子马步芳的班，任第82军军长。
马福麟被俘后一会儿喊冤，一会涕泪横流，让人不明所以。
轮到席老三，就残酷得无以复加了。
这是有缘由的，前面说了，席老三是哥老会的龙头大哥。
哥老会跟马家军可是有着将近百年的渊源。
一句话概括，是百年的死敌。
当年跟随左宗棠西北平叛的湘军，和曾国藩那会一样，大半是哥老会的会众。
这些人在西北平叛，和西北叛军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
马步芳的爷爷马海晏当时是叛军首领马占鳌手下悍将，后来在新路坡一战，马海晏设伏大败湘军，哥老会会众伤亡惨重，双方仇怨更深，这也是左宗棠西北平叛期间唯一一次败仗。
马占鳌虽然获胜，但知道自己绝不是左宗棠的对手，反而投降了左宗棠，马海晏一起跟着投降，当了督标中营管带，反过来捕杀西北叛军。
左宗棠虽然接纳了叛军的投降，哥老会却没有忘掉血海深仇，无奈马海晏官越当越大，又有甘肃提督董福祥撑腰，哥老会一直找不到机会复仇。
辛亥革命，哥老会又再次成为西北革命军的主力，此时马占鳌已死，其长子马安良组织了西军马步十四营，马海晏之子马麒任帮统，出兵攻打革命军，哥老会会众死伤惨重，双方仇怨再深一层。
后来马安良遭到北洋势力排斥，马麒趁机取代了马安良，投靠冯玉祥，正式称霸甘凉，这就是马家军的由来。
马麒死后，次子马步芳驱逐其叔马麟，成了马家军的掌门人。
对于马家军的起家和哥老会之间的仇恨，马步芳清楚得很，听到这次兵变为首的竟然是哥老会的席老三，还让百年死敌杀进了自己的军机重地，这让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恨得咬牙切齿。
百年的死敌竟然和马继援的亲信勾结，在马步芳最嫡系、最心腹的起家部队青马82军发起兵变，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因此马继援堂堂一军之长，审讯时竟亲自动刑，他手里拿了一把裁纸刀比划，对席老三说，不从实招来，就划开你的小腿肚子，席老三坦然伸腿受刑，倒是马继援怯了，闭上眼睛随便划了几刀了事。
在这之后，任马家用尽酷刑，席老三只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件事，其他一字不吐，相当的江湖本色。
马振武是马步芳的外甥，此时接替金耀星的军参谋长职务，负责审理此案。
他把席老三的做派告诉了李文实，李文实非常好奇，就想见见这位江湖人物。
监号里的守卫说，对席老三已经停止用刑，只等处决了。
见到人才发现，原来远近闻名的席老三，是一个面孔黝黑，身材短小，普通庄稼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貌不惊人更兼遍体鳞伤，实在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席老三见李文实不是来提审的，就开口对李文实说：要不是自己当时身体发热(重感冒)，那些人根本别想抓住他，他平素腿脚利索，能双手用枪，这次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如今一死而已，别的不想多说。
李文实在席老三行刑后，又专门去看了这位江湖硬汉的尸首，全身被打了几十枪之多。
第二年，那个去玉树任青南警备司令的马正魁，因苛待部下太过，手下的连长带兵哗变，杀死了马正魁及其亲信，逃到了西康地区，因鞭长莫及，马步芳只好以不咎既往为诱饵，把这个连长骗回西宁处决了。
连续两场兵变，马步芳都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下去了。
镇压乐家湾兵变的马英，后来升任青马骑8旅旅长，这个骑8旅是青马参加内战的骑兵主力，自出兵陇东后，合水、西府屯子镇、咸阳、固关诸战，几乎无役不与，是青马的一支急先锋，给一野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
固关战斗一野歼灭青马骑14旅时，旅长马成贤多次发电给骑8旅要求救援，每次都回复五分钟就到，不来相救的也是这个马英，他与马成贤不和，后来被马步芳痛骂一顿，并未追责，由此也可见此人在青马军队中的地位。
兰州战役结束，青马残余败退时，其上层将领开过一个桥头会议，众头目说来说去，还是决定不打了，一致同意给彭德怀司令员写信请降，而当时唯一没有在上面签字的，就是这个马英，他自恃骑8旅建制完整，未受什么打击，声称要到草原上和解放军打游击，青马残军全部投降后，马英也领了解放军官证，却迟迟不到解放军官训练处报到，虽经解放军宽大对待，仍然聚众发动了叛乱，这也是青马残余的第一起叛乱事件。
马英聚集起数千人，围攻湟源、大通，气焰极其嚣张，叛乱被一野第1军奋力平息，在溃逃中，马英在拼命爬山时，被1军骑兵营的司号员杨孝忠开枪击毙。
兰州战役结束后，马家父子带着几个近亲和黄金的出逃，对青马震动巨大，连他的亲戚马振武都说：“长官、军长都飞走了，咱们这些人，对他们父子也没有尽不完的忠。
”此时马家军部队上下离心、官兵失和，各级军官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马继援的坐车驶进乐家湾，岗楼上的哨兵对着车子就是一枪，这要在以前会被当场正法，此刻的马继援，也只能加速通过，赶快奔向飞机。
护送黄金的警卫排长伸手就抓了七八根金条，对监运的马家亲信说：我拿几根养家糊口，你们没意见吧?一堆带将花的，此刻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河西围剿红军的主要干将韩起功，此时是青马新编骑兵军军长，所携家财被手下士兵一抢而光，本人还被打了一顿，是骑着一头牦牛，到张掖向解放军投降的。
如果说乐家湾兵变时，马家军还处于上升期，内部矛盾还能盖住，到了1949年，马家父子来了一个事到临头各自飞，平时的积怨、矛盾暴露无遗，人心散了，马家军也就走到了头。
秦始皇嬴政不停开疆拓土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是自卑心在作祟？
但另一方面夹说，他的生命又只属于青春，只属于建功立业、开拓疆土和永无穷尽的征服。
当天下统一、海内平定、人民，他的敌人、对手和对立面逐渐消失，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空壳，显得毫无意义。
然而，他向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之辈，他不能容忍停止、寂静，不言爵忍生命的虚度、空耗，他要继续建功立业，创造人间奇迹。
于是，他横征暴敛，滥发谣役，修建庞大的宫室。
据说秦阿房官规模宏大，建穿雌伟，“覆玉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二川溶溶，流人宫墙。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鳗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宫内可容纳十万余众。
赢政修建如此宏大的宫室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事乐欲，不如说是一种“自比天高”的膨胀欲所致，乃是抑郁人格者的独特作为。
网络配图 与此同时，赢政坐着由六匹马挽驾的金银车，后面簇拥着一大批文武官员、近侍宠臣、皇后殡妃，开始了他的长途巡游。
每到一处，立石刻碑作为纪念，石碑上盛赞他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威严，充分表现出他自大狂的特性。
他在泰山封一裸为他遮雨的松积伪“五大夫……因嫉妒湘山祠两位美貌贤惠的女子――湘神，下令伐尽湘山树木，火烧湘山祠，馈赠她俩一座光秃秃的小山。
赢政的第三次出巡触目惊心，韩国姬公子()收买的刺客从山上飞下一柄120斤重的大铁锤，将一辆副车击得粉碎。
在荆柯刺秦十年之后，死亡又一次以激烈、残酷的形式走到他的面前。
对死亡的忧虑使赢政不胜感慨，他获得了一切，征服了一切，可他征服不了死亡。
死亡通过疾病正在逐步摧毁他强壮的肌体。
网络配图 就在遇刺的前一年(公元前219年)，他巡行到齐国故地，齐人徐市()等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菜、方丈、赢洲三座仙山，山上居住的仙人手中有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药。
于是，他派徐市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下海寻觅仙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建功立业与死亡恐惧之间的紧张。
徐市一去不回，渺无音讯。
赢政又派方士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两位传说中的古宁钊山，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觅长生不老的仙药，仍然没有结果。
卢生对赢政说：“臣等求灵芝、奇药和神仙，经常碰不见，因为物类中有忌害。
按照神仙方术，作为人主的必须微仔以避恶鬼，避开恶鬼真人方至，希望陛下所居的宫室，不要为人知晓，这样，才能求得不死之药。
”。
于是，赢政下令把成阳附进200里内的270所宫观用天桥、角道互相连接。
他自己在这众多的宫殿里行居不定，有敢说出他居室的，立刻处死。
一次，赢政来到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走出宫室，随行的车骑众多，他很不高兴。
后来，有人把这话告诉了丞相，丞相就减少了相随的车马。
赢政知道后，认为是宫中侍从泄漏了他的话，一一审问，无人服罪。
他下令逮捕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一律杀掉。
此后，他的行踪就再没有人知道了。
网络配图 赢政的暴决残忍，使许多方士儒生惊恐不安。
为他寻仙药的、卢生在一块儿商议说：“始皇为人，天性刚厦自用，起自诸侯，兼并了天下，称心得意，为所欲为，自以为从古至今没有能胜过他的人。
他重用狱吏，博士虽有70余名，只是凑数樱设，并不任用。
皿相和大臣都接受成命，唯上是从。
皇上乐于以重刑、杀戳树立威权，天下持棒禄的官吏畏罪伯事，不敢尽。
忠直言，皇上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日益骄横，臣下数衍了事，苟求容身之地。
按照法律，如果献方不灵验者要立即处死，这如何是好……” 他们索性逃走了。
赢政得知自己受骗，大发雷霆。
他说：“拟召徕方士游览各地，寻求奇药，奇药未得，不辞而别，徐市人海寻仙，花费数万，仍未所得，只是空空地每天听他们互相告发非法牟利。
卢生等人我平日十分敬重，赏赐甚厚，如今不仅逃走还请诽谤联!”， 他下令把咸阳的一帮儒生捉拿归案，严加审问，追查诽谤者，那班儒生经受不起严刑烤打，互相告密开脱自己。
赢政亲自圈定了460余名儒生，以“妖言”“讨卜谤”罪活埋。
这就是“坑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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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对白居易的影响是怎么回事？白居易对牛李党争态度
唐王朝长期隐藏的各种矛盾终于白热化，各种社会危机全面激化。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国力、民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史载：“函、陕凋残，东周尤甚。
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
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旧唐书·刘晏传》)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成为社会的三大毒瘤，唐王朝从此，盛世不再。
惨烈的社会现实，盛与衰的巨大反差使得诗人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说过：“诗言志。
”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与其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
要真正读懂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理解诗歌所反映的诗人的“志”。
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是所处的时代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地卷入其中，使得他们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感慨表达出来。
在当时的文人中，白居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取进士;两年以后，又应吏部试，并于贞元十九年(803)春以书判拔萃科登第，任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官生涯，直到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白居易算是个长寿者，他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九个的统治。
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结束了七十五个春秋的漫长人生，。
他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诗歌约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
自二十九岁登第起，白居易的创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紧紧系在一起了。
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部分特质。
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
一、关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
牛党大多是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
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
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
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
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
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
二是如何对待藩镇。
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
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
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
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
牛僧孺却，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
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
唐武宗死后，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用，李党全遭罢斥。
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①，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
二、白居易对牛李党争的态度 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陈寅恪先生论定，白居易在牛李党争的政治分野中属于牛党，有学者从以下几个理由说明：“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门第及进士科第的出身，这使他容易同牛当气类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士案及长庆元年的重考进士案中，白居易虽系秉公执言，但显然都站在牛党一边，这有白集中《论制科人状》及《论重考进士事宜状》为证;第三，考其行状，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处进退，大抵与牛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官职的升迁，或采取求任外职、求分司等防嫌远祸的保护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党得势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从诗集可以看出，白居易与李党领袖李德裕即甚疏远，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第五，会昌六年武宗殁，宣宗继位，罢李德裕相而李党失势，白居易从弟敏中入相，遭李党贬逐之五相同日北还。
”② 然而，几乎一踏入仕途就与党争发生了纠葛的白居易，居然能够奇迹般地存活在党祸炽烈、宦途艰险的缝隙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清虚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势力，并懂得以足够的权变来应付事态，回避矛盾，力求以调和、骑墙的态度超然于党争之外，而决不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
三、牛李党争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牛李党争在对白居易政治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
首先，其诗作内容发生了变化。
白居易长庆二年以后创作的诗歌很少反映时事，多为闲适诗、感伤诗，以吟咏山水、性情、友人间的思念、问候为主，尤其是因病免苏州刺史以后的作品，白居易自谓“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白居易集》之《序洛诗》)，诗作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不愁衣食、得享天年的知足。
对所处的时代满足： 缅思山梁雉，时哉感孔圣。
圣人不得所，慨然叹时命。
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
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对自身境况满足： 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章。
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
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
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
心安不移转，心泰无牵系。
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
匡当垂老岁，所要无多物。
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
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狂言示诸侄》) 诗章人与传千首，寿命天教过七旬。
点检一生侥幸事，东都除我更无人。
(《狂吟七言十四韵》) 与这种平庸“知足”的心态相应，白居易还写了大量反映其安适生活的乏味诗篇，例如: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
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
更无忙苦吟先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乐》)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
尽日一飧茶两碗，更无所要到。
(《闲眠》) 此外，白居易还公然鼓吹庸人哲学： 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
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
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通心神。
(《读道德经》) 尊荣富贵难兼得，闲坐思量最要身。
(《偶吟、自慰,兼呈梦得》) 由于白居易写作了大量类似文中提到的内容庸俗的诗篇，因而有论者批评其晚年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堕落为只关心自己安乐与否的庸俗官僚，也有论者以为白居易作为诗人有用诗歌记录生活的习惯，所以日常琐事无不入诗，这些诗歌是其晚年生活、心态的自然写照，但一个人的活动、作为是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忽略探究诗人此种心态的成因及其写作此种诗歌的目的。
实际上，诗人之所以创作大量内容庸俗的诗篇与党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牛李两党交替执政，争夺激烈之时，诗人当然不会对时政轻易发表反对意见或对所处时代、对自身境遇表示出不满，那样做无异于是对牛李两党中的执政一方提出指责，无疑会惹怒执政者，牵扯进党争的漩涡，已然选择退步抽身的诗人当然不会冒这种风险，因而正如张安祖先生在《外容闲暇中心苦，谁得知》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他是以口口声声的“知足”，掩饰内心的不足，是以表面的“乐”掩饰心中的苦与忧。
时君昏庸、朋党相争的现实迫使有志向有才能的诗人不得不选择隐居的生活来避免与黑暗、腐朽势力的同流合污。
这是一种无奈的、痛苦的选择，这种不得不放弃平生志向的隐痛，需要也只有靠诗人自己去排解，于是他试图用庸人的眼光去发掘能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理由，用知足保和的思想去麻痹自己，当发现这并不起多大作用时，便又借助于参禅、饮酒、学道，去寻求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平衡，如在《对酒闲吟，赠同老者》中云： 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
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
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
于中我独乐，此外吾不知。
又，在《对琴酒》中云： 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
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
其次，牛李党争的影响也反映在其后期创作的艺术形式上。
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以后，很少再创作七言古体诗，原因在于这种七言古体诗宜于用来叙事、抒发豪壮之气。
但于长庆二年以后，诗人因受党争影响，对时事已闭口不谈、不置是非，没有强烈的感情要抒发，故而很少写作七言古诗，而是大量写作篇幅短小的近体诗绝句。
即使对于朝中“甘露事变”那样的重大事件，诗人亦不惊心，其为此事所作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诗，其云： 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 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
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而且，从中难以看出诗人对这次流血的朝中惨变有什么明确态度，这又说明党争使其对朝政已失去心，懒于评价。
第三，牛李党争的影响也反映在其后期创作的表现手法上。
在白居易思想转入消极之后，创作了大量的寓言诗，如《池鹤八绝句》： 尔争伉俪泥中斗，吾整羽仪松上栖。
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轻野鹤重家鸡。
(《鹤答鸡》) 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
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
(《乌赠鹤》) 吾爱栖云上华表，,汝多攫肉下田中。
长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
(《鹤答乌》) 诗中白居易以池鹤自比，表达了自己对庸俗、虚伪、贪婪的官场中人的鄙视与厌恶。
诗人之所以创作大量寓言诗，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志向与见解，也正是由于受到党争的影响，诗人处境十分尴尬，因此他一反自己所提倡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并序》)之主张，而是选用寓言诗的形式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爱憎。
综上所述，牛李党争在白居易政治态度由积极走向消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是牛李党争的现实使得白居易认清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肮脏与险恶，从而对官场丧失了最后的信心，是牛李党争使得白居易不得不选择逃避的政治态度，这种消极逃避的态度致使其后期诗作绝少与时事政治相关联的内容，像其前期所作的《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战斗性诗篇更无由得见，而是始终充溢着一种看似知足保和但却令人无法随之轻松释然的沉抑的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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