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镇曾经救了明太祖朱元璋，他最后得到了哪些赏赐？
【千问解读】
传说末年，奸臣当道，朝廷无能，天下大乱，百姓们到处流浪。有一个叫戴平镇的人，待在伏牛山里靠打柴为生。
有一次，他看见远处跑着一个起义军模样的人。
那人跑到他的跟前，就跪下说：“大哥，元兵追拿俺，你就救救我吧!”他把那人藏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又不慌不忙地走回原地，若无其事地打起柴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元兵追上来了。
戴平镇装作哑巴，咿咿唔唔，比比画画，哄骗元兵向西追赶。
可笑那些元兵，想也不想就往西追。
他看看元兵走远了，便把刚才藏在洞里的那人拉了出来。
那人跪下说： “大哥，我有了出头的日子，一定不忘大哥您的。
小弟请问大哥您的尊姓大名?” 他说：“你快起来吧，我叫戴平镇。
说实在的，如果你有了那一天，我也不叫你报什么救命之恩，只要记住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行了。
”朱元璋说：“我朱某一定铭记心头。
”就匆匆忙忙向南逃去。
十几年后，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做了。
有一天，戴平镇进城卖柴，才知朱元璋当了皇上。
他想，我应该去见见他。
就辞别了父老乡亲。
走了些日子，来到了皇城。
看见两队士兵把守大门，他上前说：“快往里传，我戴平镇来了。
”两个士兵把他引到了一个屋子里，把门一锁，说：“皇上已杀了好几个戴平镇了，明天就轮到你了。
”说着往里相传去了。
这时，戴平镇才知上当了，在那屋子里大骂朱元璋忘恩负义。
谁知士兵禀报上去，朱元璋传旨说把他带上去。
两个士兵把戴平镇带上去了。
一看，见朱元璋正在问一个 人：“你是怎样救我的?”“我把你藏到一棵大树旁。
”“不对。
斩!” 戴平镇豁出去了，大声喊：“朱元璋!你爱杀人，不是一个好皇帝。
”“谁在嚷呢?带上来，你说，你是怎样救了我?”“我把你藏到山洞里，哄元兵往西边追。
我还叮嘱你不要忘了老百姓呢! 昏王，你可忘了!” 谁知朱元璋手一摆说：“就是你，你想做什么官?”戴平镇是个粗人，低头想了老半天，想不出什么官职好。
忽然看见殿前的士兵，身穿麒麟甲，顶戴虎头盔，手举通天戟，腰里挂着七星剑，威风凛凛，派头十足。
就说：“我喜欢当这个。
”于是，皇上便封他做总指挥。
他当了几天逍遥官，觉得那宫廷生活太拘束太不自在，就对朱元璋说：“皇上啊，我在这里闷得慌，我 要出去啦。
”皇上也担心让他待在这儿时间长了会闹出笑话来，便，让给他找一人合适的官职。
哪知那位尚书过分小心，把官印摆了，叫他随便抓，抓住什么印就做什么官。
他抓住了南阳知府印。
到南阳住不惯，又回到了老家伏牛山里，盖了个府门。
后来，人们用他的名字当做这个地方的地名——戴平镇。
由于“戴”、“太”的字音相近，人们叫白了，就叫成“太平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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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乔家大院富可敌国，却从未受到土匪侵扰！
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
他是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生意日渐兴隆，资产达到了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可谓是富可敌国。
然而曾经的乔家大院富可敌国，但是在历史上却从未受到土匪侵扰，六大家规值得深思。
清朝末年，清朝王室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的白银外流，于是晚年的乔致庸便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初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 乔家大院 ，至今保存完好。
富可敌国的乔家自然会受到很多人的惦记，但是乔家大院却从始至终都未受到土匪侵扰，并非是土匪不敢，而是因为乔家大院建筑得天独厚的防御式建筑特点，就算土匪强攻也是无济于事。
强攻不行，按理来说里应外合也是可以的，然而却无人与土匪勾结，这全都得益于乔家的六大家规。
乔致庸治家很严，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专门制定了六大家规，值得深思。
这六大家规就是： 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冶游，六不准酗酒。
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准虐仆，在封建社会仆人无疑等级最为低下，而乔致庸将这一点定为家规，就是在告诉众人：仆人也是人，人人平等。
在乔家大院中的佣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能享受到平等的对待，自然也不会与他人勾结陷害乔家，这一点值得深思。
乔家大院不受土匪侵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乔致庸的为人，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
特别是在清三年，天遭大旱，，。
民谣有 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的说法。
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
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如此一来，土匪也是有良知的，自然也就不去招惹乔家了。
其实无论是乔家的6大家规还是乔致庸的为人处世，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成功绝非偶然，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正确的三观是成功的必然因素，在百年前的乔致庸早已深谙此道，使得乔家大院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都能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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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也曾经用“美人计”，为什么最后没能成功呢？
建安五年(200年)，东吴版图的奠基人在临终前，将印绶交给其弟孙权并嘱咐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事实证明，孙权不负兄望，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代，不但终其一生未失江东寸土，而且使基业不断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业之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寿在《?吴主传》中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
” 在陈寿看来，孙权和勾践都是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的英雄豪杰。
正是由于勾践和孙权都曾忍辱负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杀害功臣之举，都在战略上使用过“美人计”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史学界几乎一致支持陈寿的看法，认为将孙权比作勾践再恰当不过。
然而，如果将此二人放回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孙权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计”方面和勾践有着本质区别，可谓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践是中国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
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大破越师于夫椒，接着围困勾践及余部五千人于会稽山上。
勾践走投无路，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
”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也就是说，如果吴王夫差乐意，举国女可以按“”的原则去侍候的男人。
这样，“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践一人，越国所有君臣都将蒙受奇耻大辱!吴王夫差听信谀臣太宰嚭答应求和后，勾践果真偕妻子及等大臣三百人入吴为奴。
勾践不仅亲自为夫差驾车养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主动尝其粪便以诊病情。
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
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后，深感，更加屈降于曹操。
黄初元年(220年)，，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
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等曹魏降将。
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的忠心。
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
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
此时吴将已经大破，取得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
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
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
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
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
“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
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
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
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名，乘舟浮海逃到。
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杀。
孙权同样也能重用人才，同样也杀害过人才，但杀人的主观原因和方式方法则不同。
孙权杀害的最重要人才无疑是火烧夷陵、大破刘备的名将陆逊。
但孙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因为当时孙权还未一统天下，魏、蜀还时刻威胁着吴国的安全，吴国还需要陆逊这样的“良弓走狗”。
而且孙权之所以害死陆逊，主要是因为以陆逊为首的一批大臣反对他废嫡立庶(孙权欲废太子，改立鲁王孙霸)。
陆逊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和孙权较劲，加上鲁王党羽杨竺等人的不断谮毁，所以“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
尽管孙权气死陆逊有失英明仁义，但与勾践赐死文种又。
更重要的是：孙权气死陆逊后追悔莫及：“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若陆逊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但勾践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经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杀贤害才时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无耻心态。
勾践在逼迫文种自_杀时竟言：“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 说到“尚计”，勾践最擅长的计谋莫过于“美人计”。
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勾践兵困于会稽山，之际，他马上就想到了“美人计”。
君臣一番谋划后，竟派文种向吴王夫差求和：“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结果由于识破其计，力主灭越，第一次“美人计”没有奏效。
但越国君臣没有气馁，他们听说吴国的权臣太宰嚭，于是“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黄天不负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计”终于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强谏下，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
后来，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乱吴政，“越王勾践得采薪二女、郑旦，以献吴王”。
这是第三次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次“美人计”。
由此可见，勾践为达复仇目的，不断采用女色诱敌的手段，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以女色作为开路的利器，都要以牺牲越国女子的幸福作为代价。
孙权也曾使用过一次的“美人计”。
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严格地说，它实际是一场政治联姻，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女色迷惑对手的计策。
后，刘琦(原荆州牧长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
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孙权同样是向对手进献女子，但与勾践使用的纯粹“美人计”又大不相同。
勾践进献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讨好敌人，美女只是供人取乐的玩物;而孙权进献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结亲以拉近和刘备的关系，其妹是刘备有名有分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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