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文明考古发现了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爱琴地区范围有多大
【千问解读】
然而施里曼在这个门后面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令世人大为震惊，特别是学者为它为它们所展现出的迈锡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艺而重新改变了对爱琴文明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证据存世，如果它们能够被认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话，施里曼的发现就不会显得这么戏剧性了。
虽然有一些纳贡，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莱克玛拉(Rekhmara)墓中所发现的瓶罐带有特别的样式，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民族;然而当时在地中海发现的史前残存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他们的栖居情况或是文明的程度。
同样，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个博物馆的爱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隐藏在阿尔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话之下的希腊秘密的钥匙，使它们能够得到更认真的对待。
爱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尔(Sèvres)和纳沙泰尔(Neuchâtel)展出，它们的来源一是米洛斯的费拉科庇，另一个是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希腊王国成立之初被任命为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国考古学家罗斯(Ludwig Ross)，在他始于1835年对于希腊诸岛的考察中对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产生了兴趣(此后它们以孤立石，德语“Inselsteine”著世);不过还要等到1878年牛顿(C.T.Newton)证明它们不是变形的腓尼基产品。
1866年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在锡拉希亚岛(Therasia)开采白榴火山灰，一种二氧化硅质的火山灰，在开采的过程中采矿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建筑结构。
之后，1870年法国雅典学院在圣托里尼(锡拉岛)上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风格在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稍早于爱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时发现了许多石质和金属的物件。
地质学家福凯(Ferdinand A. Fouqué)根据所覆盖的喷发地层，多少有些武断地将它们定为前2000年。
同时，1868年比利奥蒂(Alfred Biliotti)在罗得岛伊阿利苏斯(Ialysus)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绘有图案的瓶罐，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迈锡尼”时期作品，它们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带回并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认为只是年代未定的亚洲当地制品。
也没有人试图将它们与四年后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尔戈斯赫拉神庙(Argive Heraeum)的一个陵墓中发现的石刻“蜂窝墓”内所发现的物件所关联。
甚至施里曼在特洛阿斯(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发掘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
直到第二层“焚毁的城市”于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发掘者认为是其贮藏的大量金、银和青铜物件一起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才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且最终跨越了这个圈子获得了普世的影响力。
因此，当施里曼三年后来到迈锡尼墓前，所有的灯光都最终聚焦到了希腊史前的这段辉煌时期。
发现表明，迈锡尼物件的制造和装饰风格同已知的所有艺术门派都不相同，而且对于“孤立石”和伊阿利苏斯器皿越来越广泛的发现，以及对早期锡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对让我们对这一文明空间和时间上的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人们普遍接受了将荷马笔下的物品和迈锡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时，无疑显示了《伊利亚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迈锡尼人的遥远遗产。
施里曼于1878年重新开展了对于希沙利克的工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底面地层的知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吕底亚”城市第六层所包含的爱琴遗物，直到1879年起担任施里曼助手的多普费尔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于后者去世之后对希沙利克继续进行的研究，才抓住了这一点。
不过在施里曼1884年对于梯林斯上层的发掘已经使人们对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这一贡献两年后由特松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迈锡尼宫殿的发现进一步加深。
然而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继续，证实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发现的宫殿的底下还有另一座更早的宫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发现，包括阿尔戈利德地区之外的坟墓，包括特松塔斯对迈锡尼建筑和小墓葬的持续发掘，以及独立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另一座宝库，统统被收集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
在同一年，许多圆顶墓在不同的地方被发掘出来，包括阿尔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岛的厄琉息斯、位于色萨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图斯(Taygetus)山西侧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于凯法利尼亚岛的马斯卡拉塔(Maskarata)。
许多墓葬都被盗劫过，但还是留有一些器具。
其中最富有的坟墓是1889年于拉科尼亚的瓦斐奥发现的，除了许多珠宝和金匠工艺品之外，还有一对特别珍贵的刻有猎牛场景的金酒杯。
此外有一些绘画风格粗犷的碎陶器让人十分困惑，直到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里库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这么富庶的圆顶墓;另一些石头凿出的“蜂窝墓”或墓室被发现于斯巴达、阿提卡的阿斐德纳(Aphidna)、爱琴那(Aegina)、萨拉米、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阿尔戈利德的瑙普里亚(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尔斐以及距离色萨利的拉里萨(Larissa)不远的地方。
在结束于1888年的雅典卫城发掘中，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碎片被发掘出来;但是在奥林匹亚却没有任何收获，或许是它们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弃置一旁;德尔斐的神庙遗址没有任何明显的爱琴物件。
美国人对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于1895年的发掘也无法证明它在史前时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邻迈锡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爱琴时代后期有被居住的迹象。
对史前文物的寻找现拓展出了希腊大陆。
一些爱琴中部岛屿，比如安提帕罗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尔戈斯(Amorgos)、希洛斯岛(Syros)以及锡弗诺斯岛都发现有异常丰富的爱琴中期文物。
西兰(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缩的尸体，正是已知在爱琴最典型的发现。
米洛斯岛很久以来就以盛产早期物件而著称，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直到1896年英国雅典学院接手，在费拉科庇发现了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爱琴文明各个阶段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图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馆的编目上所给出的)仅在墨萨奥拉(Mesaor'a)地区附近就显示了多于二十五个的定居点，其中萨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爱琴贵金属珍品是迈锡尼之外最丰富的。
商特尔(E. Chantre)在1894年于弗里吉亚以及普提里亚(Pteria)找到了类似希沙利克所产的无光泽的物件。
而随后派往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英国考古探险队每一次都能够从偏远的林达库斯(Rhyn-dacus)、桑加利乌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峡谷中带回爱琴样式的陶器样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于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发现了克里特风格的彩绘陶瓷碎片。
1889年他溯尼罗河而上，在阿玛纳山(Tell el-Amarna)幸运地发掘出不少于800件爱琴花瓶。
如今在开罗、佛罗伦萨、伦敦、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众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经辨认出不少对爱琴制品的仿制之作，这已经足以偿还爱琴文明在之前对埃及艺术欠下的债了。
1885年在西顿(Sidon)发现了两件爱琴陶器 [2] ;而2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基金会(Palestine Fund)对于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爱琴残片，特别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岛东南部自从奥尔西(P.Orsi)对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尔(Sicel)墓于1877年的发掘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层以来对爱琴装饰主题的持续模仿。
撒丁岛也有爱琴文明的遗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
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经辨认为爱琴风格的文物。
然而，在爱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饶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
它的丰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就是爱琴文明的源泉，并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和社会中心。
1885年伊达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人们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有铭刻的纪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不过第一批被确认为爱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罗恺利诺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些物件。
继而哈尔布赫尔(F. Halbherr)在墨萨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发掘工作也很有收获。
施蒂尔曼(W. J. Stillman)和施里曼在克诺索斯进行了不太成功的尝试，最后还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进了历史，他在继后的几年内游历了整个岛屿，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义不详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觉到重要的发现即将到来。
他也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而预期能够发现书写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指望能在爱琴文明里找到这种东西。
最终的突破出现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的面纱。
因此，当今这里所称的“爱琴地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诸岛以及西安那托利亚。
仍需要证据来加入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
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区，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埃及。
而对于昔兰尼卡地区还需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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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超能力的根达亚文明是如何消失的是怎么回事？根达亚文明的消失和什么有关
而对于根达亚文明的消失之谜记载得非常少，据说是因为一场史前的灾难导致灭绝的，下面由小编带大家去看看吧。
根达亚文明的传说： 那时候的智慧生物高1米左右，男人有翡翠色的第三只眼，而据说有超能力，有预测的，有杀伤力的等等，功能各不相同。
而女人却没有，因此女人比较害怕男人，但是女人的子宫有通神的能力，在怀孕前她们都会和天上要投生的神联系。
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孩子。
根达亚文明的起源： 根达亚大陆是距今九十六万二千年前，海底火山爆发之后海底隆起的大陆块。
现在连结非洲大陆和南美大陆的海域就是该陆块以前所在的位置，其后在距今七十三万五千年前。
因大陆分裂、移动，大块陆地消失，出现了二个大陆。
根达亚文明的繁盛大约始于距今七十六万年前，直到大陆消失约持续了二万五千年。
根达亚文明具有超能力的文明： 根达亚文明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文明，男性大约有2米左右的身高，女性也有1米8左右的身高。
最有趣的就是男性的第三只眼只在发挥超能力的时候才打开，第三只眼的主要力量是以精神力为中心。
用于预知来保护族群，而女性虽热没有三只眼但是子宫却是有超能力的器官。
可以和神灵通讯两者合意之后才会把婴儿的灵送到体内。
根达亚文明的消失之谜： 在玛雅人的语言之中每一个太阳纪结束的时候都会发生一起大的灾难事件。
第一个太阳纪正是根达亚文明所处的时代，而根达亚文明的消失也是因为一次大灾难事件。
据说是因为洪水的爆发导致整个大陆的沉没，现如今对于根达亚文明的资料非常少，消失之谜也无迹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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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灿烂了两千年的古蜀文明，也消失了两千年
没有文字，事情就很难被长时间地准确记录，历史也就很容易就被遗忘掉了。
比如，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猫史官想，一般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应该是下面这些东西： 而如果是一个文物或博物馆的从业人员，那么，她 or 他脑中的画面多半是这样的： 不过，即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即便是一个文博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之中，提起夏商周的历史，也很难想到下面这些： 是的，它们是古蜀， 一个在夏商周的西南延续了两千年 同时也被人们遗忘了两千年的文明。
从中原往西往南，越过秦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在成都平原上，在夏商周王朝的同时期，能看到这个自成一派、非常独特的地域文明。
古蜀人没有生活在中原腹地，它们没有文字，没有很好地记录过自己，它们也很少被中原王朝的史官所提及。
要不是学家的发掘，人们可能会以为它们根本没有存在过。
成都平原的位置 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但是一般认为，进入文明阶段是从三星堆文化算起，因此通常意义上的“古蜀文明”主要是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下面，猫史官就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们。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文化是一个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时间是距今大约4000~3100年，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到晚期。
早在时期，四川广汉就陆续发现了一些年代非常久远的玉石器和陶器。
1986年，两个器物坑的发现更是震撼了世界，两坑内出土了高等级文物1700余件，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极其多元和古怪! 比如，三星堆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器物，在以青铜容器和乐器为大宗的中国青铜时代，是难以被归类的奇怪存在，一直到现在，考古学界对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文化源头都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前所未见的器物，其他一些有些脸熟的东西到了三星堆，也都变得有点陌生了。
比如龙，变成了山羊的头;玉璧，多了一圈凸起;铜戈，多了一些“锯齿”;用来装酒的铜尊，也被放到了头顶……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时间大约在商末周初，怪异的三星堆宝物被诡异地打砸、焚烧并掩埋进两个大土坑之中，文化和政治的势力似乎发生了转移，古蜀的新中心移到了现在的成都，文化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为十二桥文化阶段。
2.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距离我们现在大约3100~2600年，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十二桥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和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其中，金沙遗址一边继续传承着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金器、凸领璧等“怪异风格”，一边也明显加强了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如出现了用甲骨占卜的现象，虽然没有文字，但也是新现象;同时，也发现了中原地区使用的礼乐器——磬。
刻纹的黄金冠带 石磬 1959年与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铜器包括容器、兵器两类。
其中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尊、罍等酒器。
尤其珍贵的是1959年窖藏中发现了两件有铭青铜觯，根据器物风格和铭文推测，这两件铜器应是蜀人随周人灭商后得到的战利品，是《尚书》记载古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
十二桥文化在发展了500年之后，在大约春秋晚期的时候逐渐走向衰亡，但它与下面要讲到的青羊宫文化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明显缺环，三星堆、金沙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黄金器等消失不见，对鸟和太阳的崇拜也难寻踪迹，古蜀文明到了晚期，它的神秘色彩也逐渐淡去了。
3.青羊宫文化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至早期。
青羊宫文化的遗址不多，最著名的是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
这座墓葬规模很大，在多次被盗掘的情况下，仍然出土精美青铜器近二百件，学者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应是晚期的某一代。
马家乡的青铜器很有意思，很多都是五件成组，也有少数是两件成组，这在中国的青铜时代中，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
马家乡墓葬出土文物 同时，马家乡大墓铜鍪、柳叶剑、铜鼎等器物还体现了与秦文化、巴文化、楚文化的交流，表明古蜀文化在这一时期似乎显得更加开放。
比如这件铜鼎，它的盖子内部有“邵之飤鼎”4个字的铭文，一般认为，这个 “邵” 也就是之“昭”，这个昭与屈、景并称为三大氏。
而且，这件鼎是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和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铜鼎基本相同。
表明蜀、楚两种优秀的长江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秦国南下伐蜀，蜀王率兵拒秦，却兵败葭萌，秦国一举兼并巴、蜀。
“秦灭巴蜀”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但在秦国即将吞并六合、建立统一的大帝国这个庞大的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之章。
秦并巴蜀之后，对四川盆地进行了大力的经营。
比如这件青川木牍就体现了战国晚期秦国在四川发展农业的情况。
木牍正反两面都有文字，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也就是二年，秦王命令左丞相更修《田律》等事，而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
青川木牍 秦国在成都平原修建都江堰、发展农业生产，将古蜀故地改造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
到了西汉早期，蜀守文翁在四川兴办学校、教化民众，使成都人由“不晓文字”变为“爱好文雅”;此后，以蜀地为南下据点开发西南夷，在北治和文化的不断侵润之下，古蜀故地的文明逐渐消融，最终融入博大深厚的秦汉文明之中。
古蜀文明从兴起到消失，在成都平原上“超长待机”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这在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古蜀文明最后消失于汉初，要算起来，距离我们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而这两千年，可以说是它被完全遗忘的过程。
大概正是因为没有文字，关于古蜀的记忆在古蜀消失后没多久就开始模糊起来，《华阳国志》还稍微提了几嘴，而到了，就已经在纳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了……越到后来，古蜀存在过的踪迹就越难寻觅。
我们平时总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但口头上的表述总觉得有点强行政治正确的意思，其实从古蜀文明的兴衰中，真的肉眼可见这种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的，在夏商周的边缘，存在着很多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古蜀，无疑就是其中最绵长、最奇特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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