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甲午：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决定北洋海军兴亡
然而，纵观其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
【千问解读】
然而，纵观其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兴亡的实践，可谓得失参半，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创建轮船水师，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
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方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发起了以自强为核心的。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极力推动近代化海防和海军建设，促成中国国防观念的重大转变。
与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李鸿章从外国打败中国的事实中直观认识到中国的积弱所在，产生“学习外国利器”，发展船炮以“自强”思想。
186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首次提出建议：创建一支轮船水师，分驻“内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
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战略设想。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
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 首先，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
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
军器机械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
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他因此主张将战略重点从西北塞防转移至东南海防。
其次，海防战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少，只有“分别缓急，择最为紧要之处”“自守”。
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的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再次，海防力量建设——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
设定外海水师共48艘战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购二艘铁甲舰，配以炮艇等其他战船，逐步成军，可御敌于海上。
同时，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坚固炮台，购买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
最后，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
前者是依傍水陆炮台和水雷进行防守，后者是用兵船配合陆军“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岸”。
在这些主张中，已有建立外海水师，运用海上兵力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的思想成分。
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
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担心日俄联手，殃及朝鲜及远东和局。
因而，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这期间，李鸿章在外交上极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上则显得相当激进，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鸿章企图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军事自强的思想。
1879年，他请赫德订购了后来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同年又令李凤苞在国外寻购更大级别铁甲舰。
1880年初，当他得知英国同意向中国转售原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铁甲舰时，立即奏请购买，并颇为冲动地声称“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
在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海防事业终于迈出了向大舰巨炮发展的关键一步，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在战略形势的判断上，认为“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
他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
”从而确定了“”，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以朝鲜为战略重点的国家对外战略。
第二，在海防战略上，提出海上威慑思想。
提出“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
认为水师可扩大防御纵深，“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布势之远”强于陆军。
第三，在海防力量建设上，突出强调发展铁甲舰和新式快船。
“海上如有水军一支，胜于陆勇万人”，建议裁撤沿海各种旧式笨船，速购铁甲船。
同时，继续选送大批船政学生去英法深造，建立天津水师学堂，进一步选聘洋员，加强实战性的海军训练。
第四，海防力量运用上，开始前伸布势，展开海上威慑。
1881年10月，中国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李鸿章便开始在东北亚实施海上威慑。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编队赴朝，后又调广东水师战船运兵赴朝，与日本兵船对峙，平息了事变。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之变”，北洋舰队快速反应，开赴朝鲜，再次平息政变并阻止了日本的干涉企图。
中法战争后，1885年清廷决计“大治水师”，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掌门人，一时间权、钱在握，不失时机地将近代海军建设推向了顶峰。
1888年秋，随着《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物化，这一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规模。
北洋海军主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并建设了旅顺、威海两个近代化海军基地。
在封建经济制度下，没有现代大工业，经费来源靠税赋、厘金以及洋税，建这样一支海军实属不易。
据有关史料统计，北洋20年获海防经费共2130万两，这根本不够建设和维持这样一支舰队。
有专家说北洋海军20年建设实际用了3500万两，多出部分大半靠李鸿章利用权力自筹。
其二，制度。
《北洋海军章程》全面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制度。
以“定远”、“镇远”和“致远”为旗舰，组成左、右、中翼三个编队;正式任命了82名海军中级以上军官，建立了海军教育、训练等各项制度。
除学校培养和留学外，还聘请德、英、美、法等国洋员(先后共164人)随船教习等。
其三，运用。
北洋海军成军后，“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在北至朝鲜、日本东海岸及海参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越南及菲律宾等周边海域进行远洋训练、舰队出访等活动，战略运用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
当然，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的传统窠臼，其远东海上威慑战略的效果也很有限。
1882年“壬午之变”平息后，有人提出乘势进图日本责问琉球之案，李鸿章不同意，认为应先练水师，一旦“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
中法战争前，越南战事愈演愈烈，清廷要李鸿章赴广东指挥，并调南前往支援，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只有两条大舰，力量不足，应寻求外交解决。
后来，为避免南北两条战线作战，1885年李鸿章力主就中法战争乘胜议和。
从全局上看，李鸿章以日本为对手的海上威慑运用曾获得一些成功，但在中法战争海战场上却丝毫无所作为。
北洋海军覆没，自强一梦， 北洋海军成军并开始实施远东海上威慑，可以看作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巅峰，它一度掩盖了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致命缺陷。
而此个中缺陷，又恰是导致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停滞和走向反面的主观因素。
甲午战争之前，当李鸿章感到中国已不具备足以对日本实施威慑的海军实力时，其海防战略思想便不可能再向前发展，相反在兵力运用方面变得日趋保守。
他想采用处理1874年日本侵台时的旧办法，用两三百万两白银消弭战端，并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
丰岛海战前一个多月，主战的帝一再下诏要李鸿章备战，丁汝昌也数次请战赴朝，李鸿章却执意于外交调停，斥丁“并无开战，何必请战”;丰岛海战吃了亏，但平壤有兵2万，日本并未取得制海权，仍有扭转形势的可能，当丁提出率10舰出击，被李再次否决，认为北洋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北洋千里全资屏蔽，未敢轻于一掷”，定下“保船制敌”方针，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上;黄海海战，双方都有损失，但形势还未失控，李下令退守威海，水陆相依，进行防守，结果株守军港，。
李鸿章外交与军事两手并用处理中外战端本是值得称道之举，问题在于他过分倚重外交手段，寄希望于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作后盾的“公理”、“道义”。
就海上军事手段的运用而言，李鸿章过分依赖“威慑”，却基本没有兵戎相见的实战准备。
因此，无论是在军事与外交的关系方面，还是在威慑与实战的关系方面，李鸿章都失之偏颇。
这种理论上的跛足，在实战中是危险的。
尤其是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时，仍固持这种理论和实践，不啻是进行战争赌博。
李鸿章数十年的海防努力一朝覆亡，抛开复杂的客观原因，究其海防战略思想本身之所失，当在于此。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是在对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确立的海防战略思想。
但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阶级和时代，既难以战胜日本在后亦步亦趋、全盘西化的近代军事思想，更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思想进行战略博弈，以至于最后兵败甲午，前功尽弃，留下深刻的历史示。
今天回首甲午，展望未来，为实现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性任务，中华民族应当补上海洋、海权和海军对国家兴衰影响的这一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海军战略，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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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宋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想要迁都洛阳的内幕
当然了，赵匡胤的理由非常地合情合理：洛阳那里，有我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我要回乡祭祖。
殊不知，对于这么一个理由，文武百官却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意。
在这些反对的人中，以起居郎李符的态度最为坚决，他一口气提出了八个困难，誓死要让收回成命。
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盛暑扈行，八也。
——《续·卷十七》 史书记载，面对李符这八个难题，赵匡胤的回答也是那三个字：不同意。
要知道，在历史中的李符，是一个非常善于拍马屁、迎合上意的大臣，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成为赵匡胤的贴身管家，负责记录皇帝所有的言行(起居郎)。
那么，为什么这位赵匡胤的死党，都要提反对意见呢?或者说，这位赵匡胤皇帝，他为什么非要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呢? 其实，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同年四月，在按照原定计划、在巩义祭拜了自己父亲后，赵匡胤终于说出了这个秘密：“朕意已决，迁都洛阳城。
” 此言一出，天下震惊，赵匡胤的心腹大臣、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立刻死谏道：“陛下万万不可，洛阳要啥没啥——一没粮，二没兵，而开封，势力更是，咱们为什么要仓促迁都洛阳城呢?” 对于这番质疑，史书上对赵匡胤的回应记录，就四个字：上亦弗之。
为什么不搭理你，因为赵匡胤在等一个人，一个真正需要提反对意见的人。
这个人，就是晋王。
面见自己的哥哥后，赵光义从多方面的考虑出发，最后委婉地告诉自己的哥哥道：“仓促迁都，不太可行，且行且珍惜。
” 殊不知，面对弟弟的这番，赵匡胤却回答道：“迁都洛阳，只是权宜之计，早晚有一天，我要迁都长安。
” 要知道，经过了的洗礼，长安比洛阳还要破旧不堪，因此更不可行，于是，赵光义马上撩袍跪倒，玩儿命叩首，希望皇帝收回这个成命。
看见弟弟这样拼死觐见(叩头切谏)，赵匡胤马上解释道：“我之所以要将都城西迁，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凭借险峻的地形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的办法，来治理天下罢了。
” 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卷十七》 请注意，在这里，赵匡胤一共说了两个问题： 第一，打仗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
其中“天时、人和”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唯有“地利”才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
看来，赵匡胤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在一个根本无险可守的地方安家，只能雇佣大量的军队，这就产生了一个让一直的冗兵问题，可见赵匡胤的高瞻远瞩，以及解决这个办法的具体措施。
好吧，既然那么的合情合理，那就开始迁都吧。
且慢，就在此时，在自己哥哥那得意的表情下，赵光义却慢慢地说出了五个字：“在德不在险。
” 此言一出，史称赵匡胤“不答”。
赵匡胤为什么不答，或许，赵匡胤被这句话震住了，或许，赵匡胤觉得这句话“太幼稚”了，人家根本就不想答。
再或者，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字面上解释，所谓的“在德不在险”，就是说“要重视德、重视民心，而不要依靠地利”。
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通俗地解释，赵光义这是在教育自己的大哥，别老想着没用的地利，咱们要施仁政、揽民心，做到全民一心、共同，到时候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咱们的江山就千秋永固了。
这番言论，对吗? 时至今日，每一个人都清楚无比，赵光义这是在说梦话，这就是他编制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在德不在险，这句话根本就靠不住! 但是，您想过没有，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不靠谱，赵匡胤的“在险不在德”，就真的正确吗? 如今，咱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在探讨这句“在德不在险”的时候，无非就是从四个方面出发：第一，政治;第二，经济;第三，文化;第四，军事。
在这四个元素中，洛阳和长安占其一，而开封占其三，这样算的话，占据三个方面的开封，它的胜算还是蛮大的，然而，开封唯一没有占据的那个方面，就是洛阳和长安唯一占据的那个方面，则是一个王朝最要命的保障，这个方面就是军事。
从军事防御上看，洛阳和长安确实优于开封，这两个地方群山围绕、易守难攻，还有虎牢关、函谷关、潼关等坚固的要塞，绝对是控制诸侯、之所，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王朝选择它们作为自己的都城。
反观开封，这里，周围一马平川。
虽然交通便利，但是周围没有任何的山川、要塞当做依靠。
因此这里易攻难守，一旦敌人进攻这里，帝国就岌岌可危了。
除此之外，自割给辽国后，开封就更加危险了，由于没有长城的保护，辽军一旦南下，他们的铁骑就将在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只要渡过黄河，敌军就可以直接兵临开封城，开始恣意妄为地攻城了。
因此，开封城的军事方面的短板，就成为选择其为都城的一个明显劣势，而且终北宋的一生，这都是一个没法解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这是错误的;而赵匡胤的“在险不在德”，这才正确，可真是这样吗? 如果地利真那么重要的话，那个曾经辉煌一世的汉朝，为什么亡国了?那个占据潼关要塞的，为什么也亡国了?那个在“难于上青天”的后蜀里天天醉生梦死、开怀畅饮的，他为什么也亡国了? 上述这些朝代的首都，无论是洛阳、长安，还是成都，这些城市都比开封的地利强一百倍、一千倍，甚至一万倍，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长治久安呢? 所以，“在险不在德”这句话，就真的正确吗? 那么，假设赵匡胤明白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换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你的国家拥有一个四代经营(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早已、，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并成为无数人的梦想与骄傲时，突然有一天，君主却告诉你：“我们要搬家了，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地形不好，我们要去一座贫瘠的城市，然后从头开始建起。
” 听到这番话后，你会作何感想? 随机文章九零年代纽约如何降低犯罪率？路上随地大小便就得坐牢欧洲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却被轻松拦截二战日本九二式重机枪，最差重机枪却收割无数生命（需11人伺候）鲨鱼为什么怕海豚，鲨鱼为什么不吃海豚(海豚完胜鲨鱼/屌炸天)揭秘希腊文物费斯托斯圆盘，4000年前老古董拥有241个神秘符号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历史上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李鸿章有那么坏吗？
他是中国末期重臣，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尽管日本首相和美国记者都给予了李鸿章以极高的评价，称他为“大清帝国唯一有能力扭转乾坤之人”，但是，在中国人们的心中，李鸿章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伪君子，一个十足的卖国贼。
然而，李鸿章果真有着让后世人如此痛恨的“业绩”吗？“卖国贼”的称号当真可以理所当然地戴到他的头上吗？李鸿章之所以被后世所唾弃，其一是他所创办的洋务运动；其二是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三是他镇压了。
然而，这些都是他一人之过吗？鸦片战争的失败，将中国推向了内忧外患的绝境。
然而，政府身处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些封建士大夫却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
放眼整个朝廷，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将以往盲目自大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李鸿章正是其中之一。
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使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走向迅速发展的道路，李鸿章发动了洋务运动，创办了诸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之类的近代化工厂，还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他这些努力却并没有换来世人的理解和同情，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世人又将挑剔的眼光投向了李鸿章，认为他崇洋媚外，使大清王朝在列强之中丢尽了脸面。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李鸿章所发动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码需要再向后退几十年；如果没有李鸿章所发动的洋务运动，那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恐怕不是以失去几艘军舰和向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能够将事情摆平的。
实际上，洋务运动不仅不是一次“崇洋媚外”的愚昧举动，而且还是中国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诚然，李鸿章确实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还能做什么呢？真正心甘情愿与列强签订条约的是当时清朝的实权派人物，李鸿章只不过是与西方列强进行斡旋的工具，李鸿章当然只能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签与不签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肯定会得罪全国的百姓；如果选择后者，又会得罪西方列强，从而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大臣，李鸿章当然必须代表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这也是他被国人视为卖国贼的主要原因。
但是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
据史料记载，在签订完《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更是地遭到刺客的袭击，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一刺客在远处将一把匕首迎面朝他掷过来，幸好躲得快，匕首擦脸而过，只划破了一点皮，第二天，他脸上捆着绷带，被迫在条约上签字。
也许，当时的国人以为只要刺杀了李鸿章，日本企图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取特权的妄想就会破产，实际上，日本这种早有预谋的计划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大臣的被刺身亡而宣告终结呢？就镇压太平天国这件事情而言，更是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失公正和客观。
镇压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和，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
我们能因为岳飞曾经镇压过农民运动而说他们不是民族英雄，进而鄙视他、唾弃他吗？很显然，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面，国人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在大清朝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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