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惊艳中国千年的玉器之美
【千问解读】
1921年，红山文化遗存被发现;1935年，对热河省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1956年，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20世纪70年代末，在辽西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发现近千处遗址，并对辽宁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
据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数千年前，先民遗留的玉器、石器，经过漫长的岁月，深藏于山谷之中，浅葬于山巅之上或散落于原野河川。
都无一例外的要经受几千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酸碱浸蚀及大自然的地磁、地热、地压、地震、光照、山火、地气、冰冻、氧化等自然环境变化的反复侵袭，造成玉件、石器本身出现不同的外观与内质的各种表相或肌里的“次生”变化。
用软玉制成的物件，由于独立个体的存在，不同于它在原生矿体内的环境，在自然条件中，在受到内外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下，使不同的晶体结构、不同元素种类含量的玉器，内、外都出现多种“次生”美丽可爱的不同自然纹理、包浆、皮壳、蚀痕、融洞及沁色。
有的呈像于表，有的内含于里。
在15倍放大镜下观察有云雾状、云团状、羽毛状、浪花状、冰花状、棉絮状、松针状、束丝状、杂草状、菊叶状等等。
组合不同，凹凸各异，色彩斑斓，犹如一个“万花筒”美不胜观，这些神奇的物象就是岁月的痕迹。
这些不同玉质在不同环境下的本质变化是人工无法仿制的。
真品玉件上的小蚀洞内有一层老化的“包浆层”，有的蚀孔深处出现风化矿物质纤维，类似碱霜状物质。
真品红山古玉钙化成“鸡骨白”色的“玉皮”是微透明状，硬度仍较高，用指甲是抠不动的。
用火或生石灰烧出的伪品“鸡骨白”表面由于快速加热形成急速的“钙化层”，至使伪玉表面玉质变松，变软，用指甲一抠就碎，表面的“白色”不坚硬。
凡鸡骨白色红山与良渚古玉真品的沁裂内，多有玉中年久的酱色“沁浆钙化物”，把沁裂、沁孔“封闭”，呈现出重色凝固条纹，人工钙化的伪品则没有此现象。
新出土的红山与良渚古玉孔洞深处偶有水油状物质泌出而除不净者，均为真品。
凡红山与良渚古玉盘玩后即光亮、温润，停盘数日即灰暗乌光，再盘即亮者均为真品，说明年久古玉吸收的地下异物微量元素在继续排出。
玩玉之人称：佩戴古玉可吸收体内有害成分，可能这就是古玉的独特功能。
此传说目前尚无科学论证。
对于红山与良渚古玉，凡玉件表里呈现过渡型半钙化半透明者多为真品。
真品玉质变化发自肌里，而伪品经人工处理附着于表。
这就是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遗址远古玉器的“共性”。
在“共性”的基础之上，再对各不同文化遗址的发掘古玉器物的时代特征、玉材产地、地理环境、制作工艺、造型风格、崇拜图腾、氏族部落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特性”进行综合全面的审定，即可做出鉴定远古真玉(软玉)制品的正确结论。
辽西地区并不是边远的文化区，也不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次生文化，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将会证明，红山文化不但代表着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比中原地区更早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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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燕国经济文化简介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于燕地，是为燕召公。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西周初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燕地为燕国始封地。
时山戎不断南下侵扰，燕国被迫迁都临易。
打败山戎之后，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
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
子之之乱后，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
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与逃到代地的赵公子嘉联兵与秦在易水西决战，失败后，燕军主帅太子丹逃匿于衍水，被秦将李信追斩，燕王喜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了辽阳。
五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空前繁荣起来。
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地方行政 战国时期，燕国在与北胡相邻的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郡县制。
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为"都"。
学术界认为战国燕国郡邑名称有25个。
官制 在中央官职方面，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将和相，分别主管文武之事。
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无疑有利于国君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上。
相，是文官系统的首脑。
曾任燕相的有:子之(时)、公孙操(燕惠王时)、栗腹(燕王喜时)。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的首脑，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市被、秦开。
将军中又有"上将军"，曾任此官;战国时的上将军，地位相当于春秋时的元帅。
其他见于文献的武官还有"司马"。
爵秩方面，燕国的爵秩等级大致分为卿和大夫两级。
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
俸禄方面，燕国采用的以是"石"计禄。
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
"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
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
一般是采郡、县两级制。
见于燕国的郡有5个: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郡的行政长官是"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
由官印还可获知，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等。
农业 燕国燕山以南以农业为主，以北以牧业为主，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
大至东部沿海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铁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
燕国的畜牧业区域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地区，农业区域在蓟城以南的地区，渔业、盐业区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和各岛 屿，以及 辽水、鸭绿江下游沿岸等地区。
燕地的辽西地区酿酒业较为为发达。
燕国农业工具以石制、铜制为主，且石制农具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出土的石制农具多数为磨制工具，战国中期，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地使用。
燕国在西周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粟、稻、粱、麦、豆、麻等，而粟和黍为燕人的主要食物。
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
手工业 燕国在冶金手工业中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
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燕国冶铁作坊，一般都由官府经营，燕国的冶铜业，在青铜制品种类以礼器、兵器为多。
冶铜 业，其经营性质与冶铁业一样，主要是官营，兵器制造业是燕国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主要由官府督造，战国时期燕国的兵器主要是铁制品。
燕国官营制陶，其生产者大多是官奴和刑徒，民间制陶普及，但各地的制造水平相差很大，燕国有专门的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
燕国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皮革业发达。
一般皮革器多用牛皮、羊皮制作，皮甲则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
燕国煮盐业之盛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燕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单一，仅限于几项土特产品。
燕国在向中原内地提供的商品中，农业、手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为中原内地所珍视的土特产品。
枣、栗是燕国的两项大宗商品，产于燕国北部 。
枣、栗、蓟而外，燕国还盛产杏、梅等果品。
蝎角、白金、燕石，是燕国的另一类土特产品。
商品交换一般要在市场上进行。
燕国的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都设有市 。
燕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大、中、小城市都很多。
在大城市中，下都武阳以规模大著称，上都蓟则以富庶闻名。
在众多的小城中，不同地区的也各有其特点，分布于长城附近地区的，军事性质较强，因为它是随着长城的修筑而兴起来的。
燕北五郡郡治襄平、渔阳、沮阳、无终、阳乐等城，都具有一定规 模。
货币 战国时期燕国的金属货币，有明刀、布币、囿钱、金币等几种形制。
燕国的金属货币以明刀币为主。
燕明刀币的形体较齐刀币为小，铜质较粗劣，铸造也不精，明刀多铸有一"明"字，故俗称明刀，通高约13~14厘米。
早期的形体较大，刀背略弯，刀身上宽下窄，通高约14厘米，重13克左右，"明"字作"仈"、"仌"，背文多为一字;中期的形体 比早期的略小，"明"字作"乽";晚期的刀身上下等宽，刀背较直，柄向内屈曲明显，刀重减轻到10克左右，"明"字写成"债"，有人误释为"匽"或"易"。
中期、晚期的背文一般字数较多，常在"左"或"中"、"右"之下系以数目字。
刀币是从实用工具青铜小刀(或称削)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燕、齐地区，而布币则是从古农具铲形铸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三晋及两周地区。
燕国布币是为适应通行于布币的国家而铸造的，铸 造数量不多。
币面都铸有地名。
燕国布币还铸有幕文。
战国时，黄金已成为燕国大商人、上层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货币了。
文化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
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
这种合体现象体现于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
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
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B30、昌平白浮B31、河北满城要庄B32均有成组器物出土。
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
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
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铜短剑、头盔、刀等兵器则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
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
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
商文化在其承上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周人虽然在意识上歧视、排挤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无法控制商人旧臣与当地土人的接触，当土著文化强大起来之后的春秋时期，就连周人也无法拒绝土著人的加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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