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乱象：购物如出国是怎么回事？货币种类多需随时兑换
如今出国购物，需要兑换货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英镑、欧元、越南盾等;在民国购物，同样要兑换货币。
有时候得把银两兑换成
【千问解读】
如今出国购物，需要兑换货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英镑、欧元、越南盾等;在民国购物，同样要兑换货币。
有时候得把银两兑换成银元;有时候得把银元兑换成铜元;有时候得把铜元兑换成制钱;有时候得把制钱兑换成钱票;有时候得把钱票兑换成银票;有时候得把银票兑换成钞票……总之，你要跟名目繁杂林林总总的货币打交道，你得随时准备着把手头的钱兑换成另一种钱。
民国的货币种类实在太多，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为例，市面上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
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
铜钱又分很多种，有通宝和通宝，有通宝和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
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你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业银行发行的“新钞劵”、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有些货币只能在北京流通，例如面值十文的“大子儿”。
虽说面值十文，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三枚制钱，而且只有北京人认可，到了外省没人要。
有些货币只能在外地流通，例如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厂洋”，在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叫得响，拿到北京没人要。
当年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跑吴佩孚，奉军浩浩荡荡开进首都，拿着钱向北京人买东西，谁也不愿收，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钱都是“奉票”，只在东北和蒙古流通，去其他地方等于废纸。
也有到哪儿都能叫得响的货币，例如银锭(即元宝)，在国际贸易中都被认可。
只是银锭太贵重，拿来买房买地买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摊上买个烧饼也掏一元宝出来，烧饼摊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来也未必找得开，太不方便。
此外像“袁大头”、“孙大头”、“鹰洋”、“龙洋”等银元，也是不便在日常买卖中使用。
正是因为有些货币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货币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兑换。
成都人到北京买房，得把腰包里的厂洋兑换成“袁大头”;北京人揣着“袁大头”去夜市吃地摊，也得先把它们兑换成制钱或者“大子儿”。
去哪儿兑换呢?很简单，找钱铺、钱庄和银号就行了。
现在内地人去香港购物，为了划算起见，需要找一家“两替店”，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而在民国时期，钱铺、钱庄和银号就像香港的“两替店”一样多，不愁没有兑换的地方。
下面咱们以一个民国人物的日记为例，来看看那时候的北京人究竟怎样花钱。
“1922年2月11日，雇大车搬家，先运书籍，后运木器，两次运完，每次付钱七百文，予去钱铺换大头一元。
”雇车搬家，搬了两趟，每趟要付铜钱七百文，而手头没有这么多铜钱，于是拿着一块“袁大头”去钱铺换铜钱。
那时候一块“袁大头”能换铜钱一千五百六十文，换来的铜钱除了付给搬家工人报酬，还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与蔡元培、胡适、钱稻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会饮，酒席钱二十五元，予换银二元，付四人小费。
”请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在高档酒店吃饭，结账的时候要付给四个服务员小费。
要是每人给一块银元，就得花四块，太浪费了，赶紧把银元换成铜钱，每人递给几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钱，又有面子。
你瞧，搬回家得兑换一次货币，吃回饭也得兑换一次货币，民国人天天兑换货币，岂不跟出国一样? 最后说一下，刚才我们引用的日记是吴虞写的。
吴虞这个人在今天好像不太有名气，在民国时期可是大人物，他是北大教授，写过《吃人的礼教》，跟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时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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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之：自强与无奈交织中的民国与晚清
现代的人们似乎都认定了晚清是一部屈辱史，就算是教科书也是这样阐述的，我自从开始接触历史以来，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当我再次翻看袁世凯信封札记时，突然想到了、、梁、摄政王载沣甚至。
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丝共性，他们并没有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而是间隔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己所在时期的主角。
无论他们是忠于朝廷还是忠于国家，他们都在无时不刻的诠释着“自强”二字。
因此，我认为晚清和民国其实是一部自强史，但这份自强中却透露出些许无奈。
晚清时，天下大局早已变幻，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而晚清却仍然是那个封闭的。
当晚清贵族突然醒来时，华夏文明圈似乎早已，列强早已蓄势以待，都希望在清朝这锅粥里分得一杯羹。
但这并不是屈辱的开始，事实也证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静待宰割的羔羊，这仅仅是自强的开始，可以这么说，没有经历过磨难的民族，很难想象受尽磨难的民族对于自强的强烈渴望。
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若我们不用现在的眼光去批评他们的局限性，其实他们都是自强的过程。
这些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掺和任何的私利，他们谋得是国家的自强。
洋务运动，一场器物的运动，当时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不谈政治，经济，文化。
只谈军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成果。
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日本开始策划及实施征台之役，1874年3月，清廷派出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去台湾巡防并负责交涉。
日本当时的兵力并不强，尤其是海军，只有原幕府的5艘旧兵船和3艘运输船。
所以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兵，后来沈葆桢奉命在台湾设防，调1艘军舰驻台北，6艘军舰驻澎湖练习合操阵式，2艘军舰分驻厦门、福州以固门户，另调3艘商轮接运淮军赴台和运送军火。
上述所有军舰除一艘外，其余都是福州船政局所造。
至于后来为何会签订《北京条约》，则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然而，后来的甲午海战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场战役为何会输，其实也是器物的不如人与决策的失误，日本的时有目共睹的，上至，下至妓女，无不出资为国家建设出力，这种全国动员在中国古代史很少出现，就算是近代，也只有算是半个。
再加上晚清时的百姓对于海防这么遥远的事情也并不是关注，他们只求生活稳定，追求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朝廷，已是混杂一片，处在你争我斗之中，有才者权利的行使到处受到掣肘，而且制式的选人制度早已过时，朝堂上多是八股腐儒，真正如李鸿章，左宗棠之类的实干家又能有几人?就算是李鸿章这种权利极大的臣子，也处处受到掣肘，上不正，周围不正，只图几人之力，焉能成功?再退一步讲，李鸿章本身也是科举制下的人，他的思想也只有儒学，在年轻时没有游学各国，对西方制度也并不了解，能够提出洋务运动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谈改制，这种无奈是历史赋予的，无怪李鸿章。
再看，在改革上，条条陈列，非常详细，若改革成功，必能走向强国之路，然而维新派最终败在了“急”上，改革派所陈条列如：开放言路，精减机构，任用新人，工商立国，富国养民，鼓励民办企业，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可谓是治国之策，然终究败在自己手上。
一腔热血也只能付之东流。
梁启超曾经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一是无权，二是守旧官僚的反对”。
可见当时顽固派是何其守旧，然而他们的守旧却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其实，失败的最终原因应该是缺乏民众基础，但是这个原因必然存在，因为历史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唤醒民众，所有的议程只是在纸上，只靠变法的几人振臂高呼，根本不可能，甚至会被百姓误认为疯子，上有官僚集团反对，下唤不醒百姓，结局也只能是失败了。
其中无奈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
对于辛亥革命，应该是最成功的，但是这段时期，有一些事情必须说明白，一、袁世凯并不是窃国者，二、纵使孙中山一直就任大总统一职，孙中山也无法统一全国。
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仅仅是清王朝这么简单，也不是废除封建帝制那么简单，当然也不能否认废除封建帝制是一件大事，但是，这次运动后，造成了中国群龙无首的局面，就是孙中山竞选大总统这件事，也无法服众，早在晚清末年，李鸿章就曾认为，若晚清这座破屋一旦倒塌，必将造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自己才要做裱糊匠，所以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必须有一位权威人士主持大局，其实这时候袁世凯已经成为不二人选，。
然而，担任职位的开始既是他开始为国自强的开始，也是他无奈的开始。
在担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就步上了改革的征程，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式曾说：“我们需要改革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
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
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然而，由于后来的“二十一条”让袁世凯跌入名誉深渊。
其实我们应该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其实袁世凯是最恨日本人的，这个可以从已有史料了解，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现在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
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在签订过后袁世凯曾说：“虽然胶州湾有望收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多痛，引为渐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
顾谋国之道，当出完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
切不可图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
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给出的局限性，纵使伟人，也无法改变，只能蓄力待变，只一个“无奈”可形容。
因此晚清至民国是一个自强的过程，也是一个无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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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是如何打击买卖人口这种乱象的呢？
比如战国时期，一些被俘虏的敌方士兵就会被贩卖，这种形式叫做“和卖”，是可以公开进行并且合法的。
除了“和卖”外，在汉初，由于刚经历战乱饥荒，很多人根本养不起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情况，决定鼓励民间“卖儿卖女”，让孩子能够在富裕的人家混口饭吃，并且活下来。
有合法的，自然就有不合法的，“略卖”和“掠卖”就是非法行为，“略买”就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把人口拐卖出去，而“掠卖”就是的绑架，然后在转手卖出去。
这两种明显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自古封建王朝建立，历代的律法都规定拐卖人口是大罪。
在汉朝时则把拐卖罪与盗杀伤人等重大罪行等同。
后世的大多数朝代也都沿用这个规定，只不过刑罚略有不同，如唐律就规定主要人往往是死刑和流放，妻子和子要关三年牢。
随着法律的规范，对犯罪情节和对社会影响也在量刑的考虑内，因此在明清时期，朝廷对待这类犯罪的刑罚都减轻了不少。
经历了几千年，虽然历史上一直在打击这种行为，不过却屡禁不止，即使现代社会，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仍然存在拐卖人口的现象，也希望这种行为有一天能够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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