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将傅友德是怎么回事？傅友德为什么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自刎
【千问解读】
被称为在世的明初开国大将傅友德，无疑是历史上武力值的一员悍将。他曾经追随一代名将，西伐巴蜀、北征大漠，南平云贵，屡战屡胜，为明朝的千秋功业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傅友德剧照(网络图) 据说在平定云贵一战中，他曾亲率铁骑直捣敌营，杀得元军一溃千里，当即活捉了敌首达理麻，迅速平定了曲靖一代，可谓战果辉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镇国将领最终也没逃过功高盖主，被朱元璋猜忌而自刎身死的命运，则不得不说是明朝历史上一抹挥之不去的血色阴霾。
有后人直指傅友德之死，乃是“找死”，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
这种论调在笔者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虽说伴君如伴虎，可这其中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
自古被君王忌惮的功臣有两种，一种是果真有谋反之心，被具有清晰洞察力的察觉而提前制裁，另一种是虽然战功赫赫且，然而却性格骜不驯，在为君者眼中难以驾驭，而有所忌惮者。
不幸的是军功显赫的傅友德恰好属于后一种，因而在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骨子里依然有着小农意识的君王看来就格外不顺眼，当然有除之而后快的念头。
傅友德武艺超群带兵有方，能力方面固然高人一等，只是在今人看来，此人在关于职场厚黑学方面的领悟显然不是很到位，因而也一早为自己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傅友德南征 论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开国大将，文坛武略的傅友德看臣第一人。
在他的从军生涯中，南征云贵，剿灭把匝刺瓦尔密统治势力的一战，堪称经典。
傅友德剧照(网络图) 洪武十四年秋季，傅友德率大军从湖广出发，浩浩荡荡开赴云南，深入葱峦叠障的云贵高原。
一路上途经辰州、沅州，而后奔赴贵州，至克普定、普安两地后，三十万军士气势如虹直逼云南曲靖。
盘踞在那里的元朝贵族统治者闻听明军打来的消息后，立刻起兵迎战，十余万精兵强势屯驻曲靖一代，双方就此展开激烈交锋。
傅友德深谙用兵之道，趁着天降大雾逼近白石江边，明里做出大军欲强行渡江的样子，暗地里却使出明修栈道的伎俩，派遣数十分的小分队从白石江下游悄悄渡江，伺机扰敌，声东击西，冷不防被抄了后路的元军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一时间，溃不成军。
傅友德趁势命麾下大将率铁骑直捣敌将主大营，活捉敌首达理麻，迅速收复了曲靖。
此一战，傅友德凯旋归来之际，朱元璋自然是龙颜大悦，将这位大功臣加官进爵，诸多封赏，傅友德也因此被授予世袭铁劵，大伙荣宠。
然而后世也有人评论曰，傅友德虽然战功显赫，然而对无辜百姓的杀戮之残忍，也是，他将云南攻陷后，元朝统治势力几近瓦解，饱受战乱所累，流离失所的蒙古百姓死伤无数，更有女性大批沦为营妓，十岁以上男性皆遭屠杀，其情形惨不忍睹。
傅友德之死 大明开国将领傅友德，曾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无数。
然而正如许多能征善战的开国大将最终的命运一样，一旦帝王稳坐江山，这些打江山出身入死的将领就被“”了，这方面，战功赫赫的傅友德也不例外。
傅友德画像(网络图) 大明开国之后，傅友德不但因功高盖主而受到朱元璋的忌惮，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在朱元璋面前自刎身死，一代功臣竟横遭如此惨烈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贫农出身的傅友德从军纯属偶然。
适逢元朝末年，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自古乱世出英雄，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傅友德先投奔红巾军起义，之后又先后追随、常遇春，终成朱元璋麾下一员猛将，先后在征伐巴蜀、北征大漠、平定云贵等诸多战役中身先士卒，为大明江山的稳固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洪武二十六年，登基近十年的朱元璋因忌惮大将的军权而设计诛杀之，素日与蓝玉交好的傅友德自然也上了“黑名单”，朱元璋处心积虑想找借口除掉他。
次年的某一日，朱元璋借大宴群臣之际，忽然提起对傅友德的二儿子有所不满，要傅友德给予“制裁”。
岂料，傅友德果真大义灭亲，于席间当即起身告罪，并遵从朱元璋之命，杀子而提首级上殿向君王复命。
朱元璋赐死无罪功臣，自知理亏，然而又不好当面发作，只得借故责备傅友德心狠不念父子之情。
傅友德仰天大笑“不就是想要我父子死吗?死有何妨?”说罢，竟当着朱元璋的面拔剑自刎，四座皆惊。
一代大将，就此血溅金殿，何其壮烈! 傅友德墓 众所周知，明朝开国大将傅友德，乃是一位贫农出身的乱世豪杰。
他文韬武略，戎马半生，曾随常遇春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大明江山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傅友德图(网络图)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奠基后，却十分忌惮军功赫赫的杰出将领，常有夺取军权，诛杀功臣之举，傅友德与其麾下几名大将，自然也在其列。
自轰动一时的蓝玉案发生后，傅友德这位曾经被朱元璋盛赞为“霍去病在世”的战神将军最终还是没逃过金殿自刎，身遭横祸，全家老小皆遭流放的悲惨命运。
据说傅友德死后，遗体被安葬于山西太原市南郊一隅，至今，太原市万柏林区王村东面还保留着颇具历史感的明颖国公墓，便是一代名将傅友德的长眠所在。
当地人称，颖国公傅友德的坟丘较王村其他年代的古坟墓略大些，推测该坟始建于早期，历经与两代，至今保留完好。
大约也是由于当地百姓对这位为明朝军事政治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将领心存一份敬意的缘故，因而当历史的车轮缓缓走过几个世纪，王村迎来旧城改造之命运时，这座古老的坟丘依然得以保存。
据村内老人介绍说，王村这个名字是民国初年才由当地政府定下的，方圆百里风水极佳，自古为王孙贵族亲睐的阴宅之地，因此，历代古墓留存在此的数量很多，傅友德墓亦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座。
作为历史文化遗迹，村民都很自觉地爱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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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大贪污犯是明太祖朱元璋?国库之外私设小金库
但是，为了花的方便，皇帝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也就是区别于国库的皇帝的私人小金库。
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到了，称之为内承运库。
的内库，始建于。
按照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对待内库的态度却是前后矛盾的。
起初，明太祖并不想设置内库。
他认为，皇帝享有四海的，理应不屑于为了积蓄私财而设立内库。
他还批评设内库，是有失贤明的错误举措。
在明太祖看来，宋太宗设立私人库藏，存私房钱，很是小家子气。
但明太祖为何食言?一则，内库尽显皇帝的权威，就像山呼万岁一样，尽管不靠谱，却是很受用。
再就是，明太祖是位自满满的主儿。
他起身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会，对官员的各种小心思看得透彻，他甚至自恋地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能够瞒得过他的。
所以，明太祖设立了内库，并将其功能定位于：天下为公。
这样，明太祖就很得意了，设置了内库并辅以必要的制度，既消除了宋内库的弊端，又可以在彰显唯我独尊的同时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且能显摆明太祖的治国才华……可谓一举数得。
事实上，洪武一朝的内库，也确乎按朱元璋的本意，大致是遵循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作用也主要是用于“出财”而非敛财，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赏赐、抚慰百臣下。
按照明太祖的理想，内库实际上是国家性质的，相当于“国家基金”，其支出用途主要是供国家物质性表彰、荣誉性赏赐或者成为表现皇恩浩荡的“福利”而福泽万民。
明太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的法子解决内库和军国社稷的矛盾，通过给内库的功能以“天下为公”的定位，而实现既能使皇帝享有蓄私财的特权，又不至于过度地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
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后世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坚信这种惯例可以延续下去。
就这样，明太祖天真地幻想着大明的江山永固。
明太祖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明太祖在设立内库时，主要考虑的是将内库所藏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周济。
但是事实上，内承运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贮藏着缎匹、金银、珠玉、象牙等奢侈品，这就不可避免地预定了一种奢靡的基调，为后世子孙的敛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明太祖使用特权是为了彰显个人魅力、治理国家。
那么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了而滥用特权了。
那些不肖子孙最喜欢做的就是默许、放任臣下为内库聚敛钱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内库的设立，是作为一种有瑕疵的制度存在的，它体现的是“个人特权”!这与“天下为公”的理念，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冰炭不同炉!它同皇权一样完全游离于监督制度之外。
而专权又为制度的缺陷提供了保护伞。
可以说，内库与皇权相互支撑，最终共同摧毁了明王朝的有序和稳定。
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为了骄奢淫逸，将挪用国库银到自己的内库视为常态。
他们无限扩大和利用了内库的特权，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侵吞国库银，使得明王朝愈来愈趋向衰败，明太祖的理想自然也随之灰飞烟灭。
皇帝本人是特权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只要保证皇帝本人的特权。
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便容忍臣下使用没有对皇权产生威胁的特权。
他们甚至跟贪污官员沆瀣一气，分成赃款。
或者通过抄家的方式直接把赃款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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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悬疑：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如何鼓励民告官？
古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
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
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
”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
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
太仓令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
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
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
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
西汉初，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
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
”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
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开国皇帝似乎是个特例。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
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
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
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
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
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
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的情况--民众借机，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
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的。
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
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
除非是大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讯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想方设法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
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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