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谈贾玲整容式暴瘦说了什么 减肥一个月不要瘦超过10斤吗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4-02-12 点击数:

【千问解读】

“贾玲减了100斤”的话题冲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第一,为了电影减了100斤,那得下了多大的决心啊,只有自己经历了这过程才会知道到底有多艰难。

那么医生谈贾玲整容式暴瘦说了什么?减肥一个月不要瘦超过10斤吗?下面八宝网小编带来介绍。


医生谈贾玲整容式暴瘦说了什么 减肥一个月不要瘦超过10斤吗

医生谈贾玲整容式暴瘦说了什么

近日,贾玲发文称成功减肥100斤,整容式减肥引发关注。

有人在评论区呼天抢地求减肥教程:“这到底是瘦了多少斤,都认不出来了”“姐太牛了,快出个教程吧”。

对此,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徐英英提醒,演员在短时间内增肥减肥是因为角色需要,我们普通人减肥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循序渐进,不能盲目追求速度。

医生谈贾玲整容式暴瘦说了什么 减肥一个月不要瘦超过10斤吗

“演员为了拍戏减重,短期内,这样减重是可以的,但对普通人来说,要长期控制体重,这样显然不合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营养科主任冯丽君说。

在冯丽君看来,短期内应急减重是可以的,但对普通人来说,是无法长期坚持的,“这样的减肥方法,很容易快速反弹,也很难维持日常工作。

减重不是节食,而是均衡膳食和合理运动相结合。

减肥一个月不要瘦超过10斤吗

减肥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下子瘦太多对身体不好。

过去总认为,中年发福是由于基础代谢下降,无法消耗摄取的能量,从而导致在体内转换成了大把大把的脂肪。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认知:20-50岁期间的能量消耗稳定,并没有在跨过某个坎之后就出现急转直下的降低。

比较明显的代谢水平下降,其实出现在60岁之后。

中年发福的原因包括:运动减少、激素改变、以及迈入中年后面临着压力、熬夜、情绪问题等“催肥剂”。

拿运动来说,在研究中,人们发现30岁以后的人群比20岁的人群少动了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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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吃得不多,身体基础消耗也没变,但原本有的额外运动消耗没了,整体算下来能量还是能轻松累积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节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科学的控制体重,在饮食上要考虑整体的营养素密度。

像高糖甜品、饮料,以及酒类、油炸食品、饼干、泡面一类的食物最好少吃。

优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类都要适量摄入,主食可以在白米饭里增加些粗粮的摄入,比如燕麦米、糙米、荞麦,甚至是杂豆也很不错。

没必要为了减肥,单纯依靠不吃东西“饿”瘦,毕竟还需要充足的能量应对事务繁忙的每一天。

另外,就是要多吃蔬菜,适当吃水果。

最重要的还包括迈开腿,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并坚持下去,以及保证睡眠质量,因为高质量的睡眠同样有助于减肥。

坐月子源于宋代?宋朝医生告诉你如何“坐月子”

“坐月子”的民间习俗,经过“中国婆婆”的倾情演绎,如今差不多已成了一种奇葩式的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躺着中枪。

中国婆婆认为坐月子是千百年前先人的智慧结晶;而反对坐月子的科普派则毫不客气将坐月子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某位科普作家就发表过文章《“坐月子”是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直斥坐月子的习俗“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恰恰是对着来的”。

还有人地提出,坐月子的习惯源于——于是也躺着中枪——大概是因为出版了一部妇产科专著《妇人良方大全》,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坐月门”,专门介绍了孕妇“坐月”的方法。

但是,《妇人良方大全》中的“坐月”,跟我们今天熟知的“坐月子”,是完全两码事。

宋朝医生说的“坐月”,其实就是“临月”、“临产”的意思。

换成现代的医学名词,叫做“围产期”。

《妇人良方大全》的“坐月门”,说的便是孕妇围产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出现病症当如何用药。

《妇人良方大全》也讨论了产妇产后的护理、保健与治疗,不过不是放在“坐月门”,而是放在“产后门”,换成现代的说法,是“产褥期”。

可见宋朝时,医学界并无什么“坐月子”的说法。

围产期注意事项 那么宋朝的医生会告诉你如何“坐月”(围产期注意事项)呢? 在问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妇人良方大全》。

这部医书的编著者叫陈自明,是南宋的医学家,出身于医学世家。

他在担任建康明道书院的医学教授时,因为深感“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而难”,决心编撰一部妇产科专著。

于是便有了这部嘉熙年间出版的《妇人良方大全》,其中产科部分的内容有五个门:胎教门、妊娠门、坐月门、产难门、产后门。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妇人良方大全》中有许多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比如书中介绍了一则转女为男的法子:“妊娠三月以前,取雄鸡尾尖上长毛三茎,潜安妇人卧席下,勿令知之。

验”。

还特别标明很“灵验”。

不过,杨大夫对孕妇围产期的建议却是非常合乎科学精神:“凡妇人妊娠之后以至临月,脏腑壅塞,关节不利,切不可多睡,须时时行步。

不宜食粘硬难化之物,不可多饮酒,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

须宽神,减思虑,不得负重或登高涉险。

”今天的产科医生也会这样建议孕妇嘛:不要成天睡大觉,要适量运动;不要吃难以消化的食物;不要乱服药;不要干重活;不可多愁善感,要宽心。

今人生孩子通常都上医院,宋人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在家分娩,请接生婆接生。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但杨大夫提醒说,分娩所用的床帐茵蓐要时常消毒,使之洁净。

接生婆要“预择年高历练”之人,因为在古代,接生孩子靠的就是经验,“年高历练”的接生婆无疑经验更丰富,因而也更可靠。

杨大夫又说,孕妇“既觉欲产,不得喧哄;人力杂乱,大小怆惶,惊动产妇”。

而分娩之时,“务要产妇用力”,因此,“如觉心中烦闷,可取白蜜一匙,用新汲水调下。

或觉饥,即吃软饭或粥少许亦须预备,勿令饥渴,恐产妇无力困乏也。

若不饥渴,亦不须强食。

”听听,是不是很有道理?你让今日的医生给临盆的产妇提建议,大约也不外如此吧。

杨大夫还细心地提醒:妊妇“坐月”之后,要记得贴“产图”。

什么叫做“产图”呢?跟符咒差不多,上面画有“雷公、招摇、运鬼力士、天狗、轩辕、大时、咸池、丰隆、吴时、白虎、大夫、天候、狂虎,凡此十三神”(都是些什么鬼),又“以朱书某月某日”,贴于产房某个方位。

你也许会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封建迷”,但且慢取笑,换个角度来看,这些贴在产房中的产图,显然可以给予产妇一种心理暗示,让她们相信自己时刻受到神明的保佑,从而获得某种精神力量与内心安宁。

今天有些准妈妈进产房时,也会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帝保佑”,道理也是一样的嘛。

产褥期饮食与护理 妇人分娩之后,便进入产褥期,也即后来所谓“坐月子”的时段。

宋朝时,尚无“坐月子”的讲法,但产褥期的护理是需要的,在宋代医学中,这个产褥期护理被划入“产后门”。

今天婆婆们讲究的“坐月子”陋习,既要“捂”,又有各种“忌口”,还要求卧床一个月,不知起于何时,应该是民间小传统,实在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张。

那么宋朝医生会给产褥期的女性提出哪些护理建议呢?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里面有些提议确实匪夷所思,如“新产后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子小便以酒和半盏温服”。

产妇要服童子尿,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希望学中医的朋友教我。

以我现在的知识层次,实在是理解不了啦。

不过,杨大夫后面的建议就颇有几分科学精神了:“一腊之后,方可少进醇酒并些小盐味。

一法才产不得与酒,缘酒引血迸入四肢,兼产母脏腑方虚,不禁酒力,热酒入腹,必致昏闷。

七日后少进些酒,不可多饮。

”这里有个名词要解释一下:腊,这是宋人记录产后时间的单位,据《梦粱录》,“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二十一日名曰‘三腊’”。

杨大夫建议,产妇分娩后的七日内不可饮酒,七日后才可少饮。

以前的酒一般都是糯米酒,酒精度很低,人们相信,饮用少量的糯米酒有利于行血补气。

今天客家人坐月子,还保留着食用糯米酒炖鸡的习俗。

另外,现代科学认为产妇饮食应当少盐,宋朝的杨大夫也是这么主张的。

按中国婆婆的说法,坐月子有着的饮食禁忌,鸡鸭鱼肉都是“发物”,不能吃。

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这回事儿,“一腊之后,恐吃物无味,可烂煮羊肉或雌鸡汁,略用滋味,作粥饮之。

或吃烂煮猪蹄肉,不可过多。

今江浙间产妇多吃熟鸡子,亦补益,亦风俗也”。

鸡鸭鱼肉都可以放心吃,只是不可饮食过量,因为“凡吃物过多,恐成积滞”。

婆婆们还会要求坐月子的媳妇儿不可下床,要躺一个月。

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只是不宜“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

适宜的活动是可以的。

婆婆们又说了,坐月子不能洗澡、洗头,甚至不能刷牙。

宋朝医生确实反对产妇“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但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的生活背景,古时候没有淋浴的花洒,没有消毒的自来水,没有供暖设施,没有电吹风,古人又都是长发及腰(这一头湿漉漉的秀发该如何弄干它,想想头都大),如果不避风寒洗澡洗头,极容易受冷着凉、感染病菌。

这种情况下,提倡产妇尽量不要“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无疑是对的。

错的是今日的婆婆,不识变通,不知与时俱进。

西方人其实也很重视产褥期护理,并特别强调要注意产妇的产后抑郁症。

这方面宋朝医生也关注到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产后抑郁症”的说法,不过,杨大夫说,产妇“产后气血大伤,心神易浮,不耐惊恐忧悲,宜多加防护,静心休养”,“若未盈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又不得夜间独处,缘去血心虚,恐有惊悸”。

换言之,杨大夫提醒产妇的家人要密切留意新妈妈情绪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与关怀她们,帮助她们放松心情,舒缓焦虑。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宋朝医生对于产褥期护理的建议,比今天许多婆婆坚持的那一套都要靠谱得多。

中国婆婆的那一套确实需要改改了,而反对坐月子习俗的科普派,也不要因为民间的一些陋俗而将古人与传统想象得那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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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医生:名医诊金是穷人家庭半月生活费

导读:民国北京城有“四大名医”,指的是中医。

按一般说法是指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位。

还有一种说法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如。

这五个名医除了孔伯华是山东曲阜人,其他四个都是南方人。

汪逢春是江苏苏州人,施今墨是浙江萧山人,萧龙友是四川三台人,杨浩如是江苏淮阴人。

不管四大也好,五大也好,民国时期北京中医最有名的就是这五个人。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只得收回成命,但是提出了一点,就是必须对中医师的资质进行考核,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持证上岗。

于是北平成立了一个考评委员会,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个人正是考评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没有杨浩如,因为那时杨浩如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

但杨浩如是北平第一个中医医院的创始人,也就是按现代医院的形式创立的中医院。

北平最早的中医教育是北平国医学院,孔伯华等人也都有参与,但是没有开办下去,倒是后来施今墨又开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

这个学院不能拿今天的概念去理解,他们一年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少的时候也就二十人,但华北国医学院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虽然北京的中医很多,但无论是就诊的人数,还是医生的生活状态,中医和中医之间是大相径庭的。

有的混不上饭吃只能到药店坐堂,或者自己开个小诊所,仅能维持生活。

但是这五大名医家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应诊要排队,而且他们轻易不出诊。

诊金也很贵,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看一次病诊金一般是一块银元。

一块银元什么概念?我们以前讲过,一块银元在二十年代末,差不多够过年置办一三轮车的年货。

我家抗战期间支出的日常全部费用不过是一天一块银元,一般穷苦人家一块银元可能用十天半个月,这费用就相当高了。

不过那些胡同里头不太知名的中医费用就远到不了这么高。

另外说到药材,当时的药材不贵,丸散膏丹也不贵,一般饮片(就是汤药的组成部分)就更便宜了。

除了用贵重药材,都是比较便宜的。

小儿高烧不退要用一种药——— 紫雪,里面要用羚羊角,这就要贵些。

我小时候平时消化不良什么的吃至宝锭,只要几分钱,我们住东四的时候,胡同里穷苦人家的小孩生病了,也不去看什么医生,自己买点药吃吃也就好了。

四大名医各有各的特长。

比如说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他最爱用石膏,因为石膏是凉性的,孔伯华开方子石膏用得很多,能用一两到二两,所以孔伯华有个绰号叫“孔石膏”。

汪逢春是善治温病的,他的很多著作也是讲治温病的。

这四人里活得最久的是施今墨,活到1980年,其他几位,萧龙友活到1960年,杨浩如活到1940年,孔伯华活到1955年,汪逢春活到1949年。

我家人生病虽也看中医,但不是太多,找中医看病时找孔伯华最多。

据说我小时候也找萧龙友看过病。

那时候看病很少到医院,一般是请医生到家里来,但找萧龙友就要去他家了,他是轻易不出诊的。

后来因为气管炎也到施今墨家看过病。

除了这几位,北平还有一些非常棒的专科医生,比如说皮肤科——— 那时也叫疡科,疡科最有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哈锐川,还有一个是赵炳南,他们都是回民。

赵炳南也受聘于华北国医学院,是那儿的教授。

哈锐川在八面槽开业。

另外还有针灸大夫,例如金针王乐亭,从前将针灸叫金针,这些都是专科大夫。

当时北京有名的中医和西医,基本上都自己家里有开业的诊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给医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时候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既可以应聘于一两家医院,还可以自己开着私人诊所,同时还履行着出诊的义务。

那时候好的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相当高。

西医有很多私人开业的医生。

从我个人记忆来说,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上过医院,那时候医生出诊叫“出马”,出马有出马金,这比医院的收费要贵得多。

许多有名的西医大夫都有私人汽车,我印象中五十年代到我家来的大夫很多都有私人汽车。

比如说印象很深的,有当时小儿科的大夫吴瑞平(协和名医吴阶平的哥哥,吴阶平学医也是受哥哥影响),他们家兄弟四人都是学医的,老大吴瑞平,吴阶平在家中是老二、吴蔚然是老三。

吴瑞平人很漂亮,。

这些西医大夫有个特点,都西装革履,西服穿得非常讲究,领带打得极为得体。

有的有助手,有的不带助手,拎着个大皮包,大皮包有两个扣,上部椭圆,底下是方的,一看就是西医大夫。

出诊大夫的包里装了什么?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小时候对这个很好奇,包里都有什么呢?有血压表、听诊器、压舌板、诊查锤、体温表等,一般大夫都会打针,我印象中也有一两位是带私人护士的,所以也有腰形盒:里面有消毒好的针头、棉签儿、酒精这类东西,还有随身带的常用药。

那箱子真是万宝囊,其实常用药就是阿司匹林、黄连素、阿托品之类,没什么新鲜的。

一些常用的抗生素之类的也有,成人看病还有治心脏病的药。

那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要保养,医生常开什么呢,就是用荷尔蒙和维生素B12,他会建议你用,到药房买,像我祖母她们都经常打这个,一个红色的,一个白色的,两个混合在一起打。

我们家谁打呢?是我父亲打。

我从小就会打针,包括怎么消毒针头,消毒棉球怎么用——— 要从里往外擦,越画圈越大。

怎么打针?打针的时候先挤出来一点,把气泡排出来,这些从小都会。

这些医生也会教你一点,但用什么药他们不会说,很神秘。

比方说失眠,用鲁米那(lum ina),这是商品名,化学名是苯巴比妥。

每个西药都有化学名称和商品名称,但是医生只跟你说是鲁米那,不跟你说是苯巴比妥,实际上到西药房买要便宜很多。

西医一般都是满嘴英文,他告诉你是Lum ina,但他给你开方子的时候写的却是苯巴比妥的拉丁文。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大夫是后来的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现在很多儿科泰斗都是诸福棠的门墙桃李。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诸福棠,他特别和蔼可亲,我管诸福棠叫“诸大大”。

诸福棠和吴瑞平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出诊包里都会带些巧克力糖啊,小玩具啊什么的,小孩怕打针,给颗糖啊什么的就会就范了。

因为他们都是给小孩儿看病,用我老祖母的话说,他们叫“吃小孩儿的”。

给我母亲看病的大夫叫陆观仁,陆大夫是协和的,住炒豆胡同,也有自己的诊所,我印象也很深刻。

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大夫一边在协和应诊,一边家里开着诊所,也出马。

还有一个大夫大概叫汪国铮,五十年代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两个大夫都来我家。

我祖母不一样了,我祖母还是对德日派念旧,她找得最多的一个大夫叫郑河先,这个郑河先是大人、小孩通吃,他在北大当过校医,当然这也是兼职。

当时北大没有几个人有汽车,一个是蒋梦麟有汽车,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就是郑河先。

郑河先是“吃宅门”的,宅门里请他他都去,一天到晚坐着汽车忙得很,要预约。

我就记得郑河先谱儿很大,我们家不大喝咖啡,什么时候闻见咖啡味儿,就是郑河先要来家里看病的时候。

他来之前要预先熬好咖啡,买点西点什么的。

郑河先长得较矮,眉毛很长,鹰钩鼻子,西装革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手很凉,一摸我肚子,我就很害怕。

郑河先总是会误诊,有的人家小孩子分明是盲肠炎,他非说是消化不良,耽误了治疗时机。

尽管如此,找他的人家还是不少。

郑河先的诊金相当高,出马一次要五块钱,五十年代五块钱什么概念?郑河先也经常给梅兰芳家看病,八十年代许姬传先生生前还和我聊过他。

许姬传管梅兰芳叫梅大爷,于是许姬传就说:“那时候梅大爷最喜欢找郑河先,等于梅家的私人医生。

”我们家他也常跑,但我母亲却相陆观仁。

中医也有私人开业的,我母亲带我经常看的一个女中医叫王禄坤,王禄坤上午半天在东安市场西门内的西鹤年堂坐堂,下午在家应诊,偶尔也出诊。

一家人都靠她养活,她就住在灯市口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东口路南)。

她丈夫却是,但是被称为“家庭妇男”,只在家料理家务,像教育孩子什么的都是她丈夫的事。

有些病是无法请大夫到家出诊的,比如说口腔科的疾患、眼科的疾患、耳鼻喉科的疾患等,这就要去他们的私人诊所或家中,比如西总布胡同的牙科张辅臣,还有后来的同仁医院院长、耳鼻喉科的徐荫祥等,都要靠医疗器械诊查,是很难出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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