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丽华：刘秀与皇后阴丽华共有几个儿子?

当然，这时候，历史毕竟又演进了千年，华夏人事变化不小，大宋较大汉天子的忧虑，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自身的特殊差异。

其实，赵匡胤没有刘邦心眼那么多，起初，他并没有在意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他还是比较相信哥们义气的。

杯酒释兵权的始作俑者是赵普。

这位“治天下”的军师，适时提醒太祖，得防着那些手握重兵、威望甚高的将军们，“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兵权”，这是赵书记(赵普担任赵匡胤的节度掌书记)给新天子治军的十二字方针。

说起来，并非赵普有多先见之明，军阀动辄扳倒当朝皇帝自己坐上龙椅的事情，在五代，属于家常便饭。

这正是赵普替太祖担心的起因。

而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赵匡胤就是拥有无边的军权后，从人家后周七八岁孩子手里，把天下“顺”到手的。

你能顺别人的天下，就敢保证别人不会顺你的天下?道理很简单。

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危险主要来自两拨人，一拨是各自势力强大又有自决权利的节度使，另一拨便是赵匡胤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手握禁军亲兵统领大权的殿前都点检。

咱们先说殿前都点检。

这个名称和职位的首创者，是后。

亲军、禁卫，历朝历代的皇朝都有，朝廷直属，负责京师守备，宫廷宿卫，当然，最终目的是保卫天子的安全。

周世宗觉得以往的禁军不足以确保政权不受侵犯，他下令重新招募和扩大这支特殊部队，进行更加严酷的训练。

据说，当时招募的标准是，必须是所谓“强人”，只要是厉害角色，哪怕你从前是啸聚山林的强盗贼子。

这部分人经过高强度训练，再优中选优，挑选武艺高强的，到柴荣身边担任殿前侍卫，组成地位高于亲军的殿前军，其首领即名曰“殿前都点检”。

这支特殊的武装，装备精良，地位特殊，其统帅权力极其大，的前一年(957年)，赵匡胤担任的正是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

这就不难理解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位置，是一个篡夺皇权“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位置。

节度使大家都熟悉，本意是指持朝廷旌节统一调度指挥，事实上就是一个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节度使起势于唐末，本来是替天子管理驻守藩镇的，时间长了，发现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自己原来可以，形同皇帝，帝王梦打这儿做起。

藩镇节度使等军阀势力的渐渐崛起，最终导致了整个唐王朝的主弱臣强、枝茂干枯。

毫无疑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示赵匡胤，上述两类人，须严加防范。

赵普提醒时，赵匡胤开始还有些迟疑，哥们们会掀翻我吗?回到后宫一琢磨，情况确实还不容轻视。

尤其是他梳理回忆起自个儿黄袍加身的一个个细节，再也坐不住了。

随后便上演了那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杯酒释兵权”桥段。

、王彦超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主动积极”地交回兵权，而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从此，不再有人担任。

说“杯酒释兵权”颇具传奇色彩，是因为在老百姓和我们后人看来，赵匡胤这一招玩得轻松、玩得巧妙、玩得不费。

其实，赵匡胤不这么认为，那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朕为了让这些人交出兵权，花费的可不仅仅是几杯水酒的代价。

按照太祖在酒桌上承诺的条件，三大项支出是必须的：一是十数个将军人人得一大片良田，得建一座舒适安逸的豪宅庄园;二是许多的妙龄美女，皇帝忍痛割爱任凭将军们挑选消受;三是，最他妈让朕心疼的，还得搭上自家儿女，跟这伙哥们联姻——委屈孩儿们了，江山重要! 当一切如愿达成，天下逐步平静下来，赵匡胤的心里不平之气，愈发憋闷。

天下都是俺的，凭什么我要拿那么些良田、豪宅、美女来跟你们交换呢?难道俺坐了龙椅，兵权还不名正言顺归朕所有吗?还需要俺掏腰包讨价还价收买吗?你们给我怎么吞进去的，就怎么给我吐出来!杯酒释兵权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亲手导演的第二幕戏更加精彩，这一招真令人叫绝，姑且冠之曰“灌醉掏银子”。

冯梦龙的《智囊》里记载有这么一段：“艺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赀。

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

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

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

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艺祖就是太祖，——有文艺范儿的皇帝。

赵匡胤花大价钱收回兵权之后就后悔了，老是惦记着这伙人手里的银子太多了。

怎么办呢?，但这回，朕要给你们玩个更新鲜刺激的。

这一天，太祖邀请昔日的各位将军来喝酒，笑脸相迎，特命各位：不要在朕面前拘束，尽管放开了喝，今天这里没有君臣，只有老哥们聚会，不喝倒不算喝好。

圣上开恩，各位，，最后，个个喝得五迷三道，。

这时候，太祖让人通知各位的家人来领人。

将军们的儿子急急赶到宫禁，扶起瘫软如泥的父亲准备回家。

且慢，太祖发话了，各位别忙着走，你们的老爹方才在朕面前答应说，每人向朝廷捐献一个亿，可别食言，明日快快送上。

第二天，各位将军酒醒了，头一件事是先问儿子们：昨儿个没在圣上面前吧?有没有失礼的地方?儿子们焦急的却不在这儿，张口就问老爷子：皇上说你在酒桌上应承捐献朝廷一个亿，可有此事?昨天酒宴上都说了些什么，此刻，将军们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君子面前无戏言，兴许说过，如不兑现，岂不是欺君?!又不能去跟皇上对证，没办法，每家赶紧抵押借贷卖房卖地，凑足一亿，照数上缴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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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

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道颇严。

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有，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

但吴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该校停办，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

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

1930年3月19日，吴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

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

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

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

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

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

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

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

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

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资料的学者。

”吴晗表示：“光耀所及，都是坦途。

”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

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

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 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党案考》、《明代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

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

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行篡改、伪造和歪曲。

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

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

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

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 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

年鉴学派大量吸收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家，如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等。

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

可见，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虽不能并肩欧美学界，但追赶已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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