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解密：汉代接受“上访”的是哪个单位
【千问解读】
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公车署”，也称“公车处”，意思是这些人才在长安参观游览，可以免费乘坐“公车”。
换成现代汉语，“公车处”就是配有专车的“特殊人才引进处”。
实际上，公车处除了负责人才引进方面的工作外，还肩负着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待百姓“上访”。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有关信访的制度或者规定，也有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的官员和机构。
这都是统治者为了表示亲民爱民而建立的形象工程，据《大戴记·保傅》、《淮·主术篇》等古籍记载，尧在位时，于庭前设“进善旌”，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后又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舜“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
舜时，还首置龙为纳言。
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是中国信访制度的源头，纳言也可谓中国最早的信访官职。
以后各朝各代都有类似机构，只是在名称和具体职责分工方面有所变化，比如，西周时期，周王朝设立了路鼓和肺石制度。
《周礼·夏官·大仆》中说：“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 此外，还设置“肺石”，以使民有不平，得击三石鸣冤。
《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这里的“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
最显着的变化就是有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和管理者。
的信访机构叫作公车署，其一把手叫作公车司马令，其副手为公车司马丞，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也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
《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
”不过，仍旧沿袭了“周鼓上言变事”的制度，要求官吏须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
在西汉时代，又设有诣阙上书制度。
它是汉代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受到冤屈的人到京师向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是一种典型的越诉行为。
此外，汉代吏民上书信访的形式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因嬖人奏之”等，而御驾前“庶行上书”，大概是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这种信访形式之源头。
西时，出了一位着名的公车司马令，此人名叫张释之，和同志是河南老乡，贾谊为洛阳人，张释之乃是南阳人。
张释之为官清廉、公正，但是仕途不怎么顺，他在骑郎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年，毫无升迁的希望。
几近绝望之时，伯乐袁盎出现了，他向文帝举荐张释之，这样他得以位列九卿，做了公车司马令。
虽然，公车司马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职位，但是却与张释之的专业和特长相当对口。
张释之是当时着名的法学家，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当然这是后话）。
在外人看来，公车司马也就是一个传达室，可是这个传达室显然不同于一般传达室。
它是皇家设在皇宫南面的一扇门，叫司马门。
公车司马令就负责看守这扇门，巡视周边环境治安是否良好，有百姓来上访、告御状的，以及四方贡献、被征召者，都给接待一下，该上报的上报，不该上报的就给挡回去。
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公车司马的权力并不小。
比如有一次，当时还是太子的和同乘一辆马车，进宫向文帝请安。
当他们路过司马门时，理应下车。
可二人年轻气盛，又觉得自己身份高贵，就横冲直撞地闯进去了。
当时，正在值班的张释之不干了，他追上去就将二人拦了下来，愣是不放行。
不仅如此，回到办公室当即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太子刘启和梁王。
这件事情最后居然惊动了皇，最后是太后下了道特赦令，才宽恕了太子的愚蠢行为。
好在文帝还算个好皇帝，并没有责怪张释之，反倒认为他尽忠职守，是个恪守规矩、刚直不阿的人，于是提拔为中大夫，后来又任命为中郎将，直至当上了汉帝国的廷尉，即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
由张释之的升迁可以看出，公车司马作为专管信访的机构并不是的，至少在汉初是受到足够重视的，否则它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受到中央政府的青睐。
之后，以公车署作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晋，只不过隶属关系有所变化。
如魏时，公车署归皇宫警卫司令（卫尉）领导，东晋和南朝宋、梁的公车署，归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门下省领导。
总体上看，公车署一直是除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君主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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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仅有的7个永久中立国，各有各的心酸。
解析：卫国历史上究竟经历了几次内变？
发生于这一小国的政权变化也是国内各政治力量之斗争在政权结构中的反映。
但各政权要素间的第一次较量多实现不了政权结构的平衡，在政权争夺中被清除了的政治势力潜伏朝中不久即会反攻成功，重新进入政权结构，甚而取得政权结构中的支配地位这使卫国的政权变化常具有连锁性特点。
六次卫国连锁性政变 卫国这些连锁性的内变发生过多次。
第一次，东周初卫桓公欲赴之丧，桓公之庶弟州与石勾结乘饯行之机刺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
不久石厚之父石借故将二入诱至陈国并使陈国拘捕之，他，杀掉了人，其后与群臣扶立桓公之弟执政。
第二次，卫宣公的少子朔与母亲设计谋害身为世子的异母兄急子朔的胞兄寿代急子赴难，结果寿与急子相继被害，卫宣公受惊而死。
公子明得以袭位，是为卫惠公。
卫惠公上台不久，为之事率兵外出，急子与寿的余党乘机作乱，在国内另立新君，惠公闻变后逃至避难。
而十年之后，齐裏公率数国之兵伐卫成功，卫惠公又得以复位。
第三次，卫惠公的儿子卫懿公因好鹤而贻误国政，在北狄的猝然进攻下仓皇而战，被斩杀于乱军中。
群臣举国撤退至漕邑时扶立了新君卫戴公，戴公不幸患病而死，遂在卫臣的请求下送卫文公返国为君。
第四次，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时，要报当年流亡期间受卫文公之拒而饿困五鹿之仇，借故率大军攻入卫国。
卫成公见祸不能免，遂让大夫元晅协助胞弟叔武摄国事，自己避居襄牛，晋文公将卫国大片土地割与。
濮之战后，晋文公接受了叔武之请，欲恢复卫成公的君位，但卫成公却轻信卫公子犬的挑拨之言而疑忌叔武，致使先驱回国的犬斩杀了的叔武。
卫成公虽然恢复了君位但辅佐叔武守国的元含愤奔晋，为叔武申冤。
晋文公遂在他组织的河阳会盟上，请周王协助组成专门审案班子以断卫国君臣的狱讼，最后断定卫成公理亏而拘捕了他，会盟后将其押至洛阳，嘱咐随行的医衍伺机鸩杀之。
同时晋国扶立卫公子瑕为君而元晅辅佐之。
不料医衍在洛阳囚室中杀卫成公不果，卫臣宁俞又利用晋文公对鬼神的迷信而多方活动，终使卫成公获释。
卫成公秘密联络卫公子瑕手下的几个失意大臣为内应，发动突袭，斩杀了子瑕和元，卫成公二次复位。
第五次，春秋后期，怀疑上卿孙林父和亚卿宁殖有叛乱之形，借故羞辱和惧吓他们，引发了二人的反叛。
卫献公被迫逃至齐国，卫殇公被立为君。
十二年后，宁殖的儿子宁喜与逃亡在外的卫献公达成秘密协议，有条件接纳献公复国。
宁喜率甲兵击败孙氏家丁，赶走孙林父，杀殇公，卫献公复位。
逃亡的孙林父依附晋国，一度说服晋国执政拘囚了入晋会盟的卫献公与宁喜，在齐国晏要的力争下晋方释放了卫国君臣。
君臣受释回国不久，卫献公不满于宁喜的擅政，组织兵力向宁府进攻，混战中宁喜被杀，卫献公又恢复了君权。
第六次，春秋末期，的太子蒯聩深恶灵公夫人的作风品行，因谋刺南子事败，被灵公驱逐，逃往晋国。
灵公死时将君位交给蒯聩之子辄，是为卫出公。
后来蒯与出公辄父子争国，晋与齐各援助一方。
相距十二年后，卫国执政大夫孔悝的母亲孔姬秘密接弟弟蒯聩至家，并串通家臣劫持了儿子孔悝，挟孔悝而发动兵变。
卫出公带大批宝器弃鲁，公蒯聩即位为君。
庄公即位之后，疑孔悝而逐之，又患府库宝器之失而欲召回儿子出公，庄公次子疾闻讯后使人劫持庄公，逼其放弃召回出公的主张。
两年后，晋国因故伐卫，卫人逐走庄公，庄公与次子疾被戎人所杀，又经过两番君位变化，逃亡的出公辄复国。
复位后的出公辄与诸大夫不陸，旋即被逐，继位的悼公臣服于晋，依附，卫国开始了在战国之世的发展阶段。
君位反复失而复得 卫国的君位呈现多次失而复得的变化特点，卫国政权结构中多种政治势力并存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导致的政局走向常有一些的变化。
如在第五次政权变化中，当时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与公孙剽结交为党，暗结晋国为外援，合成强盛势力。
执政的卫献公疑其有叛心，一因无有证据，二因畏其势力，故而含忍不发。
而后献公侮辱孙宁二人，孙林父不满于献公的戏侮，欲发动政变，但终是摸不透献公的心思。
回家后他一面整顿家甲，一面派儿子孙入朝打探献公口气，献公听孙蒯说父亲正染疾暂住河上之地调理，遂使乐工于便宴前歌《巧言》之诗，此诗主要斥责居河的小人为乱事的根由。
孙林父从儿子那里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料献公对自己怨恨颇深，遂与宁殖迅速调兵包围官室。
卫献公派出官召众大臣增援，见无人前来，惧而出逃齐国。
这次政变是孙氏和两股私族势力在卫献公的压制、挑逗下联合对付公室并取得胜利的政治行为。
事变后卫殇公剽为君，孙、宁私族势力在政权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后来，卫献公袭取卫国边邑而居，派使潜入卫都，暗结袭父宁殖之位的左相宁喜，两股政治势力以“政由宁氏”为条件达成合作，决意消灭孙氏，复献公君位，并约公子鲜证其盟誓，不久后政权又落入献公手中。
结语 多种相反对的政治势力并存于同一政权结构的情况数次出现于卫国。
多种政治势力为争夺政权结构中的核心位置互相利用，相机结合，反复争斗，表现出每一政治势力在政权结构中的时消时长，时起时伏，卫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因而也极为复杂。
卫国执政者为频繁的内乱所困扰，他们常常依附别国或者被大国所控制，因而很少有独立、主动和影响政局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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