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先花了十年完成《广舆图》，中国最早的分省地图集
【千问解读】
状元郎官场失意，回归乡间地头，花十年修成中国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大明嘉靖年间，江南，柳丝正长，桃花正妍。
通往江西的官道上，一名青衫束袍的青年男子斜背一卷地图，无心欣赏美景，勉强掩住眉宇间的喜悦，形色匆匆地赶路。
背上这卷长约七尺的地图，正是前朝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精心绘制的《舆地图》。
青年找了三年，终于在回乡省亲途中从某书商处求得。
那种兴奋劲，超过当年金銮殿上被皇上钦点为新科状元的感觉。
对大多数人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但对青年而言，这喜事比不上残存的《舆地图》。
青年名叫罗洪先，时年26岁。
世家公子 醉心舆地 罗洪先生于江西吉水县，祖上世代为官，父亲罗循官至兵部武选郎中。
他自幼受好良好教育，加之刻苦好学，博闻强识，青少年时对天文、地舆、典章、算术、阴阳等都有深入研究，闻名四方。
1528年，24岁的罗洪先奉父命上京赶考。
路上，他遇见了大儒的两位弟子黄洛村与何善山。
一番交流下来，罗洪先对王阳明崇拜得，功名利禄之心骤减。
可是，当他写信给老家的父亲，表达想要拜王阳明为师的想法后，罗循连回两封信，要儿子用心考，其它事放一边，否则不要回家门! 罗洪先像(网络图) 罗洪先带着父亲的心愿参加会试。
金銮殿上，他发挥出色，深受明世宗嘉靖帝喜欢，被钦点为当科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编写史书。
罗洪先初入官场，自然全心扑在修史上。
不想这一修居然引出中国地图史的一段佳话。
原来，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罗洪先发现先朝的许多地图(当时称“舆图”)或自说自言，或以讹传讹，让人莫衷一是。
“如此舆图，如何能作军事参考，如何能流传后世?”想到这里，他决定收集比较准确的作品，重新编纂全国性的舆图。
当时的舆图资料大都散落民间，要找到合适的，真心不易。
好在功夫不付有心人，在回乡途中偶得朱氏《舆地图》。
仔细研究，罗洪先发现与其它舆图相比，朱氏《舆地图》有两个明显优点：一是它坚持用“计里画方”的制图法，精确度很高;二是系统使用了图例符号，更直观更形象。
同时，他也发现了此图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它“长之广尺，不便卷舒”，很难印刷，流传不广;二是图中州县部分比较粗疏，不便于地方上使用。
传统绘图所用的计里画方法。
(网络图) “我何不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沿用计里画方的形式，制成书本式的分幅图册，印刷后大量发行呢?”罗洪先这样想。
他眼前仿佛出现一部厚厚的舆图册，封面写着“《舆地图》修订本，罗洪先修撰”字样…… 想到这里，他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被贬返乡 用心绘图 想法虽美好，实现却不易。
身在官场，。
即位十多年的嘉靖帝对朝政渐生厌烦，常常以生病为由不上早朝，并时不时让朝臣们去后宫奏事，瞎折腾。
如此环境，罗洪先想安心研究舆图不大可能，外出调研也不尽如人意。
转眼到了1538年，罗洪先升为春坊左赞善(相当于谏官)。
在其位谋其政，次年冬他和同僚唐顺之、赵时春联名上疏，言皇上多病，请太子元旦节上殿接受朝贺。
嘉靖帝以为罗洪先三人阴结太子，有，遂将他们革职除名，遣回乡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无官一身轻的罗洪先坦然回到家中，隐居石莲洞，一边寻求王阳明的学问，一边研究舆图资料，稍有空闲就外出考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勘测祖国的山山水水，遍访海内名胜，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集中编撰，罗洪先终于于1541年完成了一部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的地图集——《广舆图》。
从最初寻找舆图到完成图集，前后整整花了十年。
《广舆图》的温州部分。
(网络图) 多项创新 广为流传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广舆图》所载除全国行政疆域总图外，共43幅：两京、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共15幅，北方边疆10幅，黄河图3幅，海运图2幅，安南、朝鲜、西域图3幅等。
这种以省区为单位分划制图的创新方式为后世所借鉴。
分省绘图的背面附有相应的沿革、风俗、所辖范围和计征田赋数字等。
据载，罗洪先在编印过程中还使用了先进的技术，省区方位精确度高，山脉、海岸、居民点等要素的相对位置都接近现代地图。
此外，罗洪先首创了24种新式的图例，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从而使《广舆图》看起来一目了然，易懂好查。
图集醒目地标出长城、陵墓、桥梁等古迹，可谓早期的旅游地图集。
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广舆图》。
(网络图) 事实证明，罗洪先改编朱氏《舆地图》的思路完全正确。
一方面，由于他在发扬朱氏《舆地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直到今天还能看到朱氏《舆地图》的某些原貌。
另一方面，作为明代影响最大的地图作品之一，《广舆图》在明清两朝六次被公开刊印，广为流传。
第一次刊印在1555年，此版图集影印本现存于拿大阿瑟港图书馆。
1799 年，举人章学濂组织第六次刊印《广舆图》。
目前，第六版《广舆图》主要珍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美国图书馆、日本东京图书馆等地。
《广舆图》问世后，受到明清地理学家重视，《皇明职方地图》(陈祖绶绘)、《读史方舆纪要》(清代顾祖禹绘)等作品的绘制都以其为蓝本完成的。
初期虽然引入了西方新式地图，但影响主要是宫廷，民间绘图还是多以《广舆图》体系为主。
后记 话说罗洪先完成《广舆图》后，一直隐居家乡的石莲洞，过着异常艰难而简陋的生活，睡的是石床，喝的是稀粥。
他收到官复原职的同僚唐顺之、赵时春等来信后，一一拒绝复出任职。
罗洪先，研究王阳明心学的同时不忘修订《广舆图》，直到1564年逝世。
罗洪先隐居的石莲洞。
(网络图) 与罗洪先晚年默默无闻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舆图》在中国乃至世界地理学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图不但指引了明清两代制图学的发展，为后人探讨中国地理学提供宝贵的历史文献，还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从这方面讲，官场失意的状元郎罗洪先辛苦十年绘成一部中国最早的分省地图集，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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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北伐为什么等了二十年 姜维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在死后的二十多年里，姜维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年时间?姜维为何准备那么久? 姜维北伐，距离诸葛亮死后二十年，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北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示意图) 与《演义》诸葛亮“”北伐中原不同的是，事实上诸葛亮只进行了五次北伐，时间集中在228年至236年，而且只有两次是由祁山出兵。
诸葛亮本人在最后一次北伐时病逝于五丈原前线。
在蜀汉阵营中，、、、姜维都是半路来投，这其中又以姜维资历威望最轻。
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中原，当时姜维还是天水郡参军，受到天水太守马遵怀疑有异心，走投无路的姜维不得已投降蜀汉。
此时蜀汉阵营尚有魏延、马忠、张翼、王平等，显然姜维无论资历威望都尚浅，又是曹魏降将，要想短期跻身蜀汉高级将领之列显然是不可能的。
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八年，尽得他毕生所学。
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其遗志，待机北伐中原，可是北伐时间一拖再拖，直到诸葛亮死后二十年才再一次重北伐大计，这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 、等蜀汉大臣反对北伐 (大将军蒋琬反对大举北伐) 诸葛亮五伐中原，成果并不大，兵力损失比较小，但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进”，国小民贫的蜀汉举倾国之力出人出粮支持北伐。
蜀汉凭借诸葛亮的军事水平，五次北伐基本没有大败过，因此兵力损失不大，但是对粮草的需求却从未减少，这自然给蜀汉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七年北伐对蜀汉的经济和生产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死，蜀汉便停止了北伐。
诸葛亮五丈原病逝后，接班人蒋琬采取保境安民的国策，对外与东吴巩固盟友关系，屯兵边境严防曹魏来犯。
而在蜀汉内部，在诸葛亮病逝后，反对北伐成为主流。
不仅蒋琬，还有费祎、谯周、董厥 、张翼等蜀汉后期重臣都公开反对继续北伐，甚至连诸葛亮之子都对北伐中原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当反对北伐成为蜀汉上自后主，下至百官的主流意愿时，彼时还位卑言轻，在蜀汉资历威望尚浅的姜维自然不敢冒然提出北伐中原。
上位艰难 (姜维剧照，成为蜀汉大将军姜维花了十多年时间) 姜维本魏国降将，诸葛亮赞他是“凉州上士”，但毕竟是由魏来投，轻付以兵权必定会遭到蜀汉旧臣的心理反弹。
因此，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当着等人面临终嘱托，由蒋琬、费祎继其丞相事。
姜维毕竟是武人出身，但诸葛亮非常爱惜人才，曾给蒋琬写信，信中写到：“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
其人，凉州上士也。
”连李邵、这样的当世奇才都不如姜维，可见诸葛亮对他之器重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但是，在诸葛亮病逝后，姜维在蜀汉的位置还是比较尴尬的。
大将军蒋琬执政期间，姜维基本就是一个武将的角色，平定羌兵之乱，攻打陇西力抗曹魏，成为蜀汉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延熙六年(243年)，后主下诏，迁升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姜维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延熙九年(246年)，大将军蒋琬病逝，同年，费祎继任大将军，姜维与之共录尚书事，开始实掌朝政。
不过，彼时的姜维仍然不能入朝辅政，而是继续对外平乱和抵御曹魏。
直到延熙十六年(253年)春，大将军费祎遇刺身亡，在蜀汉二十多年的姜维才算是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候。
蜀汉延熙十七年(254年)，朝廷拜姜维大将军，都督内外军事，至此，成为蜀汉最后一位实权者。
但此时的蜀汉内部反对北伐依然是主流，姜维虽拜大将军，实掌兵权，而内政却几乎是无法干预，他大部分的时间都领兵在外，其情况和当年的很像，要不然也不至于连一个小小的宦官都解决不了，反因为害怕黄皓报复而屯兵沓中不敢回成都，可见姜维当时的境遇真的比较尴尬。
北伐实出无可奈何 (姜维北伐示意图) 姜维北伐实在是。
《》记载姜维从238年开始北伐，至262年止，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远远要高过诸葛亮的五次北伐。
但是《三国志》的这一说法水分很多，好几次根本都算不上是北伐。
比如延熙三年(240年)，姜维率军攻打陇西，但为魏将郭淮所迫，很快便退兵。
延熙十年(247年)，姜维在这一年主要做的就是收纳雍、凉二州的羌胡族人人，并击退了魏将郭淮、，胡族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降蜀，姜维将其迁至蜀境。
姜维真正开始大举北伐，要到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后，当时蜀汉唯一能倚靠的大将就是姜维了。
次年，姜维总揽蜀汉内外军事，终于可以实现其北伐中原恢复河山的远大志向。
姜维北伐，不仅雷声小，雨点也小，北伐规模不可与诸葛亮时期可比。
大将军费祎在世时，一直遏制姜维北伐的决心，曾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因此，每一次拨给他的大军都没有超过万人，以区区数千之兵要想攻下雍、凉二州，饮马渭水，简直是。
那么为什么姜维明知不可为却强要为之呢?毕竟在诸葛亮身边那么多年，深知诸葛亮五伐中原都是铩羽而归，姜维智谋不如诸葛亮，坚持北伐难道仅仅是为了继承丞相遗志? 姜维北伐其目的何在? 诸葛亮在世时，五伐中原，但他也深知蜀汉实力远不如曹魏。
两川之地，地险民强，有剑阁这样的天险，入川实不易。
诸葛亮积极北伐的同时，也对各处关隘严加防守，以汉中为屏障确都的安全，这是诸葛亮生前定下的战略方式，攻守兼备，防患未燃。
姜维一贯延续诸葛亮的战略方针，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实在很险恶，蜀汉人才衰退，几乎无将可用，姜维独立支撑。
而内政方面，后主宠信宦官黄皓，这个黄皓是个奸吝小人，侍中在世时对他极为厌恶，黄皓因此不敢乱来。
待到董允去世，朝中再无人能制得住他，黄皓因此权势熏天，目中无人。
姜维深知黄皓之害，屡次向后主进言要除掉黄皓，但都被刘禅阻止。
黄皓因此深忌恨姜维，想办法剥夺姜维兵权，然后加以谋害之。
姜维内不能除掉宦官，却反受其害，心中部安，只能出成都以避祸，身为总揽内外兵权的大将军，姜维绝不甘心就此失去兵权，而保住兵权的唯一方法就是领兵出战。
蜀汉后期姜维频繁对曹魏用兵，除了继承诸葛亮遗志，其实很大原因是为了避祸。
北伐结果 (殉国而死的姜维) 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姜维共进行了11次北伐，其中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持不克四次，大败小败各一次，两次败仗都是败在魏将邓艾手中，可见邓艾确实是姜维的苦主。
姜维历次北伐，胜多败少，而且北伐的基点已经从诸葛亮时秦岭西县和子午谷一线推进到西县以北金城和渭水南岸的芒水一线了，可见其军事才能确实非同一般，诸葛亮选他作为接班人是对的。
蜀汉十一次北伐，姜维多次挫败曹魏大将、王经，在汉中一线一直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为稳定蜀汉政权提供了有力的前方保障。
对于姜维北伐，史学界对其评价始终是贬多褒少，连年征战，耗损国力至巨。
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停摆了二十年北伐，与民休养，国力有所恢复，但在姜维重启北伐后，蜀汉损兵折将，军事和财力消耗很大，国家“兵困民疲”，加速了蜀汉的衰败。
但是，姜维在与曹魏的多年战争中，也同样的赋予了曹魏以沉重打击，双方互有损耗，败多胜少的曹魏损耗比蜀汉要大的多，如果没有姜维的积极北伐，蜀魏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会更大，从这一点来看，姜维北伐无疑是在位蜀汉续命，其正面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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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收入看三十年代民国著名文人的生活状况
鲁迅一九一二年五月随南京临时政府北上北京时，他的月薪为六十元，八月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司俭事工资涨到一百二十五元，十月后又涨到二百二十元，这一年鲁迅共收入一千一百元，按照当时一元大约相当于现在(此文写于2001年，@胡二刀 注)的人民币四十元算，这一年鲁迅收入了四万四千元，而鲁迅是一九0九年从日本回国的，按照他的资历看，这个收入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鲁迅一直以教育部的薪奉为主要收入，其数字从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不等，这时鲁迅还没多少稿费收入，主要仍是靠政府发俸，其间虽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投过稿，但却没有稿费，从一九二0年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两校兼任讲师，也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收入。
从一九二三年开始鲁迅在教育部的薪俸之外有了其他的收入，由于教育部拖欠工资，这一年他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下降，总共二千三百零四元，其中稿费六十元，讲课费一百一百四十一元，鲁迅第一次有了稿费收入，但占的比例很小，换算成人民币算，这一年的稿费为二千四百元左右。
一九二四年鲁迅的收入有了一些增加，七月间赴西安讲课共计收入三百元，在本年度的所有收入中，讲课费达到了八百二十六元，稿费及版税也有七百零三元，教育部工资应得三千六百元，因拖欠之故，实得一千零八十元，这是鲁迅在实际收入中讲课费和稿费第一次超过了工资，不过按照应得收入算，仍以工资为大头。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鲁迅除了在教育部任职外，同时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黎明中学和中国大学兼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增加收入，但这一年他的收入却有所降低，其中讲课费为705元，稿费为475元，比上一年度稍低。
二六年鲁迅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除了教育部的薪水外，这一年他在北京各校的讲课费有578元，稿费1177元，而因为同年七月他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任教授，共得厦门大学辛水2100元，这一年鲁迅由于教育部长期欠薪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告上法庭并写文章披露教育部欠薪内幕，随即南下厦门，彻底结束了公务员生活而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一九二七年初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授来到上海，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一直在上海住到他逝世，这其间鲁迅的收入有了急剧的提高，二七年收入共计3770元，其中有2500元为广州中山大学的薪水，其余的为稿费，在稿费中有三百元是年底接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而担任特邀撰稿员的收入。
二八年鲁迅的收入总共为5971元，其中的大头是担任特邀撰稿元所带来的3600元，其余的为稿费。
二九年是鲁迅经济上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他总共收入15382元(相当于人民币53万元左右)，这其中大约有一万元是北新书局拖欠的版税，其余的为教育部编辑费和稿费。
三零年鲁迅的收入继续居高，共收入15128元(约合45万人民币左右)，其中的大头仍是北新书局拖欠的版税，共有11000多元，值得一提的是，被新书局的版税是在林语堂，郁达夫等人的斡旋下得到的，其余的是稿费编辑费。
三一年鲁迅共收入8909元，主要由稿费，版税，教育部的编辑费(4200元)组成。
三二年收入共为方4788元，这一年收入剧减的原因是教育部停止支付编辑费3600元。
三三年是鲁迅收入的一个小高峰，总计有10300元，这一年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两地书》的畅销，多得版税一千多元。
三四年三五年两年收入持平，都是5600元左右，鲁迅的最后一年三六年收入有2700多元，这一年由于鲁迅处于病种，收入也就响应减少很多。
对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二十四年中的收入作一个总体的估算，其总数目为十二完四千四百元左右，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四百三十七万左右，再来分析一下这些钱的组成，其中有大约55000元(二百万人民币左右)是薪水和讲课费(包括他后期收取的教育部的编译费)，占他的总收入的一半，其余的为稿费和版税，大约有二百三十万左右，占一半强。
鲁迅每年平均收入约为十八万人民币，后期比前期多一些，也就是说鲁迅在辞去公职后的收入比他在政府部门的收入多，但如果不计算鲁迅后期从政府部门领取的编译费，则两者。
比较一下鲁迅同时期的一些文人，林纾因前后翻译过一百八十一部小说，每部平均二十万字，稿费是每千字六元(约合人民币二百元左右)，这是当时非常高的数字，商务印书馆的稿费标准如下：郭沫若每千字四元，胡适每千字三元，鲁迅给《晨报》投稿是每千字二元，商务印书馆给鲁迅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到五元不等，鲁迅得到的最高稿费是他的《二心集》，每千字六元。
由此可见每千字六元差不多是当时最高的标准。
林纾仅靠翻译小说获得的收入就达二十二万多元(约合人民币770万元)，比鲁迅一生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强。
而梁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二十元(约合人民币七百元)超过鲁迅八倍，接近今天最高水准，是当时稿费之最。
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个月大约是420元左右(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而比鲁迅稍早一些或同时期的另一方些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少，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为每月400元，主编新青年另有每月二百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六百元(约合人民币21000元)，蔡元培除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薪水收入(约每月六百元)外，翻译作品的稿费达到了每千字七元，此外他还与商务印书馆有合作协议，从出版物中获取版税百分之二十，林纾除了稿费，在北京大学任教另有每月五百五十元的收入。
版税是三十年代文人们的另一收入，一般作家们都和出版社签有版税合同，按照发行量由作家抽取一定数目的版税，具体的比例由作家与出版商商定，以商务印书馆为例，郭，郭沫若的是百分之十，胡适的是百分之十五，鲁迅的是百分之二十，签了版税合同的不再另付稿费，每一版的印数单独计算。
鲁迅的著作大多数是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包括《呐喊》，《彷徨》，《两地书》，《中国小说史略》，《三闲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伪自由书》等等，鲁迅任主编的几份刊物也由北新书局编辑，比如〈奔流〉，〈语丝〉。
北新书局总共付给鲁迅版税两万多元，约合人民币七十万元，这差不多是鲁迅一生中获得的主要版税收入。
北新书局的印数一般是一千册，最多不超过两千，鲁迅的作品一次印刷超过两千册的只有〈两地书〉，相比起商务印书馆差距很大。
林纾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总共从商务印书馆获得相当于人民币七百多万元的收入，是鲁迅从北新书局获得的十倍。
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一次印数可达上万册，胡适的也有五千册，相比之下，鲁迅的要少的多，只有〈两地书〉的印数接近胡适，相应地，他得到的版税收入也少得多，从面的统计来看，鲁迅的版税收入只有他全部收入的七分之一，不仅大大低于薪水，也低于他的稿费。
总的来说文人们在当时的收入是不算低的，当时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45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大学教授的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相当于七千元人民币)，一般的文人比如说沈从文，矛盾，田汉也大约是这个水平。
三十年代上海一流的影星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周旋是当时超一流的，她的收入为每月200元(当时无片酬，和电影公司签约后从公司里领取固定薪水)，蓝萍(江青)的薪水是每月60元(比中学教师略高)，赵丹是每月二百元，谢添每月二百五十元，秦怡六十元。
名气差一些的文人收入也大体可以，柔石每月的收入在100元左右，此外每年可得版税八百元，丁玲每月的收入大约是七十元，基本相当于一个二流电影演员的收入，此外也有数目不等的版税收入。
没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靠稿费收入一般在二十元到三十元之间，刚好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
而同一时期工人的平均工资为十六元(约合五百六十元人民币)，女工平均为十二元(约合人民币420元左右)，这样看来，文人的收入算不低的了。
当时的钱钞在花费上可能比现在还要管用些，据鲁迅回忆，他在北京请朋友吃当时最高档的鱼翅席，十个人吃下来十五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但对鲁迅来说显然不算什么。
鲁迅的收入据他自己说只能算中上水平，当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很高，大法官每月的收入为1000元(约合35000人民币)，普通法官最高四百元，最低一百六十元，但不象教授有其他额外收入，北京大学的教授最高收入为六百元每月，最低也有二百八十元一月，平均水平超公务员，是普通工人的二十倍强。
而当时大米为每斤3分钱，相当于人民币一元，肉每斤一角二，相当于人民币四元二角，电影票为六角(约合人民币二十元)，一份西式快餐五角(约合人民币十六元)，这样看来，文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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