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对当代的启示有哪些 政策形成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千问解读】
十八大提出“新四化”、“四化同步”思想，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基础，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保障农民权益，有效转移农村人口。
(二)依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要从法律体制上建立能保证每个市场竞争主体人格平等、独立，公平竞争、同等保护的制度环境。
金融危机后国家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国进民退”，资本与政治权力容易滋生权贵经济，扭曲市场机制，破坏社会公正。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服务。
转型期中国商人“原罪”问题是改革开放“双轨制”体制下法律制度不健全催生“制度性原罪”，为洗脱“原罪”，商人设法求得官僚庇护;商人政治多为攫取更多经济权力;商人摆脱不了对官场依附，政府手掌资金、项目、土地审批权，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好，“官商”勾结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建设健康、有序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减少行政权力社会干预，杜绝“权力寻租”， 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需要完备的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来规范和调节政商关系。
各时期反应 战国时期：强调耕战，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但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至于影响了萌芽的发展。
李悝思想 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
曾相、武侯、使魏国富强。
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 尽地力之教 。
所谓 尽地力之教 ，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
其办法是 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
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
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①。
李悝的 尽地力之教 就是要让农民 勤谨 耕作，争取好的收成。
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 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 ②。
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
第二项是，创 平籴 法。
为防止 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李悝创 平籴 法。
平籴 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
这样便收到 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 的成效。
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 行之魏国 所以魏国 国以富强 ③。
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 农伤则国贫 。
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
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
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
农事害则饥之本也。
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
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 国贫民侈(奢侈) 。
虽然李悝这里要求 禁技巧 ，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所以，李悝的 禁技巧 ，势必包含着 禁技巧 产品的出售，从春秋时期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产生的轨迹。
政策形成根源 经济根源：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 中国地处东北亚、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
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的夏部落用木石器工具发展原始农业。
而、古罗马处于三面环海地理环境，农业生产自然物质条件较差，却拥有优良海港，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很早兴起，为商业发展创造有利物质条件。
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性为“重农抑商”政策形成提供客观经济条件。
属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性，使其难以摆脱农耕生产方式束缚。
以农耕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上层建筑，在封建时期具有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古代一定历史时期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且是较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
政治根源：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第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一切财富资源亦莫非王有。
商业发达，必依赖资源开发利用，会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李贽《藏书》卷五零之《富国名臣总论》)，被认为是盗皇家之库。
对任何工商业，只要发现其稍有利可图，会收归官营，禁止私营，保证国家对资源垄断权，法律设置严刑峻法，使商人不敢与国家争利。
第二，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使农田荒芜，威胁国本。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汉书・食货志上》)，“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汉书传》);云：“农少商多贵人贫”(《商君书・去强》);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汉人谓：“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新书・大政》);汉人王符喻当时“舍农桑趋商贾”之社会风气为“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潜夫论・浮侈》)，道出商业威胁小农经济，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历代名臣秦疏》)。
中国古代以农为立国之本。
若民众弃农经商，导致农田荒芜，粮食短缺，况常受水旱灾荒或战乱，如不重视农业，有亡国危险。
第三，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经济发展，易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叛乱”势力。
桑弘羊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明党之权”。
文化根源：中国特殊的伦理文化因素 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是以农业文明为依托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
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其伦理文化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姑义妇听”，“尊尊亲亲长长贵贵”。
封建社会伦理文化秩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訾，无其禄不敢用其财”(《春秋繁露・服制》)。
专制中央集权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要求“均平”的伦理文化。
商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停滞的生活伦理。
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
“重农抑商”政策较为符合中国古代伦理文化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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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魏文帝曹丕为什么要分封重要对手孙权为王？
按理说，这天下都应该是他曹家的了，无论是蜀汉国的还是东吴的，都应该是成为了“”，是必须剿灭的对象，就像后世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可是到了第二年，曹丕反而封了孙权为“吴王”。
那么，曹丕为什么要给孙权封王呢? 首先，在曹操时期，所有的王以及州的刺史都是自封的。
如果不是自封的，要么别人不承认，要么自己不承认。
比如说曹操，这个魏王不是汉献帝封的吗?但谁都知道，汉献帝的命都攥在曹操手里，曹操不是自己想当这个魏王，汉献帝想封，有用吗?所以，在前面说曹操，“名为汉相，实则汉贼”，后来说，“汉、贼不两立”，魏国以外的人，谁把曹操当作汉丞相和魏王来着?孙、刘联合打败曹操之后，刘备表孙权为徐州刺史，孙权表刘备为荆州刺史，那意思是说，两人互相推荐对方任州刺史，但问题是，汉献帝批准了吗?说到底，两人无非是相互承认，在本区域内发个公告罢了。
刘备称汉中王，也是上表汉献帝，但这个表是谁递给汉献帝的?所以说，自封一个官位，这是那个时期的常例。
在三国前期，这种自封的官位是刺史或者是将军，到了鼎立之势确立时，就变成王或者是了。
可是，曹丕为什么要给孙权封王，而孙权为什么要接受呢? 曹操的时期就给孙权封过爵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的赤壁之战，孙权打败了曹操，这一方面巩固了东吴政权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也让吴国成为曹魏更加重视的对手，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吴两国的战事也多了起来。
建安二十年，孙权和刘备为争夺荆州而打了起来，只是由于曹操要进兵汉中，刘备才不得已和孙权讲和。
第二年，曹操亲自带兵来到居巢，打算进攻濡须。
恐怕是孙权更担心荆州的，于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天投降了曹操。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关羽进攻樊城，初战大胜，孙权内心害怕，就写信给曹操，要求进攻关羽。
由于关羽没有防备，孙权背后偷袭得手，关羽兵败被杀。
曹操因为孙权斩杀关羽有功，就表奏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
曹丕给孙权封王，有其父曹操的先例可循。
曹魏受禅让当皇帝后，为了内部稳定政权的需要，要尽量减少战事 曹操死后，孙权一直维持着对曹魏政权的称臣状态，如曹丕继承王位的这年(延康元年)七月，孙权派遣使者前来进奉贡品。
尽管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外托事魏)，但曹丕除非是选择战争，否则，这种表面平和的状态就不能打破，尤其是不能由曹丕首先打破。
这年六月，曹丕虽然率领大军征伐过吴国，但这次南征更具象征意义，其目的有三：一是做给汉献帝看，证明这天下已经是他魏家的了;二是向孙权炫耀武力，看看孙权敢不敢乘大丧自立;三是看军队是不是调得动听指挥。
所以，这次用兵只是做了做样子，并没有实际动作。
但是，这次用兵效果却是十分有效。
将军们就不用说了，其他两人马上都有了应对，先是孙权七月遣使奉献，后是十月里汉献帝就把皇帝位置禅让了出来。
这充分可以证明，曹丕不愿意选择战争，只要孙权暂时老实听话，曹丕不会吝啬一个王号，反正孙权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独立的状态下。
曹丕不选择对吴的战争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避免两线作战，二是稳定内部。
赤壁之战后，曹魏和孙吴两家的仗都是维持在中等规模以下，更多的时候是小打小闹，这和刘备的蜀汉不一样。
曹丕给孙权封王，就是为了专心对付刘备，因为这时候的刘备，更具有进攻的势头。
当然，曹丕给孙权封王，还有拉一个打一个的意思，这就是不久发生了的外因之一吧! 曹丕还因为要专心于内务，毕竟，这是一个朝代的更替，尽管汉献帝以及他的那个大汉，但名存就会让一些人心里有些许的满足，有了这一点点满足，他们就会安于现状，现在汉献帝让位了，大没有了，有些人心里不平衡，要表示要发作怎么办?不管有没有人这样表示发作，曹丕都必须要有所防备。
正因为如此，曹丕做了一系列收揽人心的事情。
如选拔官员、尊孔、修订刑法等等。
给孙权封王，也是一种羁縻手段，为的是专心于内务。
曹丕的重点攻击目标应该是蜀汉，因为刘备已经称帝。
曹丕给孙权封王，还有一个原因，在外部重点对付蜀汉。
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当上了皇帝，刘备认为曹丕已经把汉献帝杀害了，于是在第二年正月宣布自己继承汉祚当上了皇帝。
这样一来，东吴和蜀汉国就有了一定的区别，也就是王和皇帝的区别。
东吴虽然也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但既然还没有当皇帝，就是还在表面上服从中央。
曹操给孙权封王，孙权接受，就是在表面上双方承认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蜀汉国则不同，刘备已经称帝，没有说一国可以有两个皇帝的道理。
所以说，这皇帝和王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所谓的“”。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三国，曹魏和蜀汉已经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对之国，而孙权还暂时可以算作是中性的地域性“王国”。
曹丕不可能不首先解决这个敌对之国。
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的前提，所以刘备伐吴，就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力防备曹魏，而孙权抗击刘备，则迎来了魏国暂时按兵不动的有利时机。
但这种局面总是暂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毕竟，这是一种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曹丕不过是一种羁縻政策，孙权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罢了。
所以，孙权在黄初三年(公元222)闰六月打败了刘备，十月就背叛了曹丕。
也就是说，曹丕给孙权封王，是双方各自的政治需要。
至于刘备称皇帝时机是不是合适，这一方面不是本文涉及的内容，同时也是蜀汉国内部形势所决定的，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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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禁止需索讹诈、馈送
他们多是落第的知识分子，虽无官的名分，却行使着官员的部分职权。
帝晚年，“政宽事省”“无为而治”。
诸多官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视政事，只依靠幕友和书吏办事，以致吏治废弛败坏，各衙门书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夹私诬罔,贿赂行文”(章学诚《文史通义》)。
对书吏队伍中的这种腐败情弊，帝曾尖锐地指出，官衙书吏“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实录》)，已严重败坏和妨碍国家的行政。
因此，在他即位后，针对部院衙门的书吏进行全面清理整肃。
谕令革除“部费” “部费”，是中央部院的书吏向地方公开索要各种小费的俗称，上下皆知，公然行之。
以兵部为例，据档案载，仅陕西兴汉镇(今隶属安康市)的兵丁，每年就要摊派凑银300两，作为到部办事之用，其中庆贺表笺诸事每年送部费40两，呈报册籍诸事每年送银24两，这些已成定例。
雍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颁谕指出：兴汉一处如此，则各省与此处相类者亦必不少;兵部书吏如此，则其他部院衙门收取部费者亦定是。
“此皆内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饱私囊。
”“着通告各省营伍，若有似此陋规，即严行禁革。
如部科书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册籍中故意搜求，着该管大臣等具折参奏。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严禁需索讹诈 刑部衙门专司刑名，人命攸关，“部中奸滑胥役，得以操纵其事，暗地招摇”。
收到好处费的，则援引轻例，有的甚至将地方督抚的补参咨文沉压下来，暗中潜消其案，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收到好处费的，虽然督抚声明情有可原，应予宽免，其胥役仍欺隐蒙混，不准邀免。
这样，刑部胥役几乎把持了这类补参案件，其标准就是以是否收到好处费来定能否宽免。
为根除这一腐败弊端，雍正帝颁谕：嗣后三法司会议案件，凡有行令补参者，督抚咨文到部，其或处或免作何完结之后，令刑部知会画题衙门，公同刷卷，“如此，则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就刑部书吏的勒索舞弊问题，监察御史耿大烈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呈的一道奏折中谈到：充军流放人犯，例可赎罪者，由刑部查明所犯情由奏闻，请旨定夺。
然而，刑部“不法书吏竟敢任意作奸，或称具呈有费，批呈有费，以及查对原案具奏先后迟速之间，百计勒索讹诈”(《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雍正帝据耿大烈所奏，指令刑部各官“严禁书吏，不得借端需索”。
书吏不得主稿 书吏作弊，还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
刑罚，律无明文的多比照旧案。
由于例案多变，办案人员可以随意比附，而且藉此还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书吏便往往从私利出发，断章取义。
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朝刑部书吏在查阅文书档案提供例案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罪承之。
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或避轻就重，或避重就轻，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针对这种情弊，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觉河图具折指出，刑部衙门责任重大，一切“稿案”自应由司员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常常是司员酌定主意，而叙稿成文却出于书吏之手，致使书吏得以舞文弄弊，。
为此，觉河图奏请：“嗣后各司一应档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满汉各官“亲自主稿”。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谕令照其所请实行。
严防增删案卷 清初旧例，各部院衙门司官升迁调转，其所掌管的案卷新旧交接时，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缝处或标“封”字，或用司印，没有统一的规定。
制度上的漏洞，给掌管案卷的书吏进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常有增删案卷的事情发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颁谕各部院衙门：“收贮案卷，封禁虽严，而翻阅查对，不能脱书吏之手，盗取文移，改易字迹，，莫可究诘。
嗣后司官迁转，将所掌卷案新旧交盘，各具甘结，说堂存案。
”一个月后，雍正帝又进一步指令：各衙门案卷，“有添写处，亦用堂印。
并设立印簿，开明年月、用印数目、用印司官姓名。
如此，则无腾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
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此谕令从制度层面上严格约束了管理档案的吏员。
禁止书吏馈送 雍正帝认为书吏“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趋奉本官，得其欢心”。
为此，他严禁各部院司官书吏向堂官馈赠送礼。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召见各部尚书、侍郎，当面指出：“部院事务，每有本衙门堂官为司官书吏所蒙蔽，不能尽知。
”同时更谈到，各部院的司官书吏为往上爬，往往向堂官送礼，他说：“即使所馈无多，而一经收受，则举劾之际，不无瞻徇牵制。
如其人果属可举，而曾经收受馈遗，则虽公亦私，转滋物议;如系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馈，情面难却，或姑为容留，或滥行举荐，必致贻误公事，有违国家澄清吏治之大典。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因此，雍正帝明令禁止部院堂官收受司官书吏的馈送。
禁止长期任职 雍正帝注意到，在各部院供职的书吏，时间一长，便会在衙门内、在京城结下关系网，容易徇私作弊。
为此，他规定，部院衙门的书吏必须五年一换，期满不得再留。
上有禁令，下有对策。
书吏们不能在本衙门继续留职，“役满之后，每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舞文作弊”。
有的则“盘踞都中，呼朋引类，遇事生风，影射撞骗，靡所不为”。
有鉴于此，雍正帝又多次颁发谕旨，查拿这类书吏。
他命令“都察院饬五城坊官严查访缉，其有潜匿京师及附京州县者，该地方官定以失察处分。
有能拿获者，以名数多寡，分别议叙”，“严禁缺主、挂名、冒籍、顶替”之徒混充官衙书吏。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由于雍正帝对中央机关书吏的大力整顿，“奸徒渐知敛迹，部务得以整齐”。
帝登基后，还特地重申，沿用其父这套管束书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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