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非亡于万历也非亡于崇祯皇帝？而是亡于李成梁

朱元璋下令将其灵柩运回南京安葬，追封为黔宁王。

沐英在云南的爵位由其后人继承，直至终明一代。

实际上，在整个期间，承袭“黔国公”的沐氏子孙就是整个云南的最高统治者，为保障明王朝西南地区的稳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解放后，近五十年的发掘表明：围绕沐英墓地，还葬有自明洪武年至明末沐英家族后代其他重要成员多人，形成了沐家在江苏南京市将军山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家族墓地。

在1959年到1978年期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已在将军山考古发掘了沐英墓，沐英次子、定远忠敬王沐晟墓，第九世孙沐昌祚墓，第十世孙沐睿墓。

出土了大量极其精美的金、银、玉、琥珀、宝石等重要文物，后来很多都被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其中沐英墓中出土的“月下追”元青花梅瓶，享誉海内外，被定为“国宝”，目前已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去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一施工单位在距沐英墓数百米的西南角，又挖开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沐氏家族墓，考古人员随后经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玉器，并证实墓主为沐英曾孙、长期镇守云南的副总兵官沐瓒(沐英三子沐昂之子)。

如今，沐瓒墓进入到省级文保单位的行列，并立碑保护。

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蒋赞初教授指出，位于南京南郊的沐英家族墓葬群是一个重要的明文化遗存。

日前，南京博物院对位于江宁将军山麓、沐英曾孙沐瓒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出土文物，轰动了考古界。

蒋赞初先生提出，对于沐瓒墓的考古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有关部门不能“挖完了事”，要切实做好对沐瓒墓以及周围的沐氏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

考古专家王引和南京地方志专家陈济民则指出，沐英在南京的府邸就在今天的估衣廊附近，和南郊的沐氏家族墓相结合，完全可以对沐氏家族———这个在始终地位显赫，如今依然后代繁盛的家族作一完整再现，给南京再添上一处明文化展示中心。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其与傅友德、率兵30万征云南。

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百务具举，其镇滇10年间，简守令，大兴屯田，劝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

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

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

疏节阔目，民以便安。

居常读书不释卷。

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边疆。

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余人，惟英在西南勋最大。

英笑，好贤礼士，抚卒伍有恩，未尝妄杀。

二十五年六月，闻皇太子薨，哭极哀。

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呕血。

至是感疾，卒于镇，年四十八。

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

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

谥昭靖，侑享太庙。

子春、晟、昂皆镇云南。

昕驸马都尉，尚成祖女。

自沐英始至明亡，沐氏世袭统治云南，计12世16王(公)，共264年。

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夫妇收为养子，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

沐英小时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

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

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守镇江，开始担任军事要任。

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

1367年，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

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1370)，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

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

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

次年(1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

得胜而回。

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随后，沐英为征西将军，先后与傅友德和蓝玉率军平定云南。

尔后，洪武十六年(1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并把云南分为52府，63州，54县。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

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

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

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

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

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

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

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

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

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

在沐英统治时期，他独镇一方，屡建奇功，使明朝一直“无西南之忧”，云南相当安定。

对边疆的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

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岁。

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

十月八日沐英的灵柩返京(南京)，朱元璋下令，赐葬于江宁县长泰北乡观音山。

二十一日朱元璋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在云南的爵位由其后人继承，此后，观音山即成为沐家的墓园所在，观音山也由此改名为将军山。

之后沐家历代重要族人去世后皆葬于此。

沐英去世后，在整个明朝期间，承袭“黔国公”的沐氏子弟就是整个云南的最高统治者，为保障明王朝西南地区的稳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沐英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其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直至终明一代，计12代，14任。

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才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

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

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岁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

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

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沐昂，沐英第三子。

《》记载，沐昂字景高，时，他的二哥黔国公沐晟领兵镇守云南，遂越级提拔沐昂为都指挥同知，让他随军锻炼。

沐昂战功卓著，不久升为右都督。

正统四年，西南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思任叛乱，沐昂随沐晟出征。

在军中，沐晟因病暴亡，沐昂受命代镇云南。

正统十年，沐昂死于云南，被封为定边伯，谥武襄。

据《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记载，沐昂(1379—1445)喜好诗文，常与文艺人士交往。

曾收集明初寄居滇南21家诗人作品，编成《》。

沐瓒，沐英的曾孙，沐英第三子沐昂的。

他生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他承袭了父亲沐僖的官位副千户;天顺二年(公元1459年)，被擢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佩镇南将军印;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改任副总兵镇守云南金齿、腾冲;死于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四月二十九日，享年43岁，可谓是英年早逝。

人生在世，匆匆数十载，都在为未来而奋斗。

成功是令人欣喜的，但成功的过程却是艰难的，因为你在成功的路上要不断地收获，不断地积累。

当你坚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成功的大门便会向你敞开。

所以成功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一个不断奋斗的路程，一段不断追求的路程。

一段平凡的对话意味着伟大，一组生活的特写造就了永恒。

沐英是先贤端木子贡的后裔。

天津大学历史系教授闫爱民《沐氏授姓考略》一文中称，沐氏的先人是的弟子端木赐(字子贡)之后，其后人原本复。

后因躲避仇家改“木”，到了沐英时，改木为“沐”。

据沐英的出生地、今安徽省定远县严桥乡沐家村的沐姓老人介绍：沐氏系孔子弟子端木赐之后，原复姓端木，后因躲避仇家，改单姓木，后又在木旁加水字为沐，沐氏可考的一世祖为向春公，沐英为沐氏家族的第“十世祖”，而传至今，定远沐家村沐姓人家已是第十九世与二十一世。

从安徽定远赶来将军山的沐英第17世孙沐云龙老汉自豪地说：沐英只是沐家杰出代表的一个，沐氏原是孔子弟子端木赐(字子贡)之后，端木赐加沐英算是文武双全。

沐英的处世之道。

明代开国以来，明太祖为了除掉可能威胁其皇位的开国功臣们，从“奸党案”到“蓝玉奸党案”，进行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政治谋杀。

被卷进杀死的各色官吏多达5万人，到朱元璋死时，他所封的9个公爵、54个侯爵除了没威胁的两三个人外，全部都在肉体上被消灭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沐英变成了明初历史上少有的得到善终的功臣，并且可以世代镇守云南。

沐英有什么独特的原因，能够逃过这场磨难呢?看其处世之道： 第一，镇守西南的才能。

看过金庸《鹿鼎记》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韦小宝总挂在嘴边的沐家军大战叛军象阵的故事，这段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明代初年的西平侯沐英。

洪武二十一年3月的某夜，沐英曾组织了一支由300名骑兵组成的突击队突袭云南叛军思伦法的兵营，而思伦法的部队是一支由30万士兵和百余头战象组成的强大队伍，当夜，沐英的轻骑兵不仅杀敌数百，还俘获了一头战象。

次日，沐英更立马督战，命令弓箭手和火铳手冲在最前面。

火铳巨大的声响让敌方战象受惊，打乱叛军的阵脚。

沐英下令三军夹击，最终斩首敌人三万余，俘获一万余人，擒获大象37头。

这场战役只是沐英在云南所经历的纷繁不断的平叛战争中的一场。

沐英自从进驻云南以来，就不断地平定云南各地的叛乱，有时甚至是疲于奔命。

但是，沐英绝非穷兵黩武之人，他一方面通过武力平息各地叛乱、加强军事布防来巩固明王朝及沐家在云南的统治权威，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云南的社会经济、文教事业。

经营云南前后不过十年多，但云南从此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难怪朱元璋几乎对所有功臣都满腹疑虑，却独对沐英说，“自汝在镇，吾无西南之忧!”无论这种信任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巩固明王朝西南边陲的重要性和沐英的个人才能考虑，沐英地位应当特殊。

第二，小心谨慎的处世之道。

军功对于将军来说往往会带来最大的杀身之祸，如果初期，沐英和其后人是凭借军功获得皇帝信任，那么后期就绝非如此简单：当明政府在云南设立了府州等行政机构后，沐氏依然保留着西平侯的世袭爵位和西南军权。

皇帝甚至多次下旨，要求云南地方官员，在处理重大政务时务必征求沐府的意见。

沐英的第十世孙沐叡墓中曾出土一块类似“长命锁”一样的金牌，金牌正面正中写着“黔宁王遗记”五个空心大字，右边刻“此牌须用”等字;背面写着：“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

”这是沐英对后代的谆谆教诲。

沐英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先后十二代、十四任镇守云南，与大明王朝共始终，创造了的沐王府，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他们去世后归葬金陵的传统也是将军山得名的由来。

沐英家族墓葬中的文化遗迹 沐英家族的强盛、衰败，折射了明朝的整个历史。

整个大明朝前后共276年，而沐氏家族也兴盛了270多年。

沐英家族墓对研究明朝的官吏制度，研究沐英家族都相当重要。

人世间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明代，云南是中国最重要的黄金、玉石出产地之一，因此沐氏家族墓葬中出土金玉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湛、规格之高都是中国历史罕见，是中国古代金玉制品之集大成者。

这其中主要有： 价值10亿元的青花梅瓶。

2005年11月在南京市博物馆举办“沐英家族墓文物特别展”中，号称“10亿元人民币也不卖”的南京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在南京博物院展出，10分钟后就被重新收回库房。

其实，“青花梅瓶”是当年被盗文物之一。

它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

画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人物故事及梅花、竹子、松树、芭蕉、山石等纹样。

据说，这只“萧何追韩信”青花梅瓶如果能够拿到拍卖市场，其价格应当高于2.6亿元。

国宝捐献者名叫陈新民，已于1996年去世。

他在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不惜倾家荡产凑了10根金条，换回了这件元末明初的“青花梅瓶”。

这件宝贝在陈家放了2年，碰上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征集文物，陈新民主动把国宝无偿捐赠出来。

1959年到1978年期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已在将军山考古发掘了沐英墓，沐英次子、定远忠敬王沐晟墓，第九世孙沐昌祚墓，第十世孙沐睿墓。

出土了大量极其精美的金、银、玉、琥珀、宝石等重要文物，后来很多都被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因此，沐英及家族墓于2002年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区域。

2005年5月，一建筑工地在距沐英墓数百米的西南角，又挖开沐英曾孙沐瓒墓葬，考古人员在随后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玉器。

2005年7月，在南京朝天宫展出五座沐氏家族墓中精品文物共251件。

其中有在沐瓒与两位夫人的合葬墓中出土的金、银、玉、陶、瓷等文物300余件中的大部分文物。

沐晟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青花梅瓶之精美令人惊叹。

该梅瓶以四朵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枝叶缠绕其间，婉转多姿，。

纹饰富丽紧密，格调高雅，层次清晰，线条活泼流畅，青花色泽浓艳，彩料晕散自然，釉质明净莹澈，实为青花瓷中精品。

沐叡墓出土的金、银、玉、琥珀、水晶、珊瑚、陶、瓷等质地的文物共180余件。

其中尤以渔翁戏荷纹琥珀杯和黔宁王遗记金牌最为著名。

琥珀杯以大块深红色血珀制成，杯身呈荷叶形，一侧雕一鱼鹰，另一侧雕交错的荷花根蔓，而与之相连的是一位袒露上身、的渔翁，左手握鱼、右手抓杯、身体侧倚、极具动感。

此作品材料之美、构思之精、雕刻之工、人物之传神，堪称前所未有。

沐叡墓出土的渔翁戏荷纹琥珀杯：精美奇绝。

上等血珀所制，中间杂黑色条纹，质感透明温润。

杯身呈荷形，一侧浅刻一只鱼鹰，另一侧雕出荷梗与水草，寥寥数刀，却，极富韵致。

代表了明朝杰出的琥珀工艺品制作水平。

沐瓒与两位夫人的合葬墓出土的金币：99枚，最重者350克。

质地厚实、周边有小孔。

本是缝在死者衣服上的。

仍完好如初。

墓中有如此多金币，在明代墓葬中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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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帝，如果要说谁该为明朝的灭亡负责，我想大家恐怕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如果要说明朝衰落的根源，个人认为这个责任恐怕要落在身上了。

朱瞻基作为明朝历史上第五位，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但却一手缔造了“”，因而史学家们给予了他“功绩堪比文景”的高度评价。

然而，明朝在其手中国力达到鼎盛不假，可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改革，却同时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三大祸根，明朝中期以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根源都直指明宣宗在位期间的改革。

祸根之一：设内书堂和司礼监秉笔掌印，为宦官乱政埋下了隐患 建立明朝之后，汲取了前朝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因而在立国之初便对宦官做出了极为严格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宦官任职不许超过四平等等。

然而，这一系列政策，都被明宣宗所打破。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为了让宦官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事关皇帝的私人文件，下旨于内廷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其接受一定的正规教育。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又制定由在内书堂教授宦官。

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有的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的地步。

明朝刘若愚在《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中写道，“内书堂读书，自宣德 年间创建。

始命 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

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

”此举无疑打破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规定。

也正是由此开始，明朝的权力运行方式开始正式确立，即“票拟”、“批红”制度。

凡是朝中大事，先由通政使司汇总，由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由内阁草拟处理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

皇帝则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做出最终决策，以朱笔批示，这个过程被称为“批红”，亦称“朱批”。

原来，太监在其中只承担着呈送和传达奏折的职务，然而由于皇帝精力太过有限，无力处理大量奏折，于是明宣宗便又设立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两个职位，任用宠信太监代为批阅奏章，此举无疑直接赋予了宦官干政的权力。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宦官固然还在其掌控之中，然而宦官识字和干政的口子却已经被打开，此后随着皇帝怠政日益严重，司礼监太监权力开始不断扩大，直接通过“批红”之权对外廷形成钳制。

明宣宗之后，大太监的迅速崛起，便是典型恶果。

祸根之二：内阁力压成为百官之首，为内外廷之争埋下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其根本原因便是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消灭绵延上千年的皇权与相权之争。

此后，由于皇帝处理政务太多，正式设立内阁辅佐皇帝，由此朝中大权一分为三，内阁负责提供建议，再由皇帝进行决策，最后交由六部等衙门予以执行，即皇帝掌握决策权，内阁掌握议政权，六部等衙门则掌握行政权。

早期的内阁，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个咨询机构，朝廷明确规定“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

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学士只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不承担其他职责，且官职品级相对较低，然而这一情况却在仁宣年间被改变。

时，因、等为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则延续了这种设置。

例如杨士奇保留了，黄淮保留了，而金幼孜则保留了。

如此一来，内阁在拥有议政权的同时，也开始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内阁权力扩大自此而始。

与此同时，由于内阁大学士很多人都是帝师出身，或者说是前朝重臣，因此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受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采纳和通过，而且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这又使得内阁掌握了一定的决策权。

于是乎，经过仁宣两朝的发展，内阁权力开始逐渐凌驾于六部之上，到宗景泰年间，随着王文以左都御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不仅正式开始成为统领百官的外廷之首，而且较之于前朝的丞相之权更甚。

虽然内阁权力的扩大，在明英宗朱祁镇末年有所反复，但其权力的大肆扩张却已成定局，到成化、弘治年间，内阁实际已经成为了足够对抗皇权的文官集团代表。

此举的恶果便是，由于内阁权力太大，不仅形成了文强武弱的局面，而且对皇权形成压制，导致明朝中期以后皇帝与外廷关系势同水火，无力对抗的皇帝只能通过大肆任用宦官和厂卫来对抗外廷。

祸根之三：为发展经济实行战略收缩，崛起、辽东局势恶化皆源于此 明朝初期，为了对付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皆多次发动北伐，这使得仁宣两朝时明朝北部边境相对较为安定。

然而，由于永乐年间朝廷多次对外用兵，导致明朝国力损耗一度极为严重，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逐渐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明宣宗时期开始全面实行战略收缩，这主要集中于南北两个方面。

在南方，明成祖朱棣时将安南纳入统治，但由于明朝对安南的统治存在的各种问题，导致安南叛乱时常爆发，而朝廷却无法从安南得到足够的赋税收入，因此当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镇压安南叛乱失败后，明宣宗于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废除交阯布政司，就此放弃了对安南的统治。

明宣宗放弃安南，终止下西洋之举，虽然为明朝节省了大量开支，但明朝也就此丧失了经略西洋与南洋的跳板，此后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国逐渐脱离明朝控制。

此举还招来了两个更为严重的恶果，那便是明朝中期以后沿海和南洋海盗的崛起，以及明朝后期西方势力趁机介入印度洋和东南亚。

在北方，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之后，就此一蹶不振，而瓦剌却趁机崛起。

在瓦剌的打击下，鞑靼被迫不断东迁，结果又遭到兀良哈各卫的抵抗，鞑靼太师阿鲁台无奈之下只得被迫与明廷修好，然而由于明朝实行战略收缩，导致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明朝实质性的帮助，结果鞑靼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一败涂地，瓦剌遂成为草原新的霸主。

瓦剌全面崛起后，开始不断袭扰明朝边境，最终酿成了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随着明朝的战略收缩，兀良哈三卫也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南迁，并且与明朝时常爆发冲突，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三千兵马与其交战，然而经过长期的斗争，朵颜三卫最终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最终于正统初年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开始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

更为要命的是，明宣宗在辽东的战略收缩。

宣德五年(1430年)，阳武侯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

要知道，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本就不强，结果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的同时，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全面陷入被动，最终为经营辽东失败埋下了伏笔，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便是源于此。

纵观明朝历史，宦官干政乱政，文官宦官之争，倭寇袭扰沿海，辽东后金崛起，可以说是明朝中期以来面临的几个最为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要细究根源，无一不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埋下的祸根。

因此，个人认为，明朝十六帝之中，明宣宗朱瞻基才是明朝衰亡的根源。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朱瞻基的改革固然有问题，但后世皇帝为何不进行改变呢?要知道，在古代皇权社会，“祖制”这个东西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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