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允许百姓买官 百姓最大能够买到多大的官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13 点击数:

【千问解读】

对买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贪权窃柄,卖官鬻爵。

”这是大家在看古代官员罪状的时候,看的最多的一句评价。

遥想当年,针对手底下官员的时候,经常性的用这句话来斥责百官。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斥责得很痛快,但是官员的野心却一直无法被打消。

至少在明清时期,有人为了做官而疯狂,有人当了官以后就贪污,这是一种无法被遏制的冲动。

特别是在清王朝中后期,“卖官鬻爵”现象已经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就连最高统治者都明码标价的贩卖官职。

这种尴尬的行为成为了国家的常态,实在是让人很失望。

不过,对此也有一些人很好奇,把国家的权力拿出来卖,那么清政府能够给出的最大官职是什么官呢?一般百姓又能买到的官职有多大? 一、古代的卖官鬻爵 其实就整个《二十四史》来看,历朝历代卖官鬻爵的现象,而且不仅仅堕落的君主这么做过,那些优秀的君主也曾经不排斥。

例如在《》中就有明确记载,大名鼎鼎的为了筹集国家资金,也曾经大规模的卖官鬻爵。

而在清王朝最为著名的两位君主,与两位帝王也曾经卖官鬻爵,他们的行为似乎根本不把卖官当成一种耻辱的事情。

至于说后来的,那更加是出格,当年这位毫不客气的把官职明码标价,并且还以最喜庆的方式鼓励大家竞价。

相信如果大家看到这一现象,内心肯定会非常的愤怒,把国家的公器居然当成钱财来贩卖,这样的国家哪能不灭亡? 但其实汉武大帝这些君主卖官鬻爵,并没有把国家搞得崩溃,而康熙大帝等人也没有把整个国家秩序弄得混乱,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史书记载来看,像汉武大帝等一些人卖官鬻爵,其行为是经过很深考虑的。

他们贩卖的官职,大部分都是一些荣誉职位,这些职位永远不可能威胁到朝廷的根本制度,而且这些职位也没有实权。

当年与两人配合,通过出卖官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仅积累的军饷去攻打北方匈奴,而且还大量的奖励,与等一些军队的凯旋。

所以对于这些强悍的君主来说,贩卖国家职位他们都有一个防火墙,既不让这些民间贩卖的官员祸乱朝政,又不会使得中央官制崩盘。

但可惜的是,在清王朝后期的这些统治者,根本没有掌握到其中的底线,结果使得官员的贩卖现象变成了一种乱象。

二、清朝买官卖官的耻辱 在清王朝时期,特别是在慈禧老佛爷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大规模的贩卖官职。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海防捐事件,当年组建了,北洋水师每年所需费的基本开销为60万,而想要有所发展,则需要300万。

但当时需要修清漪园工程,所以国家无法提供李鸿章的军事开销,而且慈禧太后本人也欠缺将近700万的额度。

因此,在慈禧太后的暗示之下,李鸿章展开了海防捐,并且展开了最为规模巨大的捐官行动。

在《走向共和》中,专门有一段讲的这个现象。

李鸿章让手底下的人,大张旗鼓,甚至还请了财神在巡抚衙门面前叫喜庆,跑过来买官的人更是多的数不过来。

其实在当时的背景来看,李鸿章还是有一定的把控能力的,他贩卖的官职最高为四品道台。

也就是说,一个富人能够得到的朝廷非正常官职最高的是4品官。

而且,这个道台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职位,有的时候有实权,有的时候没有实权,关键看他的上司给不给权力。

当时四品道台的要价是1.6万白银,这个价格数量可不小,也的确是,一方面积累的钱财,一方面也设置了门槛。

就当时的购买力来说,三个铜板就可以买一个烧饼,而一个成年男性基本上是三个烧饼一顿饭,一两白银可以兑换1200个铜板。

所以说,1.6万白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中下阶层的百姓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可以购买这个官职。

因此,真正能够得到道台官职的都是那些暴发户,他们通过捐钱,然后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威。

但就当时的结果来说,清政府的卖官现象最终超出了约束,甚至形成了一种泛滥的现象。

三、可悲的影响 当时清朝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崛起现象,所以有不少的商人,获得了一定的资金,并且通过这一渠道开始官商勾结,甚至自己转商为官。

虽然一个区道台并不是实权,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手头的生意与上面的官员进行勾结。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如果看过《太极》这部电影就知道,一个道台可以通过给上司5万两白银就能获得调兵的权利,这样的权力带来的好处到底有多大,根本无人敢想象。

所以从一方面来说,清朝的官制,甚至是军队管理体制,都已经开始慢慢的腐化,越来越多的人在侵蚀着清朝的官僚体制。

而且更加让人揪心的是,当时所有人把买官卖官当成了一个做生意的行为。

《走向共和》中就有一段很精彩的场景,那些买官的人花1.6万白银当成了一种投资,然后再当上官员以后,疯狂的盘剥百姓,然后在自己任期满了以后,捞得10倍的利益退休。

然后这些官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老百姓却是被逼上了绝路,他们拍拍屁股走人了,清王朝的危机更深了。

既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现象,那么清朝政府为何还要这么做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清王朝当时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恐慌之中,首先就是战争赔款严重的约束着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每年财政收入都为赤字。

其次是当时国家的主要税收收入掌握在赫哲的手中,而海关税又被抵押给了外国人,因此清政府没有其他的收入。

再加上清王朝还需要修清漪园工程,另外还需要支持北洋海军。

除此以外,各路王爷大臣都需要巨额的贪污。

因此,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国家没有收入,另一方面国家开销又很大,那么没办法就只能卖官鬻爵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这个腐朽的体制。

虽然慈禧老佛爷等人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饮鸩止渴,只能活一阵算一阵。

结语 所以说回顾当年的清王朝,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去谴责它,而应该看到清王朝背后的某些教训。

就卖官鬻爵这个现象来说,在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是君主敛财的一个手段。

但是清王朝面临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国家的主权,财政无法自主着才会在自我摧残之中越走越尴尬。

所以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国家来说,一时的错误或者政治上的失误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就是要掌握住国家的平衡和主权。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清王朝多次改革最终失败的真实原因,没有主权,无法掌握国家平台,不管有多好的妙招,也最终只能走向崩溃。

因为国家的命根被掐住了,再好的改革也只是盘剥百姓。

国家再怎么危险也不能动摇官僚体制,因为官僚体制崩坏的,那么国家的脊梁就断了那么百姓与中央的联系也就会陷入到恶化之中。

当年的清政府真的留给后人太多的教训,后人应该好好借鉴,千万不要再踩雷区。

参考资料: 王树增《1901》 《一个帝国的背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沈阳故宫四大未解谜团是怎么回事?清朝龙脉藏身何处

导读:沈阳,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

是满清入关挪位置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的龙兴之地。

380年前,的开创者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入主中原的最后一步。

那么沈阳故宫由谁设计建造?清朝龙脉有哪些秘密呢? 到底由谁设计?又由谁来建造? 沈阳故宫,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

是满清入关挪位置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

380年前,清朝的开创者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们入主中原的最后一步。

380年后的今天,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为纪念沈阳故宫的创建,近日举行了学术研讨。

由于史料缺失,沈阳故宫仍然有许多待解谜团。

为此,专家们各持己见,。

谜团之一,罕王仓促迁都只为保江山龙脉? 公元1621年,率领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挺进辽东,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辽阳,,修筑宫室。

然而,的是,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盛京(今沈阳),诸亲王、臣子当即强烈反对,但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

努尔哈赤为何如此“仓促迁都”?民间一直流传: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他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

于是龙一拱腰,就要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

罕王以为龙是奉天旨意,命他在龙潜之地再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此命名为“奉天”。

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风水中有关阴阳的规定为: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水的南边为阴、北边为阳),所以又称“沈阳”。

当然,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亭教授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表示,历来建都建城,风水都是放首位的。

沈阳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两位专家同时又指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战略进取上的考虑。

首先,沈阳乃之处,其地理位置对当时的而言非常有利,北征蒙古,西征,南征朝鲜,进退自如。

其次,原先的都城辽阳满汉民族矛盾冲突严重,而沈阳当时还只是个中等城市,人口少,便于管理,这样可以避免满汉矛盾的激化。

谜团之二,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 由于史料没有任何明文记载,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说,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件劳民伤财的举动,统治者认为不值得提倡,而且修建宫殿本身也就是为建个家,没必要将具体建造年份写进史书。

然而几年前,鞍山市文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当地发现了一本《宗谱》,其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

据《侯氏宗谱》记载,负责为沈阳故宫烧制琉璃瓦的侯振举家族是“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以及三陵各工等用”。

有专家据此推断,沈阳故宫应该是在天命九年,也就是1624年开始建造的。

2003年1月15日,沈阳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沈阳故宫到底建在哪一年?》的文章,经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清前史专家支运亭研究员多年研究,认定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1624年(天命九年)。

但佟主任却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侯氏宗谱》中所说的“天命九年”指的是侯振举一家迁居沈阳的时间,而不是说侯振举搬到沈阳后就立即开始建造故宫。

佟悦认为,沈阳故宫应该是从1625年开始建造的,理由有二:首先,1624年,东京城还没有建好,许多贝勒、大臣都还在忙着建自己的住所,努尔哈赤在没有下达迁都命令之前,不可能在沈阳建造故宫;其次,努尔哈赤居住在位于城北的罕王宫,而不是故宫里。

如果沈阳故宫1624年就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不住在故宫里反而要在故宫城旁居住? 谜团之三,谁才是沈阳故宫的“总工程师”? 这些清代宫殿建筑到底是谁设计的?又是由谁建造的?这一次,同样是《侯氏宗谱》掀开了冰山一角。

宗谱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文字:“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

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

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役驱使之用也。

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

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

……” 佟悦认为,这段文字说明,侯振举这个人与沈阳皇宫的营造关系很大。

从以上文字可以判断,侯振举应该是建造故宫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考虑到沈阳故宫中有许多建筑是满蒙风格,侯振举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设计出来,所以除了侯振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有专家认为,侯振举只是“烧制琉璃瓦的管窖人”,而不是沈阳故宫的“工程师”,因为侯振举是从海城迁至沈阳的,根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窖,制黄琉璃瓦。

清时工部派五品官监制黄瓦。

以备陵寝宫殿之用。

” 其卷2《民族》中有这样的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

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制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

”该县志又在《重修缸窖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因赏侯振举盛京工部五品官……” 所以,究竟是几个人一同修筑了这座清代宫殿,还是由某位大师具体设计,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未解之谜。

谜团之四,努尔哈赤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 努尔哈赤在位期间,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这在史学界同样存在很大争议。

李治亭教授认为,努尔哈赤在沈阳时一直都居住在故宫北门旁边,而不是居住在沈阳故宫里,这说明当时故宫肯定还没建完。

而且建造宫殿是一项耗资巨大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而努尔哈赤率部迁都沈阳18个月后便猝然离世。

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能将复杂的宫殿建造得如此之快。

而佟主任则认为,一年半时间也不算太短,在辽阳城建造宫殿时也只用了2年多时间,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完全有时间修建宫殿。

而根据史料最早记载,1627年正月初一,在大政殿举行典礼仪式。

按照沈阳的天气,说明大政殿在1626年10月之前就应该完工。

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时期,大政殿和与之成组的建筑十王亭时应该已经建好。

当然,关于沈阳故宫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

但李教授强调,只要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解读故宫,那么这就是皇家宫殿留给后人最重要的一笔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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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天津教案是如何回事?火烧望海楼事件始末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

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

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

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

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

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

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 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

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

丰大业开枪伤人了。

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

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

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

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

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

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

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

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

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 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 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 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

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

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 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 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 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

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

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 “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

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

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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