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是怎么回事?与民休保养息

其清政者给予褒奖。
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
【千问解读】
其清政者给予褒奖。
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下的作用。
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
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刘询还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
根据考核结果,赏必罚。
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
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
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平理刑狱 昭帝于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
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时的许多酷法。
设置廷尉平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惩治贪腐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
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
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
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
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
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
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经济 轻徭薄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
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
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与民休息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
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
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
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
史称“百实,四夷宾服。
” 《汉书》赞曰:(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抑制土地兼并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
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
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
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
和《》也有类似的思想。
汉武帝时,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音“敌”)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
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
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外交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
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
神爵元年(前61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
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
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
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
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 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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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期红巾军为什么会失败?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加之主力远离中原,后方空虚,汴梁为元军袭取,使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低潮。
刘福通所领导的北伐虽然未取得预想目的,但其横扫元统治的北部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元军主力,为南方各起义军的发展以及最后推翻元王朝创造和奠定了条件和基础。
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红巾军,是蒙元侵占中国末期汉人复国的主要起事力量,最初是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合所发动的。
红巾军起于蒙元对汉人的侵略、压迫和屠杀,最初起于黄河以北江淮一带。
红巾军,又称作红军,是蒙元侵占中国末期汉人复国的主要起事力量,该事最初是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合所发动的,因打红旗,头扎红巾,故称作“红巾”或“红军”,又因焚香聚众,又被称作“香军”。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有: 1、起义军内部不团结。
红巾军旗号虽多,但是大都不服调遣,就像徐寿辉,,名义上是起义军,但是只顾自己抢地盘,根本不配合北方军的行动北伐,各自为战的结果是只有北方红巾军迎战元军,甚至还相互攻打; 2、起义军发展太快,没有自己的地盘。
尤其是北方起义军虽然占了江淮一带,但是根据地不稳固,而且南方的起义军不支援他们,等于是以江淮之力对抗北方元军,实力上受了影响; 3、北方军有白莲教背景,被儒家视为异端。
所以之后朱元璋把白莲教称为异教这有很大原因。
北方起义军是失败了。
但是南方以朱元璋的起义军还没失败,当时他们两大势力是南方的主要势力,不管谁战胜都将一统南方,以南方之力对抗当时的北方元军都将统一天下,之所以朱元璋胜利那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了。
本来朱元璋只在应天府江苏江西一带,但是打败陈友谅,两湖在其手中,本来他是兵精,如今粮也足了,南方已在其手,之后抓准时机,乘北方元军内部之即,假道山东,直取大都水到渠成了,这其中很大的缘故在于,南方当时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南方包括江淮在朱元璋手中、元军已经没了粮饷的来源,尤其当时明军已经拥有火器和大量的骑兵,本来北方对南方最有利的骑兵优势也不复存在了。
加上民族矛盾,之灭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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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如何死的?慈禧太后又是如何看待李鸿章之死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
网络配图 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 李鸿章画像 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
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
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
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
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
李鸿章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反而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误国者李鸿章!”网络配图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
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
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
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慈禧旧照 1901年(27年)签订《辛丑条约》。
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网络配图 梁六万五千字的《李鸿章传》中描述李鸿章去世情况“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
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
” 《 李鸿章传》是如此记载的,“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
事闻,两宫震悼”,朝廷的态度就是“震悼”。
李鸿章被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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