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戒体文为什么会被创作出来？有何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强的民族，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家
【菜科解读】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强的民族，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家和国的概念已非常笼统，家齐则国治。
家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的恋家之情是多方面的。
家族观念 秦国变法使得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宗族及宗法血缘关系得到了强化。
早在西汉前期，孝惠帝与就曾先后下诏，褒扬“孝弟力田”者。
独尊儒术后，汉王朝更是着力倡导君臣上下、父子六亲各得其宜的统治秩序，这种倡导一直贯穿于整个两汉社会。
白虎观会议后成书的《白虎通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发展，它强调宗法关系的合理性，认为：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
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石，作为对社会管理的有力补充，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
两汉时期，门第观念在社会上，家族对于个人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为了共同的家族利益，就必须保证家族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戒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家庭、家族的团结和睦，这也是戒文的核心内容之一。
所谓“和睦”，涉及到多种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伯叔妯娌等等的人伦关系，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包括君臣之间、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戒体文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如向朗《遗言戒子》主张“惟和为贵”;杨椿《诫子孙》以“同盘而食”、“世不异居异财”的家族传统告诫子孙团结和睦。
下面我们看戒体文中家族观念的具体表现： “从官僚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世家大族和从商人方面转化而成的地方豪强，他们都带着特别浓厚的父家长色彩，这是不难理解的。
由于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早熟，在社会制度上，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因此秦、汉以来的小农农村，虽然在农村公社——井田和书社已经崩溃以后。
但也还依然以氏族为纽带而巩固结合起来，人们都是聚族以居的。
”的确，在古代农耕社会，具有血缘亲情的亲属之间的分工协作是保证生产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条件，稳固的血缘家庭意味着正常的生产秩序，意味着社会的稳定。
“齐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家庭成员认同和遵从以家长权威为核心的家庭秩序，由此，孝悌之道便成为古代家庭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内容。
确立了《孝经》的经‘学地位，并将《孝经》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读书自和基本教材，大力推行《孝经》教育。
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所滋生的一切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之一。
“夫妻敬爱”、“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一类词句在这一时期的家训文献中随处可见。
除了家长要求子孙能秉承儒家伦理，讲求孝悌外，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表彰孝悌之士，这对“孝”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
除了对民间“孝悌力田”进行大加褒扬，政府在选举官吏时也特别注重孝廉之科与至孝之科。
郡国察孝廉，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到东汉盛行起来，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
选官必择有“孝悌公廉”之行的人，由此，当时的地方官吏把教化民众，举孝子、顺孙、悌弟、慈兄作为主要政绩之一。
戒体文中表现孝悌之道的不少，如王权《家诫》。
的家戒中，讲明“孝敬仁义”是“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正是前面讲过的“孝”是“仁之本”的具体应用。
能做到“孝敬”就会使“宗族安”，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孝”，自然会使人获得声名。
同时作者批评了那种背本逐末的风气：陷于浮华和交结朋党。
他告诫子孙不能因为贪图一时之誉和眼前之利而像那些“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的人那样。
再如孝文帝《戒上骨侯赞》，孝文帝希望侯能宣扬孝道，从而使得辖区内礼义大备、民风淳朴;如果有不遵从孝道的人，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其门标，以刻其柱”。
在家诫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孝重于忠”。
唐长孺先生指出：“自晋以后，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
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己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导。
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
”“孝重于忠”的观念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普遍观念。
“重孝不重忠”一方面与制度的确立有关，六朝时代世局动荡多变，世族也只有“奉亲思孝”、“止知有家”方能保持门第地位的稳定与延续;另一方面则源于当时朝代更替频繁的政治背景，统治者自己历仕两朝或数朝，故无从言忠。
那么能否由魏晋南北朝社会“孝重于忠”就断言这是魏晋南北朝家诫的特点呢?其实不然。
魏晋南北朝家诫中确实体现了“孝重于忠”的倾向，但这却是家诫作品的一个通用特征，即使在汉唐宋明这些一统局面下“忠大于孝”的时代，家诫作品也侧重阐述“孝”而少言及“忠”，这是和家诫的文体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扬名显亲 “孝悌之道”是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家庭观念的培养不仅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并认同家族制度，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孙树立起扬名显亲、振兴家门的意识，晚辈能在遵从血缘的前提下自强自立、光宗耀祖才是“孝悌之德”的终极意义。
也就是说，家族观念并不仅仅是延续香火，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兴衰与家族荣辱联系起来。
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所谓“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实质上是封建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在古代，门第出身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证，败坏门第的行为是被严厉禁止和防范的，翻开古代众多的家训、家诫中教育子孙扬名显亲的文章很多。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始终有一种“永怀祖德”的精神：“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慎终追远，这甚至己经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
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情感，这在《》中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有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忧患，有对奸邪当道、社会不公的忧患，有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忧患，《诗经》因此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
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戒体文中也包含了这种情感。
最为明显的是戒帝王的一类，臣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主上进行劝谏，大多是因为忧心国事。
王吉《奏书戒》旨在劝谏新皇如何为政;《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希望统治者戒声色、学经伦;《戒动师旅疏》是对当时军事政策的反对……凡此种种，都是对国家社稷的一篇赤诚之心。
还有一类是帝王家戒，相对于其他家族，帝王之家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对子孙的训诫和教育。
对统治者来说，他们不希望无上的权利被他人篡夺，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从人上人变成阶下囚。
从留传下来的作品看，帝王戒文的根本目的，是“大业永固”，让一家一姓的王朝永远存在下去。
尽管其目的是维持王朝的统治，但在具体内容上也包含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学会做人做事、掌握驭国治国之道等积极向上的教育理念。
结语 “”是家训的主要观点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
曾对礼部臣僚们说，拥有天下的人好比建筑一座大厦，要汇聚材料才能建成，天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要有贤能之士的辅助。
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善于用人，正如周文王之于姜太公、之于，能抓住治理国家的贤才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个人能否成就帝王之业，关键在于他如何招揽和使用人才。
翻检帝王的家戒文，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子孙传授用人之术。
要求太子及其他皇子对年长于自己的人都要尊韋，这不但培养了皇子们谦让有礼的性格，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尊老爱贤的良好风气。
在《诸儿令》中提出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决不任人唯亲的用人观点，表现了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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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什么都已失败告终？
那么，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何都已失败告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原因： 以诸葛亮的才智，的仁义，、、、、的勇猛，却为什么不能北伐成功、兴复汉室?从天时地利人谋来看有五点结论。
第一、战略方针的失误，刘备即使占据荆州和西川，一路由荆襄北进，一路再出祁山，直到宛城、洛阳，之间的距离太远，战略上配合作用并不大。
第二、就天时来说，曹魏有统一的中原大地，早已具备安定的后方，兵多将广，后备力量充足，又率先迎来，把握住了先机，充分占有了天时。
而西蜀成气候太晚，草创而成，已失去先机之力了，想后发制人，困难太大! 第三、就地利来说，中原人力、物力极为充足，不仅广阔而回旋余地，而且关中地区又易守难攻;西蜀北伐，战线太长，千里运粮，补给困难，国力、民力很快耗尽。
一旦断粮，不战自退。
第四、就将才来说，诸葛亮本人当然才智超群，无话可说，西蜀早期又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华夏名将，实力是不小，但是与曹比还是弱了些;到了后期，由于长期征战，西蜀因为地狭人少，人才匮乏，最后竟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做先锋”的艰难局面。
反观曹魏，地广人众，才人济济，才智之士不断涌出，的将才承前后，源源不断。
西蜀哪里是对手? 第五、就法度来说，西蜀早期清明，因为有明主刘备，更有贤相诸葛亮，所以朝廷上下政治修明，国家势力稳固。
后期虽然有诸葛亮、辅佐，但是因为后主昏庸，国家势力减弱。
而曹魏虽有、司的权力争斗，但是政治、法度始终比较稳定，国家治理还是可以的，因此国力始终保持强盛之势，这样西蜀怎么会有呢? 我们再来分别分析一下六出祁山每一次的失利之处。
1、第一次北伐，老诸算准必取街亭，于是派去守街亭，可是马谡很轻松就失去了街亭，诸葛只好退兵。
2、第二次北伐，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的时候他自己发现所带的粮草不够用，只好撤退! 3、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是忽然听有人报告张苞身亡，于是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厥于地，由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只好退回汉中 4、诸葛亮摆出八卦阵重创司马懿，但是司马懿买通蜀军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步谣言，说早晚必将，刘阿斗大惊，急命诸葛亮回师，有只好退军! 5、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杀得，忽报永安有书来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退兵，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李严是害怕军粮置办不及，编造假消息来哄骗诸葛亮。
6、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常胜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服来戏弄司马懿，但是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派去的人那里知道诸葛亮病重的消息，并得出诸葛亮不久于人世的推断，后来就撤退了! 看完以上介绍，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原因了吧，西蜀在外交上的失误，关羽导致与东吴不和，大意失荆州;，西蜀被火烧连营七百里，互相残杀，力量消耗，缺乏重要的战略配合;还有用人上的失误，错用马谡而失街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最终以失败告终 随机文章速度最快的高山滑板速降，时速150公里（仅次于超跑）专家解读导弹是核武吗，导弹更先进但不是核武黑化版的白雪公主，联合王子让生母穿烧红铁鞋跳舞致死外道魔像打得过九尾吗，九尾一半力量可吊打佩恩放出的魔像人被吸进龙卷风会怎样 ，99%的人当场死亡/就算不死也会被摔死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解析历史上真实的犬戎：雄霸春秋战国的少数民族
同时，从这一年开始，开始了14年的共和政治，而这之后又恢复了帝王政治的原状。
周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史时代的王朝，柏杨先生在《中国历史年表》中写道:“本世纪，周王朝的镐京(今陕西西安)被蛮族攻陷。
焚掠一空，只好迁都洛阳，权威不能复振。
”能导致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权力最集中的王朝迁都的蛮族，到底是哪个民族呢? 柏杨先生显然糊涂了，而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字在《中国大历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困惑:“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
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
”如果说周的原始部民就是出自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戎部，这个观点还有些模糊甚至被人指责站不住脚，那么，灭了西周的“蛮族”是在宁夏、陕西、甘肃一带驰骋了2000年的戎(一个被国人很容易忽略的种族)，却有着足够的历史明证。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马格利特·杜拉斯在《情人》一书中的开场白，很适合人们现在想起4000年前活跃在以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为核心的一个古老的族落——戎。
公元前21世纪前后，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时，在西北大地上生活的远古居民的氏族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渐消失，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小方国开始露出历史的水面。
生活在宁夏南部地区泾水流域的部落慢慢强大起来，并且和部落结成了联盟，而这个联盟的形成恰好处于两个部落从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过渡期。
联盟部落的第13世时，执掌大权的古公亶父因为无法招架来自生活在北方的戎狄的连年侵扰，只得向东迁移，在陕西岐山之南的周原居住了下来。
他们在那里营建城郭，摒弃在他们看来比较粗鲁的戎狄风气，建立了以周命名的方国。
古公亶父带领族人的东迁，成就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中奴隶制国家的最后一个王朝，二是将姬姜联盟的地盘彻底让给了戎狄(这个退让为后来西周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狄戎族群在赶走古公亶父的战争中形成的联盟内部很快就出现了裂化，并在这里展开了角逐，逐渐形成了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族群)。
最后，戎人以绝对优势打败了狄人，一部分狄人向北撤退，占据了宁夏北部地区和河套一带，另一部分狄人投降，与戎人杂居融合。
戎在称雄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后来分化出了不同的族落，其中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义渠戎。
这个小小的方国和其他戎人一样，在夏、商、周三朝的正统视野里是野蛮的、动物般的人，因此，从甲骨文时期开始，他们居住的地区即被记载为“鬼方”，就是在《》里，他们也被称为“犬戎”一像狗一样卑贱的人。
尽管戎在周的兴起和从殷朝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但他们的骁勇与侵扰一直是西周王朝的心病，从穆王到宣王，曾多次派兵攻伐义渠诸戎，双方时战时和的状态贯穿了整个周王朝。
周宣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周朝和义渠诸戎的战争以周朝的失败而告终，周朝将五戎安置在今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一带，而五戎之中的义渠戎主要留居在今天的宁夏六盘山一带。
西周时，著名的谋士、重臣知道戎部落善战，于是建议周文王有效利用，并派大将南宫适带着无数、精美的青铜器以及周朝生产的美酒和特产出使戎部落。
事实上，南宫适此行不足单纯地为了讨好戎部落首领，而是为了换取戎人制造的战车。
六盘山一带茂密的森林，促成了戎人善于用木造房、制车。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和战车的出现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中国文化的黎明》一节中写道:“青铜与车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圈里引发过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变化。
两者之间，青铜的出现较为有迹可寻;中国何时开始用车，在学上尚未能找到确切的时间。
但这两项重要发明的信息进入中国地区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经过中亚与内亚草原上的交通路线，间接传递进入的。
” 从姜子牙派人向戎人求战车这个历史事实来看，戎人造战车早于且先进于周人。
而南宫适是目前文字记载中，从中原地区到戎部落地区的第一个使者，他将战车引进到周后，对西周政权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战车走向中国军事史的开端。
双方的修好，给义渠戎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也使西周的建立加快了进程。
然而，整个周朝时期，义渠戎人始终没放弃寻找机会进行军事扩张，他们犹如一把两千年里没有生锈的战刀，划过当时中国西北的天幕，其中最耀眼的一笔，是将历史上以“烽火戏诸侯”来博取一笑而知名的周幽王斩杀于战刀之下，并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西周的统治。
《史记》中载，自从进入周朝的后宫，美人褒姒就从没笑过，周幽王用了各种办法也无济于事。
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下令悬赏，谁能让王后一笑，赏金一千。
最后，幽王身边有个大臣出了个主意叫“烽火戏诸侯”。
当时，周朝在国内修建了许多烽火台用来报警，相临的两座能互相看见，如果发生敌情，就点燃上面晒干的狼粪，靠狼烟来传递情报。
一天，幽王带领褒姒来到城楼顶上，登高远望，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烽火台上的狼烟被点燃，远近的诸侯看到，便纷纷带着兵马赶来救驾。
但远道而来的诸侯到了镐京却发现没一丝敌情，都面露诧异之色。
褒姒看到诸侯们如此慌张，终于一笑。
褒姒的这一笑，贵不在千金，而在于一个周朝因此被断送掉了。
公元前771年，幽王除掉申，申侯(申太后的父亲)大怒，起了反叛之心，并联合西夷犬戎兵(即义渠戎人)以及山东枣庄一带的缯人起事，后来戎兵又开始攻打西周都城镐京。
周幽王急忙命人点燃烽火，然而，“狼来了”的故事在这位因美人一笑而失去信用的君主身上得到了印证，诸侯们以为这次又是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而玩的把戏，没人发兵救主。
就这样，戎人追杀幽王到骊山脚下，将一代美妃褒姒俘虏，带着周朝的财物回到了戎地。
这次兵变，迫使周朝将都城迁移到了洛阳一带，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代。
义渠戎首领消灭西周后，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自己的郡国。
从此，中国历史上正式出现了“义渠国”这个名称。
义渠建国不久，随即出兵向四面扩张，其疆域不断扩大，其国界西达西海固草原，东抵陇东，北控宁夏河套，南达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650年，希腊人开始建城邦，邦主为人民直接拥立，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萌芽，引启了西方历史上持续140多年的“霸主时代”。
而中国，此时却进入了多元霸主的战国时代。
历史总是为强者说话，传统的修史者带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使战国时代的各个诸侯国的出现，皆以“中国”境内为正统，像六盘山下的朝，虽然具备了跻身当时任何一个显赫诸侯国行列的条件，但因为其不在“中国”的范围内，因此也就被踢出了正统诸侯国的圈子。
当正统王朝的文臣武将们沉醉在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的征杀掠夺中时，一个悄然强大的背影从西北黄土高原上站立起来。
义渠国王在完成了对周围的小部落、方国的统一后，将扩张的剑锋指向了已经在各诸侯国中有足够实力的秦，双方将试探性的军事摩擦进行了220多年，各自在这种军事摩擦中培育着力量。
这220多年，是一代代义渠国王保持高涨自信心的时光，这种自信来自于自身的力量，而且，这种自信心的保持为后来的义渠国以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扩张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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