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高陶事件”：陶希圣如何冒死逃离日汪集团
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
过程中
【千问解读】
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
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脱离汪组织，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在《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
一九三九年秋天，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几人，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试图与日方举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中日战争。
我的外祖父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可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也到了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战争初期，日本军阀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可是开战一年多之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委员长的严辞拒绝。
可是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
于是日本陆军大佐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
这个影佐祯昭在日本侵华初期任驻华使馆武官，后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升为少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日本与汪精卫的谈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正式开始。
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
那时我的外祖父还滞留香港，直至将近年底，他才到上海，补为汪方谈判人员。
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
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以及近卫声明的宗旨，汪方代表颇感意外，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曾经屡次发生争论，外祖父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
汪日双方十天开了七次会，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以为已经吃定汪方，不论同意与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
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继续，日方仍坚持强硬立场，软硬兼施，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
外祖父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会议谈判，都被汪精卫婉言留住了。
外祖父自港抵沪之后，最初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起，从虹口搬到沪西愚园路。
当时上海沪西，是公共租界区域，日军占领之后，派宪兵戒备，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来这里执行警务，成了日本的地盘。
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楼房不多，但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
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
弄底三栋楼房，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祖父。
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也软禁这几人。
住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因为是单身，外祖父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
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早点完毕，汪夫人陈璧君留外祖父谈话，要外祖父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
次日早餐，陈璧君告诉外祖父，她把外祖父的解释转告汪先生，她一面讲，汪先生一面流泪。
汪先生听完后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
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
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
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
他们夫妇商量，搬出愚园路，到法租界去，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影佐祯昭立刻来见汪精卫。
汪精卫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汪精卫说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记到最后，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
待汪精卫讲完，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后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首相，请求他出面干涉。
那天法租界真的出动二百名巡捕，准备保护汪精卫迁居。
但汪精卫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
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
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
外祖父很不以为然，告诉汪精卫，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
但汪精卫相了日本人，外祖父便晓得大势已去。
于是他写信去香港，要家人来上海团聚，可以把他从愚园路搬出来，躲开汪精卫周佛海的眼皮。
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在环龙路租了房子，外祖父搬来，有了一点自由空间。
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
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
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
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军阀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
而且在跟影佐机关的谈判中，外祖父也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还不仅仅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内蒙、新疆、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或决定于日军控制中国的方式与压迫剥削的程度，更在于日本与苏俄一起瓜分中国的图谋。
日本预计，以潼关为西面界线划分中国，拿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做饵，骗取苏俄合作，瓜分中国。
于是外祖父有了逃离上海，脱离汪精卫的念头。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新星，高宗武本来跟周佛海一起策划，最早把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想法提交给日本方面。
但从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高宗武与周佛海就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影响，高宗武便开始被疏远起来，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
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对“和平运动”也不再热心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贺耶稣圣诞之中。
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签字。
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
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
下午三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
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
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
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
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
外祖父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
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
外祖父说：小心，小心。
然后高宗武匆匆告辞，茶也没有喝。
当时中国还有些人，对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
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两人，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
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会更坚强，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抗战。
外祖父想，如果他们这样做，能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将功补过，却不知能不能抵销脱离重庆政府的罪过。
但当时情势，外祖父顾不得考虑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逃离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的危机。
第二天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去愚园路开会。
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
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汪精卫，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
十二月三十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
一月一日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沿家拜年。
外祖父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
外祖父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笔也拿不住，最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
陈璧君不答应，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见到外祖父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
这算是救了外祖父，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七十六号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
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
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
元月三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
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
当时的华懋饭店，有九层楼房，很气派，正门上面高出两层，有个高高尖顶。
没有多少人进出，里里外外的人都是西装革履，昂头挺胸。
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早安排好了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
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
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
解密：太平天国时洪秀全究竟做了哪些荒唐事？
太平天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先例和特例，例如，以西方宗教拜上帝会名义组织农民武装，并把拜上帝会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核心；再如，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曾在武昌、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对全体居民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在一个短时间里取消了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又如，东王命人做了有一张几十平米的大床，用珍珠作帏帐，嵌以宝石，床的周围还流水不断，还养了许多金鱼，这张床夏天可以制冰消暑，冬天可以取暖驱寒，白天可以与部属商议国事，夜晚可以与众多一起寻欢作乐。
尤其是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天国的破除旧例开先河的事情就更多了，有的竟让人匪夷所思。
太平天国居然取消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年节习俗，就是这样举国欢度的传统节日也不列外。
在太平天国的“历法”里，只允许辖区内的军民正式过六大节日。
为此，公元1859年，即九年，在改历诏书中规定：“正月十三日为太兄升天节，纪念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二月初二为报爷节，答报上帝派洪秀全“斩蛇妖”之事；二月二十一日为登极节，纪念耶稣与天王洪秀全同在此日“登极”；三月初三为爷降节，纪念上帝初次俯身杨秀清下凡传言；七月二十七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忌日；九月初九为哥降节，纪念耶稣首次俯身萧朝贵下凡传言。
”即便是在庆祝这些节日时，洪秀全也不参与太平天国军民的纪念活动。
其实，太平军进入南京之时，洪秀全就一头钻进深宫，与三千佳丽寻欢作乐，安享富贵，既不坐朝议政，也很少见人。
因此，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从没有见洪秀全其人，每逢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
那么为什么太平天国一扫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呢？原来，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们认为，旧历是“妖朝历”、“清妖历”，太平天国的军民是上帝的众，不能按旧历过节过年。
因此，太平天国政权严格推行自己的所谓“天历”，每逢春节来临，便禁止辖区军民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守岁。
虽然太平天国禁止军民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守岁，然而，年年春节还是要年年过的，只不过没有过年的气氛罢了。
由于当时太平天国辖区处于战乱环境，因此人们过节守岁的气氛，较之所谓“承平”时期，要冷清得许多。
按太平天国当时的规定，过年时不准拜贺，不准送礼，不准宴客，不准换衣冠，不准贴春联，不准换桃符，不准放爆竹等等。
也就是说，禁止一切的过年守岁的欢庆活动。
其实，说是禁止，也只不过禁止军民的过年守岁的欢庆活动，而天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们并不在禁止范围之内，每逢过年，就是这些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们收妾纳妃的盛大节日。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按军队编制把男女隔绝，男的归了男馆，女的归了女馆，然后从女馆里面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女孩子中间，挑选出十五个长相清秀可人、言谈举止机敏的女孩子，分配给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
其分配的计划是，天王和东王每人各是六个女孩子，北王是两个女孩子，翼王是一个女孩子，加起来是十五个女孩子。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许多的文官武将在过年时，还争先恐后地给最高领导人大送美女贺礼。
太平天国起义时，洪秀全号称天王，就拥有三十六个王娘，到定都天京后就有八十八个王娘了，而且还有众多用数字标号的王妃。
其实，这些王娘也罢，王妃也好，大都是逢年过节时太平天国文官武将送来的贺礼，而对于送来的这些美女贺礼，洪秀全总是来者不拒，一律收入后宫，供其享乐。
当时，为最高领导人大送美女贺礼已成为太平天国逢年过节的潜规则。
由于，逢年过节所送美女贺礼过多，太平天国不得不大搞房地产建设。
洪秀全的天王府的建设从太平军进入南京城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进行了。
洪秀全放弃了明的原有建筑，选择在原南京江宁总督府基础上进行扩建，新的天王府面积方圆十里，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几十座宫殿群，洪秀全自己还设计了九重天庭，天父台等建筑。
其规模建制和华丽程度不在北京故宫之下。
天王府没有，有的就是三千女官。
说是女官，其实大多数的就是洪秀全的王娘王妃。
她们中间分为爱娘、嬉娘、妙女等十六个名位，共有二百多人，八十八个王娘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有千人左右。
其他没有名位的嫔妃，还有一千多人，这些女人在天王府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伺候好洪秀全一个人。
而此时拥有三千佳丽的洪秀全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再去管理国事，他的一门心思就是如何去管理他后宫的那些美女。
在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如此，东王杨秀清的后宫生活，也都保持了他作为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相应的水准。
公元1854年，也就是定都天京的第二年，他后宫里的妻妾并不很多，而到了天京事变，也就是公元1856年的时候，他就拥有五十四个妻妾了，还不包括那些侍候他的女官。
而这些妻妾和女官也大都是逢年过节分配的和部属将领为他送来的。
因为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底层的士兵们还都在被迫禁欲的时候，太平天国的不管是最高领导人，还是高级管理层，却开始了荣华富贵、的奢侈之旅，抢占财富，抢夺女人，即便是翼王石达开也都是，少年英王陈玉成，太平军中也流传着他八女伴宿的故事。
在巨大的变化面前，这些当初号称要建立一个分田地，均财富的太平社会的农民起义军领导们，没有人能抵挡住了金钱美女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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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篡夺皇位”的说法依据不可靠是怎么回事？都是推测？
这本《雍正传》是作者吸收最近学术研究成果的新著，既是一部雍正朝历史，又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
历史人物传，贵在求实。
涉及雍正帝的历史谜团不少，冯尔康教授在书中使用平和的语言、理性的态度，对这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阅读后受益匪浅。
关于继承皇位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看法截然对立。
派坚持认为，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
无奈根据汉文还是满文材料，都无法提出令人服的根据。
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
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
例如说胤禛继位年龄偏大，已经走向老年，所以强行灌参汤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灵，不敢与父亲同葬，清算多位(如某位老学者说如果没篡位，为何一登基就杀赵昌？其实赵昌没有死，自己犯罪被处分)，因为他们窥视传位真相等等，。
这些看法，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人死后灵魂如果不灭，难道换一个房间就找不到了？况且胤禛继位后多次去景陵拜祭父亲，在景山设有康熙帝牌位，数次行礼，又何来害怕一说。
关于雍正天下庶务归一人《雍正传》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他坚持天下庶务归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折制度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他将整治官员腐败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结合，使官员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吏治比较清明，而且一直延续到朝中期左右。
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在其批阅奏折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等。
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他多年坚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不乏励精图治的精神。
当然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最高统治者的工作，亲力亲为，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法，但因为受制于当时制度和执政的理念，只能这样运作。
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
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
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
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
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
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
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
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禄“并坐接谈”。
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
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
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
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
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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