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4-05-30 点击数:
简介:公元1629年10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长驱直入突袭北京。

此战也是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战后崇祯以三大罪将袁崇焕拿下,打入监狱。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其实自崇祯元年平台召对许下“五年复辽”大计始,袁崇焕便给自己打开了死亡之门。

他建立的宁锦防线固然挡住了皇太极铁骑,但明关内防御空虚,尤其是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

【千问解读】

公元1629年10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长驱直入突袭北京。

此战也是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战后崇祯以三大罪将袁崇焕拿下,打入监狱。

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其实自崇祯元年平台召对许下“五年复辽”大计始,袁崇焕便给自己打开了死亡之门。

他建立的宁锦防线固然挡住了皇太极铁骑,但明关内防御空虚,尤其是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守备相当薄弱。

袁崇焕多次提醒崇祯帝加强蓟防,“宜宿重兵”,强调万一蒙古喀喇沁等部充当后金向导,“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从长城薄弱隘口入犯,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明廷还没议出具体落实方案,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后金军队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攻入龙井关、大安口。

几乎毫无防备的明军遇敌即溃,很快,后金军兵临距离北京仅二三百里的遵化城下,吓得紫禁城十一月初一宣布京师戒严。

由于此次事变发生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之后,有人提出,正是少了毛文龙的战略牵制,后金才敢全力放手西进,在京畿、山海关一线盘桓、蹂躏达半年之久。

事实上,己巳之变的发生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而非斩杀毛文龙所致。

早在崇祯二年二月,此时毛文龙还未死,汉官高鸿中就曾上奏皇太极,劝请讲和或进兵明朝,基于后金与明朝多次议和失败,皇太极认为高鸿中“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但不能马上出征,“俟地锄完即行”。

对游牧民族来说,战争能促使本部落财富迅速积累,弥补资源、生计的不足。

皇太极即位后发动的宁锦战役,以失败告终,来一次“抢西边”,不仅利于稳定军心、民心,得到物资上的满足,也能提高皇太极的威信。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关键是何时何地发动?选择在十月,一则忙完秋收;二则此时漠南蒙古东部大半附属后金,不仅解决后顾之忧,后金与明朝的战线得以在更广延的长城沿线展开,使明朝防不胜防。

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皇太极冒险进军

经过数月的准备,十月初,皇太极亲率大军出征伐明,以归顺后金、熟知路径的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嘎都为向导。

二十六日深夜至次日上午,后金兵攻破长城龙井关和大安口。

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龙井关与大安口被破,刘策应负直接责任,一般认为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统管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出了纰漏,他也要负领导责任。

但明朝叠床架屋的军事管理体制,蓟镇实际上还真不归他管,不然难以解释他几次上书要求加强蓟镇防务,如果归他管,他自己早去做了。

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中得知后金军消息,“一闻蓟警即发援兵”。

据袁崇焕后来自述,还未等他下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奉朝廷之命“坐调即行”,领精兵4000率先驰援,行军三昼夜抵达蓟州镇驻地三屯营,因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赵率教等人策马向西,十一月初四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

曾在宁锦、宁远之战中数次击退后金兵的赵率教不幸中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

次日,遵化陷落,两天后,三屯营被后金攻破,明廷将后金堵在遵化的计划宣告失败。

消息传到京师,朝野惊恐,朱由检十分气愤,责备廷臣守边之略之无效,要求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十一月初五,袁崇焕亲自出马,督关外两员大将祖大寿、何可纲率骑兵疾驰入关。

袁崇焕何以在接到敌情7天后带兵入关,期间,他在哪干了些什么?朝鲜使臣李忔的《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

十一月一日和二日,袁崇焕干了三件事:一、前往文庙参谒,与诸生讲学;二、讨论年终考核官吏优劣问题;三、与诸将讨论敌情。

袁崇焕认为,进犯关内者“稳是束卜的家达子勾引前月通好的千数奴兵为前锋入犯,必非奴酋大举,亦非插汉的兵马”。

即此役为蒙古部落与后金千数兵马联合起来的小打小闹,他还安慰朝鲜一行人:贼夷从前就是如此,不须挂念。

待我关外兵到时,定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几天后,李忔听说袁崇焕领着关外精锐入关,不由得感叹“贼势之猖獗,闷极闷极”。

为了对付“夷贼”,袁崇焕做了以下部署:调集各部扼守要地,如山海关、永平、迁安、建昌、蓟州等,命曹鸣雷、祖大寿驻蓟州遏敌,自己居中应援。

蓟州处于遵化-通州中间,距北京180里,是维系京师安危的军事重镇。

除袁崇焕驻蓟州外,在山海关、京师要道、京畿周围,袁崇焕都做了妥善的军事安排,朱由检对此表示赞许,并命各路援兵,俱听督师袁崇焕调度。

十一月十日,袁军赶到蓟州,次日,大败后金军于马伸桥,士气大振,袁崇焕估摸,“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同各将领守在城东楼,伺机以待,意图凭借蓟州阻击皇太极。

此前皇太极逢城必下,确保归路畅通,他也知道此时对手是善于守城的袁崇焕,攻打蓟州有可能又是一场硬仗,便兵行险着,冒着被关宁军截断后路的危险直扑京城,此举也让袁崇焕的布置落空,对后金军动向研判失误。

袁崇焕打探到消息立马率兵追踪,不料皇太极军队连破京师东面屏障三河、香河、顺义等地,于十一月十五日抵达通州,距离京师仅40里。

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承平日久的北京城

此时,摆在袁崇焕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将皇太极军队堵在通州之外,要么在北京来场正面对决。

十一月十五日,袁崇焕昼夜兼程至河西务,召集诸将商讨应对策略。

副总兵周文郁参与了此次会议,极力反对袁崇焕带兵前往北京。

他认为,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

况且袁崇焕在没有接到进京谕旨情况下,入京勤王,要治重罪。

袁崇焕清楚知道,皇太极巧妙避开蓟州及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战火烧到京城之下,在哪里打,什么时候打,主动权不在自己,京师周边各据点包括通州皇太极完全可以绕过,所以核心问题是——势必要抢在皇太极军队之前,赶到北京城外,依托北京坚城反击待援。

从之前的战况来看,除了关宁军,能和清军做对手的明军几乎没有。

会议结束后不久,袁崇焕率9000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走小道急奔,终于赶在后金兵之前于十七日至北京城广渠门外扎营。

让京城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真切感受到战争就在家门口,政治上对袁崇焕非常不利,但此时他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从十一月一日京城宣布戒严起,城内外人心惶惶,19岁的皇帝朱由检心乱如麻。

眼见皇太极离他越来越近,朱由检先是命久经沙场、70岁高龄的孙承宗负责通州地区的防卫,确保京师安全。

结果与孙承宗就京师防务进行一番磋商后,朱由检改变了主意,命其留在京师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

可怜年迈的孙大人披星戴月巡视完都城防务后,皇帝又传旨命其驻守通州,孙承宗只好奉命行事。

不止朱由检,承平日久的北京城也没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同工部尚书张凤翔检查京城火器防备情况,发现好多火器都叫不上名字,即便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可该来的还是要来。

战争于二十日首先在满桂和侯世禄驻守的德胜门外打响。

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扎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立营于东北。

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等人,领满洲右翼四旗,及右翼蒙古兵,向明军发起进攻。

一时之间,炮声震天,后金两军边杀边进,很快追至城下,侯世禄避战,满桂率军独战时不幸被城上大炮误伤,满桂领着残余的一百多人,退入关帝庙休整,“乃休战”。

次日,满桂残兵避入德胜门瓮城休养。

同一天,在广渠门外,袁崇焕亲率9000骑兵与满洲八旗左翼兵,及蒙古骑兵展开了一场厮杀。

正午,后金向祖大寿阵直扑而来,明军奋力抵抗,击退敌军。

后金遂改变战术,打算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率主力攻击北边的王承胤所部,见后金兵冲来,出乎周文郁意料的是,王承胤竟带兵向南溃散,实际后金集主力攻王承胤的计划只有豪格一军遵令行事。

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反倒违令攻击袁崇焕军阵。

结果王承胤部与袁崇焕部搅在一起,共同抵抗后金进攻,双方爆发激烈混战。

战斗中,一敌兵突然挥刀向袁崇焕砍去,幸得材官袁升高以刀相隔,袁崇焕不至于命陨当场。

一片箭雨中,后金阿济格贝勒被射下马,身负重伤。

从南面赶来的祖大寿部奋力攻击敌军侧翼,后金兵遭到夹击,抵挡不住,溃败而去。

袁崇焕立刻派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人乘胜追击,至通惠河边,后金兵仓皇拥渡,冰陷护城河。

据周文郁载,此战“自午至酉,鏖战三时,杀贼千计,我兵亦伤亡数百”。

在袁崇焕指挥下,明军终于克敌获胜,皇太极军队“退奔三十余里”,屯兵南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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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平台召对

广渠门大捷两天后,兵部尚书王洽因使京师陷入危机下狱,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将领,袁崇焕仍做了最坏的打算,着青衣戴玄帽进宫。

到了平台,崇祯帝对各将领加以慰劳,袁崇焕向朱由检说明了当时的局势,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随即向其征询战守策略。

袁崇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当他向皇帝建议准许军队入城休整时,遭到了朱由检的拒绝。

要知道满桂在德胜门虽然战败了,仍能进瓮城稍事休整,补充给养,而袁崇焕及其辽军只能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其时朱由检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京城内外遍布袁崇焕勾结皇太极,诱敌深入的谣言,在他们看来,袁军没将后金军堵在蓟州、通州之外,取道河西务避开敌军奔赴京城,难道不是故意引狼入室,逼迫崇祯签下城下之盟吗?北京城外的皇亲国戚和太监对袁崇焕的战略部署也十分不满。

京城民众没有亲身体验过辽东战事,己巳之变,后金兵逼京师,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给皇亲贵族、京师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震动。

不满、愤怒等情绪统统指向负责统军保卫他们安全的督师袁崇焕。

王洽的下狱,就是崇祯皇帝迁怒重臣,安定军心、民心的开始。

袁崇焕哪读得懂皇帝的心思,仍然集中精力督师歼敌。

十一月二十七日,不甘心的皇太极亲率左右翼八个旗的军队同袁军在左安门外展开争斗。

袁崇焕、祖大寿率军竖立木栅,布阵守城,广渠门大捷令袁军士兵信心大增,几番回合下来,皇太极军队死伤惨重,不得已收兵回营。

袁崇焕又派出500人的特遣队,手持火炮潜往南海子附近,炮击皇太极军营,“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京城外围局势渐趋平静。

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皇太极“反间计”、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十二月初一,朱由检控制京城、皇城警卫后再次召袁崇焕赴平台商讨相关事宜,然后以三大罪将其拿下,打入监狱。

祖大寿目睹了全过程,惊慌失措,不久领兵离京归关外。

次日,鉴于城防工事敷衍潦草,崇祯帝下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逮捕入狱,以满桂代袁崇焕,总理关宁兵马。

少了袁崇焕坐镇,后金兵更加肆无忌惮,在京城附近攻掠,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进攻永定门,明军失败,两员大将满桂、孙祖寿战死,后金兵也死伤惨重,没能攻破城门。

此后,皇太极率大军向山海关移营,一度攻占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直到四城于崇祯三年五月接连失守,后金军拔营东归,历经7个月的己巳虏变才彻底结束。

但围绕袁崇焕的各方拉锯,却仍在进行。

乱世烽烟:车厢峡之战的历史背景剖析

在末年的动荡岁月中,车厢峡之战宛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历史的天空炸响,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这场战役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政治腐败:大厦将倾的内部危机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官场上,贪污成风,官员们只知中饱私囊,对国家大事和百姓疾苦漠不关心。

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皇帝虽有心挽救明朝于危难之中,但面对的朝政,也显得力不从心。

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与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歇,使得政治局势更加混乱。

这种内部的政治腐败,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无法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为农民起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连锁反应 经济上,明朝末年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连年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蝗灾等,使得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同时,明朝的赋税制度也十分苛刻,农民不仅要缴纳高额的田赋,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生存,不得不。

商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贸易受阻,市场萧条,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

经济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使得明朝的统治基础摇摇欲坠。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 政治腐败和经济崩溃的双重压力下,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迅速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

、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为了反抗明朝统治的主力军。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北方迅速崛起,他们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起义军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百姓,队伍不断壮大。

张献忠也在南方发动起义,与李自成相互呼应,形成了对明朝统治的南北夹击之势。

农民起义军的兴起,使得明朝政府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实力。

军事失利: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 在军事上,明朝政府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对内,明朝军队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

明朝军队长期缺乏训练,装备陈旧,士气低落,而农民起义军则士气高昂,作战勇猛。

对外,明朝还面临着后金(前身)的威胁。

后金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抢夺财物和人口,给明朝的边疆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明朝政府不得不分兵抵御后金的进攻,这使得在对付农民起义军时更加力不从心。

车厢峡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爆发的,明朝政府试图通过这场战役来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

地理关键:车厢峡的战略地位 车厢峡位于陕西兴安(今陕西安康)附近,是一个地形险要的峡谷。

它全长四十里,两岸,无法攀登,只有峡底沿河一条小路可以通行。

这种独特的地形使得车厢峡成为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控制车厢峡可以有效地阻断农民起义军的北上之路,保卫关中地区的安全。

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车厢峡则是他们北上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双方在车厢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车厢峡之战由此爆发。

车厢峡之战的爆发是明朝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成为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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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时,一代奸雄曹操和袁绍打的正欢,刘表孙策为什么没有偷袭许昌

的时候,除了和,还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地方割据势力。

、韩遂在关中,在益州,在荆州,在江东,在辽东向来不参与中原的斗争,可以存而不论。

马腾和韩遂在关中,但名义上关中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钟繇。

而且,关中的局势此时仍然处在混乱之中,并不明朗,各派表面上都服从朝廷,但主要精力用在相互厮杀。

钟繇是的司隶校尉,一直是服从汉朝朝廷的,至少表面上如此。

官渡之战时,钟繇给曹操送了两千匹战马,支持力度算是不小的。

马腾此时也是服从朝廷的,并且,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派率领一小支部队,跟随曹操参加了官渡之战。

刘璋此时和已经闹僵,和刘表也关系很糟糕。

早在时期,刘表就向朝廷揭发刘焉在益州私造车辇之类御用物品,有。

之后,益州发生了等人的叛乱,刘表表示支持。

甘宁被刘璋击败后,逃入荆州。

刘璋继位后,曾派益州重要人物赵韪率军进攻刘表,只是赵韪在前线突然回师成都,进攻刘璋,才就此作罢了。

官渡之战时,刘璋曾派了三百从征,以示对朝廷恭顺。

孙策此时已经平定江东,曹操在消灭吕布和袁术之后,也已经完全控制了江淮地区,两家是正面接触的。

但孙策此时的计划并不是北伐中原,而是想着溯江而上,与刘表争夺荆州,给他父亲报仇。

更重要的是,此时江东新定,人心不稳,江东地方豪强并未完全接受,中原流寓人士此时对孙氏也持观望态度,孙氏能不能站稳脚跟还很难说。

所以,孙策临死前曾叮嘱,如果在江东站不住脚,就要退回淮西。

而且,在此之前,在袁术称帝之后,孙策就与曹操结盟,要一起讨伐袁术,曹操也以朝廷的名义,拜孙策为破虏将军。

袁术灭亡后,孙策想让曹操表荐他为大司马,曹操不同意,双方关系转而恶化,但还没有完全破裂,依然维持着表面上的同盟关系。

官渡之战时,曹操以朝廷名义征召此时被孙策囚禁的,以及已经头像了孙策的华歆,孙策也都送给了曹操。

长江以南地区,从表面上看,刘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家,也是除了袁绍之外,唯一有能力直接威胁曹操的势力。

而且,当时刘表还占据着襄樊,最前线的新野已经在南阳盆地之中,离宛城不远。

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一直很担心刘表会突袭许都。

但等人认为,刘表没什么进取心,不会这么做,让曹操放心大胆的与袁绍进行战略决战,不要过分担心刘表会和袁绍夹攻曹操。

因为刘表当时和曹操的地盘直接接触,加之刘表左右的刘璋和孙策都与刘表为敌,所以刘表此时与袁绍是同盟关系,共同对抗曹操。

同时,刘表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孙策和刘璋的进攻,尤其是孙策一直试图进攻黄祖,刘表也要随时准备支援黄祖。

此外,这段时期还发生了长沙的张羡叛乱,一直在和刘表打仗,还没有完全平定。

所以,投奔刘表后,曾建议偷袭,但刘表并未采纳这个意见。

这样,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当时的局面就是,袁绍与刘表结盟,把曹操夹在中间,但曹操与刘璋和孙策结盟,保持着对刘表的包围态势,而且是三面包围,迫使刘表不敢轻举妄动,曹操才能够专心致志的与袁绍进行战略决战。

而且,官渡之战时袁绍倾国而出,对曹操来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战,是输不起的战争。

相对而言,只有袁绍除了要面对曹操之外,周边没有其它比较强大的能够威胁到他的势力,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

如果当时刘表按照刘备的建议,偷袭许昌,是否有可能成功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刘备此时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能力。

荆州当时在南方算是比较强大的,但开发程度也有限,人口比较多、经济比较繁荣的实际上都在长江以北,尤其是南阳郡,但南阳早就被曹操占领了。

刘表此时既要防御刘璋和孙策,还要在南线与张羡打仗,就算是他有心北上进攻曹操,实际上也并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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