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流行租房住：男女合租才能找到合适的房子
【千问解读】
几十年来拍黑帮电影，只要出现旧上海的镜头，一定少不了黑帮火拼，片头剑影刀光，片尾刀光剑影。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也可能低于生活)，电影里的旧上海杀伐不断，但历史上的上海滩并没有这么可怕。
当年帮派虽多，其实并不猖狂，什么杜月笙、黄金荣，这些黑帮老大的工作重心是做生意，而不是砍人。
当然，上海小偷很多，绑匪很多，“白相人”很多。
尤其是绑匪，逃兵改行，持有武器，碰上警察拿人，动辄开枪拒捕。
鲁迅就曾亲眼见过绑匪开枪拒捕。
鲁迅跟许广平搬到上海定居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的3月14日，鲁迅正在租住的房子里写文章，忽听门外枪声大作，紧接着啪的一声爆响，他们家窗户被子弹打穿了，玻璃碎了一地，鲁迅赶紧。
几分钟后，枪战结束，他跑出去打听，才知道是几个绑匪跟警察开枪对射，绑匪打死了一个警察，警察打死了两个绑匪。
这种事情在上海并不是天天发生，不过也很让人后怕。
后来鲁迅几次搬家，从吵吵闹闹的石库门社区景云里搬到相对高档的北川公寓，再搬到更加高档的别墅级社区大陆新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一安全，不想再遭遇枪战。
鲁迅在上海待了将近十年，始终是个房客，说好听点儿，叫做“寓公”。
寓公租房，要考虑安全性；房东出租，更要考虑安全性。
比如，在鲁迅家门口持枪拒捕的那几个绑匪，他们在上海也需要租房子，万一哪家房东把房子租给了这伙人，麻烦就大了。
第一，房租有可能要不回来，你上门收租，他来硬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有什么办法？第二，万一出了事儿，按照民国法律，房东需要连坐，绑匪坐牢，房东也得陪着。
第三，其他房客听说你那儿住着暴徒，谁敢再来租房？ 为了避免把房子租给绑匪或者别的犯罪分子，上海的房东或者二房东往外租房，几乎都要问来人一句话：“有家眷没有？”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单身男人可能是小偷，单身女人可能是暗娼，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块儿住那就一定是绑匪，只有两口子一块儿住的才让人放心。
可是去上海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敢带家眷(怕养不起)，所以他们也就很难租到房子。
为了租房，大家只好拼租，男房客找女房客合租，女房客找男房客合租，这是旧上海一大奇观。
如果实在不愿意找异性合租，也有变通办法，那就是找人做担保。
担保有两种方式，一是出一些钱，让上海店铺做担保；一是通过房地产代理公司租房，由这些公司做担保。
靠担保来租房的现象不止在上海通行，在民国苏州也很常见。
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十二年的租房合同，一个名叫陈金大的外地人去苏州租房，合同上分明写着“央中保人朱阿根”，这个朱阿根是开瓷器店的老板。
店老板做保人，房东最放心，万一房客欠租，或者犯了什么罪，自有店铺做赔。
在民国江南一带，这种担保称为“铺保”。
问题是不管找谁担保，都得付给人家一笔报酬，所以大多数房客还是倾向于找异性合租，冒充两口子糊弄房东。
民国诸大城市当中，只有北京房多人少，房东不敢拿大，不敢采用非有家眷不租的变态规矩。
但是很多人在北京租房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合租，因为北京治安更差，匪徒敢青天白日入室抢劫，一个人住一所房子是很危险的，身为男青年，可以不找女生合租，可是一定要找一彪形大汉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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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民国民工的蜗居生活：有人睡在沙子中死亡
这样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民工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
当时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骤增、房价陡涨。
《丙寅天津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
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
”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
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
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几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
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穷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在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
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6000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万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
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板间），又可以住几家。
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当时上海外来民工的居住条件更惨，他们连跟人拼租的钱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简易房。
今天上海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90亩的垃圾场，民工们从家乡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
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
上海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户户泡在臭水之中，一时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我大学时住简陋宿舍，心有不平，后来见到更简陋的旅社，心就平了。
现代民工住简陋旅社，心有不平，他们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
当年上海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
当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不妨想想比我们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痛苦立马减少，这就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神胜利法，因为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进现状。
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警惕那些劝告我们“”、“”、“”、“学会感恩”的所谓精英，因为这些劝导别人安住蜗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蜗居，正如整天歌颂劳动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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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收入看三十年代民国著名文人的生活状况
鲁迅一九一二年五月随南京临时政府北上北京时，他的月薪为六十元，八月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司俭事工资涨到一百二十五元，十月后又涨到二百二十元，这一年鲁迅共收入一千一百元，按照当时一元大约相当于现在(此文写于2001年，@胡二刀 注)的人民币四十元算，这一年鲁迅收入了四万四千元，而鲁迅是一九0九年从日本回国的，按照他的资历看，这个收入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鲁迅一直以教育部的薪奉为主要收入，其数字从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不等，这时鲁迅还没多少稿费收入，主要仍是靠政府发俸，其间虽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投过稿，但却没有稿费，从一九二0年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两校兼任讲师，也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收入。
从一九二三年开始鲁迅在教育部的薪俸之外有了其他的收入，由于教育部拖欠工资，这一年他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下降，总共二千三百零四元，其中稿费六十元，讲课费一百一百四十一元，鲁迅第一次有了稿费收入，但占的比例很小，换算成人民币算，这一年的稿费为二千四百元左右。
一九二四年鲁迅的收入有了一些增加，七月间赴西安讲课共计收入三百元，在本年度的所有收入中，讲课费达到了八百二十六元，稿费及版税也有七百零三元，教育部工资应得三千六百元，因拖欠之故，实得一千零八十元，这是鲁迅在实际收入中讲课费和稿费第一次超过了工资，不过按照应得收入算，仍以工资为大头。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鲁迅除了在教育部任职外，同时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黎明中学和中国大学兼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增加收入，但这一年他的收入却有所降低，其中讲课费为705元，稿费为475元，比上一年度稍低。
二六年鲁迅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除了教育部的薪水外，这一年他在北京各校的讲课费有578元，稿费1177元，而因为同年七月他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任教授，共得厦门大学辛水2100元，这一年鲁迅由于教育部长期欠薪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告上法庭并写文章披露教育部欠薪内幕，随即南下厦门，彻底结束了公务员生活而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一九二七年初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授来到上海，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一直在上海住到他逝世，这其间鲁迅的收入有了急剧的提高，二七年收入共计3770元，其中有2500元为广州中山大学的薪水，其余的为稿费，在稿费中有三百元是年底接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而担任特邀撰稿员的收入。
二八年鲁迅的收入总共为5971元，其中的大头是担任特邀撰稿元所带来的3600元，其余的为稿费。
二九年是鲁迅经济上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他总共收入15382元(相当于人民币53万元左右)，这其中大约有一万元是北新书局拖欠的版税，其余的为教育部编辑费和稿费。
三零年鲁迅的收入继续居高，共收入15128元(约合45万人民币左右)，其中的大头仍是北新书局拖欠的版税，共有11000多元，值得一提的是，被新书局的版税是在林语堂，郁达夫等人的斡旋下得到的，其余的是稿费编辑费。
三一年鲁迅共收入8909元，主要由稿费，版税，教育部的编辑费(4200元)组成。
三二年收入共为方4788元，这一年收入剧减的原因是教育部停止支付编辑费3600元。
三三年是鲁迅收入的一个小高峰，总计有10300元，这一年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两地书》的畅销，多得版税一千多元。
三四年三五年两年收入持平，都是5600元左右，鲁迅的最后一年三六年收入有2700多元，这一年由于鲁迅处于病种，收入也就响应减少很多。
对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二十四年中的收入作一个总体的估算，其总数目为十二完四千四百元左右，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四百三十七万左右，再来分析一下这些钱的组成，其中有大约55000元(二百万人民币左右)是薪水和讲课费(包括他后期收取的教育部的编译费)，占他的总收入的一半，其余的为稿费和版税，大约有二百三十万左右，占一半强。
鲁迅每年平均收入约为十八万人民币，后期比前期多一些，也就是说鲁迅在辞去公职后的收入比他在政府部门的收入多，但如果不计算鲁迅后期从政府部门领取的编译费，则两者。
比较一下鲁迅同时期的一些文人，林纾因前后翻译过一百八十一部小说，每部平均二十万字，稿费是每千字六元(约合人民币二百元左右)，这是当时非常高的数字，商务印书馆的稿费标准如下：郭沫若每千字四元，胡适每千字三元，鲁迅给《晨报》投稿是每千字二元，商务印书馆给鲁迅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到五元不等，鲁迅得到的最高稿费是他的《二心集》，每千字六元。
由此可见每千字六元差不多是当时最高的标准。
林纾仅靠翻译小说获得的收入就达二十二万多元(约合人民币770万元)，比鲁迅一生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强。
而梁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二十元(约合人民币七百元)超过鲁迅八倍，接近今天最高水准，是当时稿费之最。
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个月大约是420元左右(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而比鲁迅稍早一些或同时期的另一方些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少，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为每月400元，主编新青年另有每月二百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六百元(约合人民币21000元)，蔡元培除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薪水收入(约每月六百元)外，翻译作品的稿费达到了每千字七元，此外他还与商务印书馆有合作协议，从出版物中获取版税百分之二十，林纾除了稿费，在北京大学任教另有每月五百五十元的收入。
版税是三十年代文人们的另一收入，一般作家们都和出版社签有版税合同，按照发行量由作家抽取一定数目的版税，具体的比例由作家与出版商商定，以商务印书馆为例，郭，郭沫若的是百分之十，胡适的是百分之十五，鲁迅的是百分之二十，签了版税合同的不再另付稿费，每一版的印数单独计算。
鲁迅的著作大多数是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包括《呐喊》，《彷徨》，《两地书》，《中国小说史略》，《三闲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伪自由书》等等，鲁迅任主编的几份刊物也由北新书局编辑，比如〈奔流〉，〈语丝〉。
北新书局总共付给鲁迅版税两万多元，约合人民币七十万元，这差不多是鲁迅一生中获得的主要版税收入。
北新书局的印数一般是一千册，最多不超过两千，鲁迅的作品一次印刷超过两千册的只有〈两地书〉，相比起商务印书馆差距很大。
林纾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总共从商务印书馆获得相当于人民币七百多万元的收入，是鲁迅从北新书局获得的十倍。
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一次印数可达上万册，胡适的也有五千册，相比之下，鲁迅的要少的多，只有〈两地书〉的印数接近胡适，相应地，他得到的版税收入也少得多，从面的统计来看，鲁迅的版税收入只有他全部收入的七分之一，不仅大大低于薪水，也低于他的稿费。
总的来说文人们在当时的收入是不算低的，当时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45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大学教授的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相当于七千元人民币)，一般的文人比如说沈从文，矛盾，田汉也大约是这个水平。
三十年代上海一流的影星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周旋是当时超一流的，她的收入为每月200元(当时无片酬，和电影公司签约后从公司里领取固定薪水)，蓝萍(江青)的薪水是每月60元(比中学教师略高)，赵丹是每月二百元，谢添每月二百五十元，秦怡六十元。
名气差一些的文人收入也大体可以，柔石每月的收入在100元左右，此外每年可得版税八百元，丁玲每月的收入大约是七十元，基本相当于一个二流电影演员的收入，此外也有数目不等的版税收入。
没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靠稿费收入一般在二十元到三十元之间，刚好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
而同一时期工人的平均工资为十六元(约合五百六十元人民币)，女工平均为十二元(约合人民币420元左右)，这样看来，文人的收入算不低的了。
当时的钱钞在花费上可能比现在还要管用些，据鲁迅回忆，他在北京请朋友吃当时最高档的鱼翅席，十个人吃下来十五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但对鲁迅来说显然不算什么。
鲁迅的收入据他自己说只能算中上水平，当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很高，大法官每月的收入为1000元(约合35000人民币)，普通法官最高四百元，最低一百六十元，但不象教授有其他额外收入，北京大学的教授最高收入为六百元每月，最低也有二百八十元一月，平均水平超公务员，是普通工人的二十倍强。
而当时大米为每斤3分钱，相当于人民币一元，肉每斤一角二，相当于人民币四元二角，电影票为六角(约合人民币二十元)，一份西式快餐五角(约合人民币十六元)，这样看来，文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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