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25 点击数:

【千问解读】

《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在我们上学期间,我们总免不了跟文言文打交道,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为了让更多人学习到文言文的精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

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

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

”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稿以死。

以其难致而又多稿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

”  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

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

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

是将不胜笑也。

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

”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

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

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

因自谓竹溪主人。

甥其为我记之。

”  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

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

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

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

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

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

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

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

  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作品注释  (1)光禄:官名,光禄寺卿或少卿。

任氏,名卿,字世臣,号竹溪,宜兴人,生于明宏治戊午五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

曾历任光禄寺署丞、湖广都御史等职。

所居皆艺竹,故号竹溪。

其后人多名士,如清名臣任宏嘉、任道镕,近现代名人任凤苞、任显群、任百尊、任九皋、任筑山、任晋生等。

  (2)绝徼:极远的边地。

徼,边界。

  (3)芟:锄除。

去:去除。

  (4)是:这。

  (5)穷其所生之地:探求它的原产地。

穷,追溯。

  (6)去乡:离开本土。

  (7)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这两句是说,世人对于美丑的看法,是不固定的。

  (8)荆溪:水名,在江苏南部,经溧阳、宜兴,注入太湖。

  (9)间:间隙。

这里指偶然。

  (10)土:这里指本土,本地。

  (11)蓊然:丛密的样子。

  (12)适:《广韵》:“适,乐也。

”  (13)臭味:气味。

  (14)绰约:柔美的样子。

  (15)孑孑然:形容孤高的样子。

  (16)谐:协调。

  (17)一:一样的。

  (18)纷华:指富贵繁华的生活。

  (19)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这两句是说,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

间,间隔,阻止。

  (20)然则:既然这样……那么。

  (21)素:向来  (22)宝:把...当做宝贝  作品译文  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集聚的东西,自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

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构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石,有的用百钱买一花,并不吝惜。

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

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一竿竹子,常常不惜化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

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

而江南人甚而笑他们说:“京城人竟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

”  呜呼!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

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

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

俗语说:“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

”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它的花木。

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

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胜况,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化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

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

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

”  我以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吧?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决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

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

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

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

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同属于不知竹是一样的。

任君在繁华纷闹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斥而去。

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

世上可喜可玩的万物,原有不能割舍的吗?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

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

  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重新有了感受了。

  作品赏析  该文的标题为“记”,所记的中心事件是舅父任君治园植竹一事,但作者并没有在“记”上大做文章,而是借题发挥,通过对比、衬托,自然地托出文章的主旨。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

在这大段铺垫的基础上,文章才开始点题。

光禄任君虽身处江南,却不以世俗贱竹而贱之,反而在园中“遍植以竹”,并自号“竹溪主人”。

虽寥寥几笔,却刻画了一个不苟合流俗、志趣高雅的人物形象。

接下来的议论,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的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告诉了我们,在人世间往往都是只有越少的东西才会越令人珍惜和爱护。

  作者简介  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抗倭英雄。

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

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

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

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

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去世。

嘉靖三大家之一,嘉靖八才子之一,文武全才,提倡唐宋散文,与王慎中、归有光合称嘉靖三大家,是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人物。

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

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

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

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

著有《荆川先生文集》、《六编》,谥号襄文。

  创作背景  唐顺之的舅舅光禄大夫任君在荆溪之上修筑园林,请唐顺之为文以记,于是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

  鉴赏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

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

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

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

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

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

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

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

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

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

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

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

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

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

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名家点评  现代作家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典》:记中没有描写园子本身的情况,而是着眼于园名的由来,借以抒发议论。

作者歌颂了自己心目中所取的竹子“偃蹇孤特”的特点。

把对园子的记述与对园主人“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的品质情操的赞美融为一体,同时也体现出作者本人耿介自持的胸怀。

全文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品物论人,自然得体,是其集中之名篇。

解密: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有何优缺点?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

记载的历史上起时期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废晋帝自立,以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

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

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优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

《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

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祖父司马懿、伯父、父亲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

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

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历史活动的图卷。

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

载记之体略同于《》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

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

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

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

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

《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

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

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

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

《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

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

如《》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

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

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

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

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

《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可补《》之不足。

《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

《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

《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

《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

例如《干宝传》中记载干宝之父妾陪葬十余年,开棺后仍能复生之事[6] 。

《张华传》中提到吃“龙肉”之事,并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

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

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

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7-8] 。

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

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晋书》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文帝纪》记载被杀之后,成倅兄弟的结局是“从之,夷济三族。

”而《荀勖传》中荀勖的上表却又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也就是荀勖的上表体现出成倅并未被诛灭三族,两条史料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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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有何历史影响?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

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对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

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起义的情况。

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末年、宦官专权的情况。

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

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

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又如,在傅奕、、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载了他们反对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

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

《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

《新唐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

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

直到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

到清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旧唐书》自有缺点,书又出自众手,成功较速,未免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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