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为什么要削藩？削藩为什么失败了？
内忧外患 后，但藩镇力量非但没有根除，反而保存了下来，唐王朝中央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特别是河朔藩镇，嚣张
【千问解读】
内忧外患 后，但藩镇力量非但没有根除，反而保存了下来，唐王朝中央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特别是河朔藩镇，嚣张跋扈，不听朝廷命令，修城营垒，并相互联姻，结成同盟，共辱朝廷。
同时，边境民族借口助国平乱，多次入侵边境掠夺财物，唐王朝也渐渐失去对周边民族强有力的控制。
多次联合侵扰西南边界，自己更是攻陷河陇地区;回纥也不像以往恭顺，变得傲慢无礼，甚至骚扰周边地区，抢掠财物，唐朝边境岌岌可危。
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局面，肃宗、代宗只能采取能抵御就抵御，不能抵御就求和安抚的政策。
削藩原因 唐德宗即位初期，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是因为： 一、唐与吐蕃兵力差距之大，唐廷的边备尚虚，不宜作战。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占领河陇地区，使吐蕃与唐的边界线渐近长安。
唐廷北方边境强盛的五个藩镇，范阳、河北已成叛镇，吐蕃尽占河西、陇右两地，只剩朔方军一支，而朔方军因仆固怀恩的反叛损失惨重。
二、藩镇受挫，是朝廷平藩的大好时机。
代宗时期，朝廷利用河朔藩镇间的矛盾，挫败田承嗣的锐气，并镇压李灵耀的反叛，扫除财政运输上的障碍，为平定藩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继续削弱藩镇，反而一味“姑息”。
藩镇不仅没有收敛，而且互相联合，各筑堡垒，扩充实力，气焰愈发嚣张。
三、藩镇叛乱使德宗安逸的少年时期蒙上了阴影。
德宗身为代宗的长子，早年在宫中生活安逸富足。
安史之乱爆发后，十四岁的李适被迫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与他之前的安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德宗的母亲也在安史之乱中下落不明，代宗和德宗都长期寻找，也没有结果。
四、德宗年轻有为，有恢复盛唐之心。
代宗即位，封李适为太子，二十一岁的李适正值青年，代宗封李适为，平定藩镇叛乱。
李适亲临战场，对藩镇的危害认识深刻。
德宗即位后，希望有一番作为，恢复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
交好外族 稳定内部藩镇的前提是需要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唐德宗即位之初，就主动与外部民族建立起友好关系。
首先，德宗与回纥修好。
德宗在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时期，在陕州黄河北岸会见过前来助唐平叛的回纥登里可汗。
登里可汗以他拒绝在其帐前跳舞为失礼行为，将他身边的亲信等人活活打死，并“以(雍)王少年未谙事，放归本营”。
这就是著名的“陕州之辱”，德宗一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
但继位之后，为了更利于削藩政策的施行，德宗暂时放下与回纥可汗间的恩怨。
并且答应回纥可汗的要求“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重修旧好。
其次，主动遣使求和于吐蕃。
唐德宗两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双方互换俘虏。
德宗又遣崔汉衡两次至吐蕃“定界盟”。
。
牺牲利益与吐蕃成功结盟，促成。
唐朝被迫放弃凤翔以西的广大地区，正式承认吐蕃在河、陇地区事实上的统治权。
最后，此时的南诏归附吐蕃，吐蕃与唐结盟，那么南诏与唐边境也保持相安无事。
外部关系较为稳定的情势，为德宗集中力量削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削藩失败 一、准备削藩 唐德宗从即位初就开始为削藩作准备。
首先，进行财政改革。
积极推行杨炎的两税法，扩大中央的税源基础，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其次，将的朔方军一分为三，将统治西川地区十四年的崔宁召回中央，增强中央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成功镇压刘文喜叛乱。
最后，因吐蕃与唐清水会盟，唐德宗将防御吐蕃的西北兵力部署至东北，增强削藩的军事力量。
但德宗强势出击，攻击面积过大，很快其雄心壮志就被淹没在战火之中。
朱泚之乱 二、战乱开始 河北藩镇在唐德宗的坚决镇压下产生恐慌，他们为保护共同的利益选择联合在一起，并且勾结山南东道节度使，对抗朝廷。
承德臣之子李惟岳上表，希望朝廷任命他接任节度使之职，德宗强烈反对，就此拉开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战争。
三、一波三折 最初，朝廷取得初步胜利。
淮西击败梁崇义。
随即，魏博田悦接连战败;成德重要将领之一张孝忠投奔幽州朱滔，李惟岳被手下王武俊刺杀，篡夺成德节度使，投降于朝廷;平卢李讷谋求朝廷和解。
面对初步胜利，唐德宗并没有就此缓解与诸藩镇的矛盾，反而希望趁势出击，进一步削弱藩镇。
帮助德宗取得胜利的藩镇不但没有得到犒赏，还要面临被削弱的威胁。
李讷谋求和解失败;朱滔因分赃均很是不满;王武俊没有求得成德节度使的任命。
因此，诸藩纷纷叛变解救魏博，并各自称王，战争再次掀起。
随即淮西李希烈为达到自己的扩张目标也成为反叛力量，并完全切断了南方的供应线路。
更让德宗没有想到的是，泾原兵的叛变。
面对泾原兵的哗变，禁兵无力抵抗，德宗不得不连夜逃出京城。
随即泾原兵拥立朱泚为首领，在京城建立新王朝，朱滔与之呼应，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大地。
此时的唐德宗幡然醒悟，下发罪己诏检讨自己，一改强硬的态度转而采取对藩镇安抚之策，并调集朔方李怀光对付京畿叛乱者，不料，李怀光也因德宗猜忌在河中也发动叛乱。
四、无疾而终 最终，德宗不得不与藩镇妥协，提出完全既往不咎和承认政治现状的条件，希望尽快收复京城，平息战火。
兴元元年(784)，通过联合吐蕃，在李晟等大将的努力下，最终收复京城。
随即朱滔投降于朝廷，王武俊、田绪、李讷与朝廷和解，朱泷战败，李怀光兵败自杀，李希烈被部将毒死。
贞元三年(787)，内部战乱基本平息。
唐德宗发起的这次内战，虽然削弱了部分藩镇的势力，但朝廷的损失更为惨重。
唐德宗此次的“以藩制藩”的武力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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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晓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隋唐大运河的千古之谜吧。
网络配图 柳孜镇填补运河空白 柳孜镇，古称柳子镇，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境内，始建于，因开掘的大运河之通济渠段穿镇而过而逐渐繁荣，成为唐宋时期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据《宿州志》记载：柳孜为巨镇，有庙宇99座，井百眼。
着名东晋音乐家桓伊和“”之一稽康就是生长在这里，可见当时柳孜文风之盛。
然而，，瞬息万变，南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泛滥，洪水夺淮入海，通济渠从此淤塞，柳孜镇也因此衰落下来。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柳孜镇又因安徽省文物局考古发掘队在这里的重大考古发现又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瞩目。
八艘唐船、码头、大批唐宋名窑瓷器的相继出土印证了这块土地昔日的繁华。
二000年四月八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在柳孜实地考察后，向世界郑重宣布：“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证明了大运河的流经路线，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的空白”。
首次发现北宋货运码头 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淮北市决定将境内宿州至永城一段公路拓宽改建，拓宽的部分公路恰好沿古运河南堤(史称隋堤)从柳孜镇穿过。
安徽考古界经长期考证研究，认为柳孜镇有座古代码头，为保护这一历史遗物，决定对柳孜一带路段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数十个日夜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专家们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一座沿运河南岸东西走向顺河而建的石造码头展现在人们面前，整座码头为长方形建筑，长14.3米，宽9米，高5.5米。
东西南三面采用由上而下的飞檐砌法，两侧用夯土护堤，临水面石壁陡高，便于靠船装卸。
经考察，此码头为北宋时期的货运码头。
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考古的首次发现。
八艘沉船见证繁荣 然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就在考古队发掘码头四周深部土层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八艘古沉船。
其中有三艘沉船较为完整，1号船为木板结构，长2.6米，宽1.92米，尾舵呈扫把状;2号船为一巨型整圆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长0.6米，宽1.10米，出土时舱内有釉陶制泡菜坛等文物;3号船木板结构，长23.6米。
因沉船埋藏的土层中发现青釉、三彩瓷器和唐代“开元通宝”钱币等器物，沉船的年代被专家认定为唐朝。
此次发现的沉船位置均在古河道南侧河底，且均向北侧倾斜。
专家推测是黄河泛滥河水冲翻所致。
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的沉船在我国尚属首次。
网络配图 柳孜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其中瓷器为多，其它为铜钱、铁器、石器等，陶器有灰、红色陶，釉陶和建筑陶等。
器形有缸、盆、坛、和砖瓦等。
铜钱均是方孔圆钱，有“开元通宝”、“嘉佑通宝”、“熙宁通宝”。
铁器有三足釜、斧等，石器有磨、石柱、锚等。
瓷器品种最多，有青、黄、白、黑、白地黑花、外黑或酱、内白等许多釉色，一般釉质较粗，少数青、白釉较细。
瓷胎多为较粗的泛黄或灰色胎，少数白瓷胎洁白细腻，瓷器多素面，少数印花、刻花、三彩、点彩和堆贴文饰等。
器形以碗数量最多，其次有罐、盆、三足器、杯、壶等。
从瓷器的釉色和造型初步辨认窑口的有：寿州窑、肖窑、吉州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建窑、定窑、越窑、长沙窑、均窑等隋、唐、宋时期的窑口，还有一些不明窑口的瓷器有待进一步确认。
柳孜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实属罕见，这为唐宋陶瓷业的生产、运销、外销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通济渠路线之谜终见答案 通济渠，又称新汴渠，唐宋时期称汴河。
《·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济渠修通后，唐宋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漕运和河运治理制度。
因承受黄河的泥沙，唐代每年疏通一次。
到北宋末期，政权衰败，运河的管理制度也逐渐松弛了，黄河数次大决口，导致通济渠河高出地面5米之多。
通济渠的说法不一，史载不一，且有新旧之说，老汴河向东一直流到肖县、徐州入泗水，西汉时称鸿沟或狼汤渠，东汉时称汴渠，直到隋初年古汴河还在沿用。
新汴河是隋炀帝另外开挖的河道，称通汴渠，新旧汴河分叉点在开封。
新汴河过开封后折向东南，路程较古汴河为短。
关于通济渠的流经路线，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
一种说法为经陈留、雍邱、襄邑、宁陵、考城、宋城、宋邱、虞城、肖县、徐州汇入泗水。
网络配图 另一种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来南录》和《开河记》载，通济渠与汴渠分离后，经陈留、雍丘、襄县、宁陵、宋城、虞城、谷熟、永城、临涣、甬桥(今宿州)、虹县至泗州洪泽湖入淮。
还有其他不同的文献记载和专家的观点。
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为这一千年古运河路线之谜揭开了谜底，证明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填补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并且为研究中国运河考古史找到了突破点。
隋唐大运河作用超过“” 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通济渠、江南运河、永济渠。
沟通了海、河、淮、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5000余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运河。
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宋新潮在谈及隋唐大运河时自豪的说：“中国有两项伟大的人工工程：一是长城，的防御工程;二是大运河，隋炀帝的交通运输工程，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人工运河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理应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大运河是隋、唐、宋三代运输的大动脉。
通济渠将黄河与淮河连接起来，将江南与江淮地区丰富的物产、粮食运到北方以解决都城及军队的供应。
这是人力马车陆路运输所不能解决的。
大运河还带动了两岸城镇的繁荣，促进了全国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大发展，形成运河经济带。
唐宋王朝是我国漕运发达时期，正是靠大运河保证了物资供应，使其走向中国历史的鼎盛阶段。
难怪安徽省文物局局长章家礼如是说：“隋唐大运河是当时王朝的命脉，其显赫作用超过‘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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