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及早发现颈椎疾病并有效治疗与预防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4-08-20 点击数:

【千问解读】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颈椎病。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颈椎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尤其是在长期伏案工作或低头族中更为突出。

那么,颈椎病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及早发现并进行有效地康复治疗与预防呢?

如何及早发现颈椎疾病并有效治疗与预防

一、颈椎病概述

颈椎病是指颈椎及其周围组织的退行性疾病,通常由颈椎间盘的退化、骨质增生、韧带肥厚等引起。

常见症状包括颈部疼痛、僵硬、头晕、手臂麻木等,严重时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我国颈椎病患病率为3.8%—17.6%,各地区颈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不一,但均呈逐年升高和年轻化趋势。

60岁以上的无症状人群中86%的人有颈椎退行性变,37%的颈部疼痛至少持续12个月,5%颈痛患者因为疼痛而丧失部分功能,26%的颈部疼痛患者1年内复发

二、脊椎病的病因

颈椎病的发生与年龄、姿势、职业、运动不足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现代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电脑,导致颈椎负担加重。

三、颈椎病的分类

颈椎病可分为七种类型,包括颈型、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神经型、脊髓型、食管压迫型及混合型。

其中颈型和椎动脉型颈椎病是临床青少年颈椎病较为多见的类型。

四、颈椎病的康复治疗方法

1、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是颈椎病康复的重要手段,包括电疗、热敷、超声波治疗、牵引等。

物理治疗能够显著改善颈椎病患者的疼痛和功能,这些方法可以缓解疼痛,促进血液循环,加速康复。

国外的一项研究也表明,物理治疗对改善颈椎病患者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效果

2、运动疗法:

适当的颈部运动可以增强颈椎周围肌肉的力量,改善颈椎的稳定性。

常见的颈部运动包括颈部伸展、旋转和侧屈等,每天坚持做10-15分钟,可以有效缓解症状。

在此推荐华山医院康复科颈椎保健体操,供感兴趣的朋友自己练习。

3、手法治疗:

专业的推拿和按摩可以帮助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并改善其功能[3]。

建议选择有资质的专业人士进行治疗。

4、药物治疗:

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或肌肉松弛剂,可以缓解疼痛和炎症。

五、颈椎病的预防

1、保持正确的坐姿:

正常活动时姿势控制系统正常工作,关节面之间发生相对运动后能够恢复到中立位状态,姿势仍然保持正常,但是重复的习惯及长时间保持不良的姿式,会使发生运动的关节无法恢复到中立位置,出现关节错位、对线不良,导致异常姿势,如果颈椎长时间处于这种异常状态,过度前屈或后伸,就会引起颈椎周围组织结构逐渐产生病变,造成颈椎病的发生。

2、定时休息:

每工作1小时,建议休息5-1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缓解肌肉疲劳,定期休息能够有效降低颈椎病的风险。

3、加强锻炼:

定期进行颈部及全身的锻炼,增强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保持身体的灵活性。

4、注意睡姿:

选择适合自己的枕头高度,避免颈部过度弯曲,保持颈椎的自然曲度。

5、保持心理健康:

压力和焦虑也可能加重颈椎病的症状,适当的放松和心理疏导非常重要。

温馨提示:颈椎病虽然常见,但通过科学的康复治疗和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完全可以减少其对生活的影响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颈椎健康,定期进行自我检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颈椎病的困扰!

宋朝十大名将应该如何排?宋朝有名的将军都是哪位

一: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汤阴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中兴四将之首。

他在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起到1141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

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

宋高宗、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

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

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

岳飞是南宋最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

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

金人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表达了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岳飞反对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

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统帅。

二: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亦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

南宋优秀的军事家、统帅,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

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13世纪初至中叶的中国大地上,南宋相继与衰亡的女真金国、新兴的蒙古汗国发生了激烈的民族战争。

在这段、的历史中,孟珙就是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从普通的下级军官做起,与父亲孟宗政凭借战功成为抗金名将,最后攻破金国都城,亲手俘获金国末代君主的遗骸。

金国灭亡,蒙古又大举入侵,妄图消灭宋朝。

孟珙再次担起重任,统领南宋两大战场(南宋四大战区:川蜀、荆襄(又称京湖)、淮西、淮东),率领宋军浴血奋战,全力抵抗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确保南宋挺过了宋蒙战争的前十余年。

他作为南宋的擎天一柱,建立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将后半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保卫南宋政权、使南宋人民免遭蒙古军战火荼毒的宏伟事业中。

无论战功还是品德上,他都是一位伟大英雄。

三: 曹彬(931年-999年),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初年将领。

在北宋统一战争中担任主要将领。

曹彬是张贵妃的外甥。

后周显德五年,奉诏出使吴越,累官至引进使;严于治军,尤重军纪。

乾德二年率军灭后蜀,以不滥杀著称,升宣徽南院使。

开宝七年率水陆军10万攻灭南唐,次年克金陵,又决策伐北汉和攻辽,以功擢枢密使。

雍熙三年,宋分兵三路攻契丹,他为东路军主将,因孤军冒进、兵疲粮乏撤军,至岐沟关被契丹军击败,致宋军全线溃退,降右骁卫上将军。

四: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人,面有刺字,善骑射,人称“”。

他出身贫寒,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

朝廷中尹洙、韩琦、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

范仲淹授以《春秋》,狄青因此,精通兵法。

以功升枢密副使。

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狄青生前,备受朝廷猜忌,导致最后抑郁而终;死后,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追赠中令,谥号武襄”。

五:李继隆 李继隆(950—1005年),大宋名将,李处耘长子,祖籍上党(今山西长治人)以荫补供奉官。

善骑射,晓音律,好读《春秋左氏传》,以礼待儒士,多智谋,。

参与平定后蜀、江南,有军功李继迁扰边,与田仁朗等率兵击败。

从曹彬征幽州,破契丹兵。

端拱元年冬,辽军派“战神”耶律休哥再次大举入侵,攻克涿州,陷长城口。

李继隆领兵北上增援不敌耶律休哥,宋军退保北平寨。

耶律休哥领八万精骑继续南下,陷满城,南下祁州。

李继隆再次赴战,路上遇敌激战之后斩获不少,最后依据指令退保唐河,两军进行决战,辽军大败,横尸遍野,宋军一直追击到满城,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

六:曹玮 曹玮(973—1030年),字宝臣,北宋大将,战功卓著,官至御史大夫。

名将曹彬之后。

公元9世纪吐蕃帝国灭亡了,但是在西域,吐蕃的贵族军事集团仍然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北宋帝国建立后,吐蕃集团和宋帝国,西夏帝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时战时和。

公元1011年,遵大怒动员了3万多精锐铁骑,准备攻打宋朝。

顿时边关谣言纷纷,形势吃紧,曹玮积极准备战事,上书朝廷要求增兵。

两军决战于三都谷,宋军以少胜多,斩首万余,取得辉煌胜利。

三都谷之战,宋吐关系上重要的一战,以宋朝的胜利载入了华夏的战争史册。

从此吐蕃就很少骚扰宋朝,直到王韶发动河湟战役前关系一直比较和睦,可以说这一战打出了宋吐之间的和平,曹玮对此功不可没! 七:刘锜 刘锜(1098年―1162年),字叔,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南宋抗金将领。

刘锜骁勇善战,在伐夏抗金的过程中屡立功勋。

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由著名抗金将领刘锜指挥,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役。

整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40年5月25日至6月1日,历时6天,经过3次战斗,击溃金军的前锋部队;第二阶段从6月7日至6月12日,历时6天,刘锜率全城军民与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刘锜慷慨深毅,有儒将风。

宋史上说: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泜上之军,无以过焉。

后世史书认为南渡名将以张、韩、刘(刘光世)、岳并称,其中却未包括刘琦。

事实上张俊的人品实在不好,而刘光世更是庸才一个。

比起这两个,刘锜无疑更能称得上名将之谓。

即使是同岳飞相比,刘锜也不逊色。

八: 韩世忠(1089年—1151年),陕西省绥德县人,字良臣,两宋之际的名将,汉族,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

身材魁伟,勇猛过人。

出身贫寒,18岁应募从军。

英勇善战,胸怀韬略,在抗击西夏和金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了,而且在平定各地的叛乱中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129年,金兵再次南下,突破长江天险,攻破了建康(今南京)等重要城镇,躲在杭州的宋高宗又要逃跑。

韩世忠面见高宗,慷慨陈词:“国家已丢失河北、河东、山东诸地,再把江淮丢掉,还有何处可去?”韩世忠仅用八千军队,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战四十八天,歼敌万余。

此战意义非凡,激起了江淮人民的抗金情绪,使人民看到了金兵并不可怕。

韩世忠因黄天荡战役以巧制敌,其威武雄姿和将帅风范传遍江淮地区。

九:王坚 王坚,南宋抗蒙名将。

嘉定十一年赴枣阳,加入忠顺军。

秘密潜入蒙古军造船之地,烧毁其船支二千余。

宝佑二年,和曹世雄等在合州、广安等地击败蒙古军。

升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王坚调集民夫,修筑钓鱼城。

开庆元年,汗亲率大军围攻合州,王坚与副将张珏坚守钓鱼城,多次击退蒙军。

蒙哥派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为王坚所杀。

蒙军攻打九月不下,蒙哥为旋风火炮受创而死。

蒙军被迫撤退,史称。

十: 吴玠(1093年—1139年),字晋卿, 兴国州永兴(今湖北省阳新县)人,南宋名将。

早年从军御边,抗击西夏建功。

后领兵抗金,中,大败金兵兀术部,破川陕路金兵进攻。

吴玠与敌对垒数年,尽其毕生精力,率领秦陇、泾原、阶、成诸州和家乡德顺军子弟兵,长期扼守秦凤要塞而牵制金人对东南的压力,使金人始终不敢窥视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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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天津教案是如何回事?火烧望海楼事件始末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

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

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

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

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

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

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 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

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

丰大业开枪伤人了。

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

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

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

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

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

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

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

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

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 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 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 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

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

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 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 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 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

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

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 “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

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

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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