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千问解读】
为了让更多人学习到文言文的精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
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
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
”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稿以死。
以其难致而又多稿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
” 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
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
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
是将不胜笑也。
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
”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
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
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
因自谓竹溪主人。
甥其为我记之。
” 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
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
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
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
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
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
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
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
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作品注释 （1）光禄：官名，光禄寺卿或少卿。
任氏，名卿，字世臣，号竹溪，宜兴人，生于明宏治戊午五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
曾历任光禄寺署丞、湖广都御史等职。
所居皆艺竹，故号竹溪。
其后人多名士，如清名臣任宏嘉、任道镕，近现代名人任凤苞、任显群、任百尊、任九皋、任筑山、任晋生等。
（2）绝徼：极远的边地。
徼，边界。
（3）芟：锄除。
去：去除。
（4）是：这。
（5）穷其所生之地：探求它的原产地。
穷，追溯。
（6）去乡：离开本土。
（7）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这两句是说，世人对于美丑的看法，是不固定的。
（8）荆溪：水名，在江苏南部，经溧阳、宜兴，注入太湖。
（9）间：间隙。
这里指偶然。
（10）土：这里指本土，本地。
（11）蓊然：丛密的样子。
（12）适：《广韵》：“适，乐也。
” （13）臭味：气味。
（14）绰约：柔美的样子。
（15）孑孑然：形容孤高的样子。
（16）谐：协调。
（17）一：一样的。
（18）纷华：指富贵繁华的生活。
（19）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这两句是说，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
间，间隔，阻止。
（20）然则：既然这样……那么。
（21）素：向来 （22）宝：把...当做宝贝 作品译文 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集聚的东西，自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
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构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石，有的用百钱买一花，并不吝惜。
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
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一竿竹子，常常不惜化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
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
而江南人甚而笑他们说：“京城人竟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
” 呜呼!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
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
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
俗语说：“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
”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它的花木。
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
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胜况，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化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
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
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
” 我以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吧?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决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
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
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
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
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同属于不知竹是一样的。
任君在繁华纷闹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斥而去。
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
世上可喜可玩的万物，原有不能割舍的吗?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
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
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重新有了感受了。
作品赏析 该文的标题为“记”，所记的中心事件是舅父任君治园植竹一事，但作者并没有在“记”上大做文章，而是借题发挥，通过对比、衬托，自然地托出文章的主旨。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
在这大段铺垫的基础上，文章才开始点题。
光禄任君虽身处江南，却不以世俗贱竹而贱之，反而在园中“遍植以竹”，并自号“竹溪主人”。
虽寥寥几笔，却刻画了一个不苟合流俗、志趣高雅的人物形象。
接下来的议论，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的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告诉了我们，在人世间往往都是只有越少的东西才会越令人珍惜和爱护。
作者简介 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抗倭英雄。
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
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
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
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
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去世。
嘉靖三大家之一，嘉靖八才子之一，文武全才，提倡唐宋散文，与王慎中、归有光合称嘉靖三大家，是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人物。
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
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
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
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
著有《荆川先生文集》、《六编》，谥号襄文。
创作背景 唐顺之的舅舅光禄大夫任君在荆溪之上修筑园林，请唐顺之为文以记，于是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
鉴赏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
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
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
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
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
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
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
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
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
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
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
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
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
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
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名家点评 现代作家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典》：记中没有描写园子本身的情况，而是着眼于园名的由来，借以抒发议论。
作者歌颂了自己心目中所取的竹子“偃蹇孤特”的特点。
把对园子的记述与对园主人“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的品质情操的赞美融为一体，同时也体现出作者本人耿介自持的胸怀。
全文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品物论人，自然得体，是其集中之名篇。
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进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新雅致、能沁人心脾的作品总是更具有亲和力的。
概述 《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
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
譬如，袁采的《袁氏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
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
《袁氏世范》记载的一些经济生活细节，也可补充历史的空白，如当时开化农村的借贷，往往借一还二，这种高利贷太过不仁。
不过，在宋代社会，大钱生小钱的观念深入人心。
《袁氏世范》卷一说，有人与兄弟子侄共同生活，他自己私财独多，怕将来被均分，就买金银之类收藏。
袁采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做法。
有了钱与其买金银，还不如购置产业搞经营，或者典质放债，十年中间，所得之利息必大大超过本钱。
到兄弟分家时，父辈留下的那一点产业，就只是经过滚动后的财产的一小部分了，利己利人，? 思想特色 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袁氏世范》，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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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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