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当不了好帝王真相是怎么回事?善良慈善不忍杀人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3 点击数:
简介:皇权的血酬定律 吴思发明的血酬定律是这样的: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

所谓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

【千问解读】

皇权的血酬定律 吴思发明的血酬定律是这样的: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

所谓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

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

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

这就是血酬定律。

对于皇权的争夺、的暴力倾向来说,血酬定律同样适用。

研究历史,我们悲哀地发现,皇帝的成绩几何,与他的杀人数量往往成比例,杀人越多,酬劳越大。

真实皇权中的生存游戏,就是那么残忍。

在中国历史上,大量资源和财富是依据杀戮和破坏能力分配的,破坏力直接打造了社会结构,直接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边界。

不是吗,历史上,有哪一位皇帝不是双手沾满鲜血?越是雄才伟略,越是杀人如麻。

比如,在各国的史书上,几乎都被描述成了一个伟大的帝王,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一书中称其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亚历山大、恺撒、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

就是这么一个被认为是震古烁今的伟大帝王,换个角度看,也是一个大量制造灾难的杀人狂。

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国都中都(今北京),攻城之后,对城中平民百姓进行了为期超过一个月的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100万。

1219年,铁木真征服花剌子模后,所有参与抵抗过蒙古侵略的男性公民都被屠杀一空,存活下来的少数妇女、儿童全部沦为奴隶。

1220-1221年,铁木真第一次西征,攻陷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城),城中20万人,除了少数年轻女子被掠至军中,其余无一幸免,“尸体相枕,凌乱伏于郊野。

” 1225年,蒙古大军入侵偏安一隅的西夏,次年成吉思汗病死,与汉族自古以来的“人之将死,行善积德”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他死前下令屠城。

西夏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几十万人及西室被屠杀一空,整个国家被成吉思汗种族灭绝。

是的,战神就是死神,伟大的帝王,也是疯狂的杀人狂。

杀人犯的“惩罚” 细读历史,我们发现每个皇帝要上台或者上了台之后,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大肆屠杀。

没有办法,因为不是你一个人觊觎王位,要成为,首先要征服九五,在古代,征服的唯一办法就是武力,皇权,只能用血酬换得。

不过,话说回来,古语云:“杀人偿命。

”随意侵害了他人的生命,就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一个国家保持安定的必须的法律,但是,皇帝总是例外者,有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亡”。

皇帝一人掌握着对整个国家所有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说,想杀谁就杀谁,不用担心遭到惩罚,因为没有人敢惩罚皇帝。

难道,皇帝杀人,就不会有一丁点儿“惩罚”?世间从来没有的事情。

比如:贤君明主,杀了亲哥哥之后才登上王位。

李世民不是变态狂,从史实来看,也算是血性男儿,那么,杀死哥哥,逼父亲传位,残忍血腥,大逆不道,你能说他做决定之前不会犹豫?即使坐稳了皇帝,午夜梦回,不会自责,不会恐惧? 疯狂诛杀忠臣,那些人,都是昔日一起两肋插刀、的好兄弟,华云龙、廖永忠、刘基、……朱元璋下手前,会不会有任何不忍,任何不安?更别说那些杀父者,杀子者,人间惨剧,只为权力。

但权力到手之后,得到了一切的皇帝,会不会觉得有些代价太过昂贵?包括那些为夺权杀掉无数平民百姓毫不相干的人,无数和自己同样的生命啊,在迷的古代,难道他们不会有一丝恐惧?历史没有记载,但有些情感亘古不变,我们,大体可以体会一二。

不杀人者被人杀 更有时候,不杀人者被人杀。

皇权从来只崇尚丛林法则,你不杀别人,别人就可能来杀你。

仁慈的皇帝因为心慈手软,最后可能落得被他人杀掉的结局,比如朱元璋的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史称建文帝。

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祖孙二人性格截然不同,朱允炆过于柔弱,过于仁慈。

建文帝即位之后,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

燕王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是朱允炆最大的威胁,但建文帝的软弱果然害了他,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使得燕王加紧作出准备。

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已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此时,朱允炆的心慈手软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朱棣的宣告成功,登上皇位,朱允炆则不知所终,多半已被朱棣烧死。

残酷的皇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历史上的好皇帝,大多都不能算“好人”。

“好人”往往当不了好皇帝,大概也就是过于善良慈悲、不忍杀人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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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解密:汉代接受“上访”的是哪个单位

登上宝座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十分具有轰动效应,他广发诏令:号召天下郡国,向朝廷举荐贤良之士,凡是品行端正、有文字功底或特殊才能的读书人,只要你有好的治国方略,能够指出朝廷政策的得与失,或者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殊才能,新皇上都会重用你,“待以不次之位”。

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公车署”,也称“公车处”,意思是这些人才在长安参观游览,可以免费乘坐“公车”。

换成现代汉语,“公车处”就是配有专车的“特殊人才引进处”。

实际上,公车处除了负责人才引进方面的工作外,还肩负着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待百姓“上访”。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有关信访的制度或者规定,也有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的官员和机构。

这都是统治者为了表示亲民爱民而建立的形象工程,据《大戴记·保傅》、《淮·主术篇》等古籍记载,尧在位时,于庭前设“进善旌”,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后又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舜“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

舜时,还首置龙为纳言。

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是中国信访制度的源头,纳言也可谓中国最早的信访官职。

以后各朝各代都有类似机构,只是在名称和具体职责分工方面有所变化,比如,西周时期,周王朝设立了路鼓和肺石制度。

《周礼·夏官·大仆》中说:“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 此外,还设置“肺石”,以使民有不平,得击三石鸣冤。

《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这里的“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

最显着的变化就是有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和管理者。

的信访机构叫作公车署,其一把手叫作公车司马令,其副手为公车司马丞,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也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

《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

”不过,仍旧沿袭了“周鼓上言变事”的制度,要求官吏须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

在西汉时代,又设有诣阙上书制度。

它是汉代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受到冤屈的人到京师向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是一种典型的越诉行为。

此外,汉代吏民上书信访的形式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因嬖人奏之”等,而御驾前“庶行上书”,大概是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这种信访形式之源头。

西时,出了一位着名的公车司马令,此人名叫张释之,和同志是河南老乡,贾谊为洛阳人,张释之乃是南阳人。

张释之为官清廉、公正,但是仕途不怎么顺,他在骑郎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年,毫无升迁的希望。

几近绝望之时,伯乐袁盎出现了,他向文帝举荐张释之,这样他得以位列九卿,做了公车司马令。

虽然,公车司马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职位,但是却与张释之的专业和特长相当对口。

张释之是当时着名的法学家,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当然这是后话)。

在外人看来,公车司马也就是一个传达室,可是这个传达室显然不同于一般传达室。

它是皇家设在皇宫南面的一扇门,叫司马门。

公车司马令就负责看守这扇门,巡视周边环境治安是否良好,有百姓来上访、告御状的,以及四方贡献、被征召者,都给接待一下,该上报的上报,不该上报的就给挡回去。

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公车司马的权力并不小。

比如有一次,当时还是太子的和同乘一辆马车,进宫向文帝请安。

当他们路过司马门时,理应下车。

可二人年轻气盛,又觉得自己身份高贵,就横冲直撞地闯进去了。

当时,正在值班的张释之不干了,他追上去就将二人拦了下来,愣是不放行。

不仅如此,回到办公室当即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太子刘启和梁王。

这件事情最后居然惊动了皇,最后是太后下了道特赦令,才宽恕了太子的愚蠢行为。

好在文帝还算个好皇帝,并没有责怪张释之,反倒认为他尽忠职守,是个恪守规矩、刚直不阿的人,于是提拔为中大夫,后来又任命为中郎将,直至当上了汉帝国的廷尉,即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

由张释之的升迁可以看出,公车司马作为专管信访的机构并不是的,至少在汉初是受到足够重视的,否则它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受到中央政府的青睐。

之后,以公车署作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晋,只不过隶属关系有所变化。

如魏时,公车署归皇宫警卫司令(卫尉)领导,东晋和南朝宋、梁的公车署,归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门下省领导。

总体上看,公车署一直是除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君主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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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魏晋风流”是如何催生出竹林七贤这类人?

乳糜血的晋,文人士大夫出现严重的精神衰萎。

他们主要分成了两类:一类犬儒,石崇那样的。

另一类,是隐士,以“”等清流为代表。

他们不想与犬儒同流合污,于是采取隐居方式,超然物外。

对于“竹林七贤”,迄今有人盛赞他们,大书“魏晋风流”。

但是,华夏文人失去尚武精神,汉人士大夫精神残弱,肌无力,恰恰由此“厚积薄发”。

不可否认,魏晋时代,文学地位空前提升,但文人也变成了“走不出书斋园林”的彻底“纯文人”。

有晋一朝,像先秦那样的伟岸文人再也无处可寻。

拿着酒杯,烂醉如泥,高谈阔论的“贤者”倒是常见一景。

先秦文人的手中剑,已经变为魏晋名士手里挥舞的“鸡毛掸子”。

竹林七贤的所谓风流人物,大多是这等人物。

而这,也正是由于司穷奢极欲的统治模式挤压造成的。

开了“极乐华夏”的大晋,并非是个开明的世道,文人士大夫只有“的自由”,如果你敢在“吃喝玩乐”之外,诸如国家大事方面“慷慨激昂”,也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就是目睹了带头大哥被押上断头台后,才扔掉了手中剑,换成了对统治者没有任何威胁的“鸡毛掸子”的。

阮籍,魏晋名士,以“才高”“清高”闻名当世。

他出身名门,父亲阮瑀给当过粮官,系“建安七子”之一。

阮籍从小便有满腔政治抱负,但长大进入官场后却屡屡不得志。

他不屑与腐朽同僚为伍,但也没能力和胆量改变现实。

最后入仕不得,委屈不得,只好寄情于“竹林”。

来到大哥嵇康的园宅。

嵇康的居所,位于河南省焦作,时称“河内山阳”。

和阮籍一起来的还有五位文人,加上大哥一共七位,组成了名满天下的竹林七贤。

七才子自发围聚于嵇家大园,在大园竹林中饮酒清谈,畅论“养生”,追求所谓的“超凡脱俗”。

他们熟读《》,痛饮酒,吃长生药,持麈尾,隐逸游玩,重仪容,重修饰,表示他们“心中有红日、脚下舞东风”,不与行尸走肉为伍。

“竹林七贤”虽然圈子不大,但影响不小。

所以不久引起官府注意,老大嵇康为言论自由,谈论国事付出了掸头的代价,以“言论放荡”罪名被斩,余下六人被吓煞,再不敢谈论政治,“竹林六贤”从此玩弄玄学,玩世不恭,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纯文人”。

“纯文人”的痛苦在阮籍诗中一览无遗: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阮籍的这首咏怀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政治十分不满。

独霸政坛使“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他想去“嘉树东园”,然而他去得了吗?司马氏要他这样的名士来装点门面,决不会放过他。

他既然放不下自己的生死,也放不下妻子,那么只有在俗世中一边坐等“岁暮”,虚度岁月,一边幻想。

对于当权者,阮籍唯一反抗方式是——喝醉装睡。

有一次,派人到阮籍家中提亲,想让阮籍女儿做自己的儿媳妇,阮籍避之不及。

在皇媒面前大醉六十日,令其始终开口不得。

还有一次,司马昭请阮籍出山相助,阮籍不愿助纣为虐,却也不敢不从,于是使出惯用手法——大醉不起。

在使者几次叫他,他迷迷糊糊起来,转而又倒头昏昏大睡。

他要让司马氏明白: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阮籍的表演,让“魏晋风流”之文人傲气跃然纸上,却也让他们的残缺一览无余:不能忍受腐朽的世事,却也不能直面淋漓的鲜血。

清谈背后是没勇气改变现实。

他们有书生的意气和良知,也有书生的懦弱与彷徨。

《晋书》赞阮籍:“发言玄远,口不。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阮籍谈吐深奥,从不论人是非。

这与其说是做人讲究,不如说是不敢轻易得罪人。

“竹林七贤”的“老大”嵇康就是“言论放荡”得罪了权贵才被处死的,所以同道的阮籍特别小心,不敢对朝官。

《晋书》又言:“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 对无官无名的文化人,阮籍就不会客气了。

他看不起没权没势却又偏爱讲究俗礼的文化人,对他们,经常给他们脸色看。

他只敢骂不能让自己坐牢的人——这就是“纯文人”的狂放底线。

刚出道时的阮籍对很多历史人物不以为然,以“竖子”评价“不知书”的、,曰:“时无英雄,使!”可见他政治抱负之大,眼光之高。

但是,平心而论,他自己够一个英雄的标准吗?一个没勇气跟现实碰撞的人,又算是哪门子的英雄呢? 古希腊人阿里安在其所著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的最后说:“那些批评亚历山大的人,先看看他做成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再看看他们自己,只是盯着鄙俗的小事尚且不能做成。

”此言放在阮籍身上,可谓。

阮籍说刘邦、项羽是竖子,可是这两个“竖子”的功业是他永远越过不了的。

项羽破釜沉舟,刘邦斩蛇起义,全都是在生死间打转的事情,你阮籍既放不下架子去流俗,又舍不得自己的一条命,还有什么笑话他们的资格呢? 阮籍有个儿子叫阮浑,长大之后,言谈举止很有父亲的影子,他想学着父亲的样子高谈阔论,。

阮籍却对儿子说:“卿不得复尔!”你不要再学我的样子了,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

显然,阮籍已经有了强烈的自我觉醒,他终于意识到:走不出书斋的纯文人,注定要跟着“风流大晋”一同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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