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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围绕灾异论的政治斗争已经由原来的理论争论转变成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就变得更加残酷。

武帝时期关于灾异的解释更多是在理论上的争论，较少直接用于攻击政敌。

到了宣帝时期，斗争则逐渐进入白热化。

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斗争以及臣子之间的斗争都已经显露。

不过宣帝尚可称作是一雄才之主，故还能将灾异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君臣之间的斗争，仍是皇帝获得了优势，臣子间的政治斗争亦为皇帝提供了便利。

宣帝之后，灾异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皇帝的控制力却在下降，因此对于统治合法性的冲击力度便进一步升级。

一、灾异论与说 1.儒者 汉昭帝与宣帝期间，灾异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有的儒生开始用灾异论来批评当世时政。

此间主张最为激进的当为眭弘。

《汉书·眭弘传》除作基本介绍外，便只记载其对于三个异象的解读，以及因此被处死的事情。

眭弘依据的异象有三：一是泰山有石自立，后有数千百鸟集其旁;二是昌邑有枯社木复生;三是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依据石头和柳树都属于阴类，代表的是下层的平民。

泰山是王者异性后禀告上天的地方，而石头在泰山自立，便是有平民会成为天子的征兆。

又根据虫食树叶形成的文字，认为天下将会由公接替。

虽然不知这个具体指的是谁以及在哪，眭弘就说他的先师董仲舒说过，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

这也就是说即使继承皇位的皇帝没有过错，也有可能会因为有一个圣人的出现而失去天命，因为那个圣人取得了新的天命。

此处应当是曲解董仲舒之说，正如此前所讲，董仲舒既然提出即使有灾异，只要国君知道错在哪改正了国家就会振兴。

如果照眭弘所解，那么与此前说的话便是不符的。

儒学家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自序里，便有解释此处问题。

“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

”当是讲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

眭弘误解了董仲舒之意，他师从嬴公，故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

但因为他误解董仲舒之意，故史只说嬴公一传能守师法。

由此可知，眭弘所讲之灾异论虽还是借助《春秋》，但与董仲舒所讲的灾异论确有不同。

之后他还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因此皇帝应该下诏求索天下贤人，并且禅让帝位。

2.朝堂的反应 那时由秉政，霍光对此说法很厌恶，于是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眭弘下廷尉，最终眭弘被诛杀。

从这一事件来看，当时已经有人开始想要依靠灾异之说来影响政治的进程。

眭弘此说有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即要当朝皇帝退位让贤。

史书并未有明确记载眭弘为何有此举动。

普遍对此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眭弘对于当时政治不满，想要通过此来改变政局。

还有人提出是戾太子残存势力所为。

第一说支持的人较多，第二说则较少。

侯旭东指出第二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后补充道儒生对于天命论(包括灾异论)的信仰亦是不能忽视的。

这层关系确实不能忽略，眭弘对朝廷当时之政不满可能为真，当时正值之后，儒生大都不满。

然则愿意为此不满而冒险写此种奏疏的人必是要有一种精神所支撑。

眭弘当是对己灾异之解读坚定不移，认为那确是天所欲传之意，自己既身为经学大师，便有此义务去为天传命，故不惜冒死进谏。

这背后或许还与“汉鬼”信仰有关。

因此，眭弘为了坚持儒家的理想政治，而去上这样一封奏疏，或许就没那么难以理解了。

颇为巧合之处在“公孙病已立”一句。

吕思勉认为此当是事后附会之谈，亦认为是人造的谶言。

然而他们都没有给出原因。

有学者则将此视为偶然巧合。

笔者观点倾向于事后附会之谈。

因史书对此事记录甚少，故欲弄清绝非易事。

笔者于此亦只想提出几点个人之疑问与猜测。

眭弘说非人力可为时，也只说前两个异象，即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并未讲虫咬文字亦是非人力可为。

如果不是眭弘遗漏，那么即有可能是后人所加入之语。

眭弘原先上书时本可能只是提汉帝应禅让帝位，而并未指明应当由谁来取代汉室。

二、灾异论在政治上的运用 宣帝一朝利用异象来影响朝政的次数明显增多，影响的效果也在增强。

一族因谋反被杀一事中，便可看到灾异之论所起之作用。

先是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借此机会上书陈说灾异。

1.借刀杀人 萧望之借《春秋》昭公三年出现大雨雹，而后专权驱逐了昭公的故事来解读当下出现的雨雹现象。

此时霍光已死，然霍氏势力仍占据着众多岗位，私家盛于公室。

宣帝久在霍光压迫之下，也早有心要清算霍氏一族的势力，此时萧望之的上书正合宣帝心意，故拜其为谒者。

应是受到此鼓励，借灾异上书指责霍氏的人越来越多。

霍山一开始看到这类奏疏还能隐藏起来，但后来上书的人多了，而且上奏的都是封事。

宣帝让中书令直接出取之，不让尚书经手，所以霍氏无法得知，此举显示宣帝更加不信任霍氏一门。

由此可知，宣帝大有借助灾异论述打压霍氏一族之打算。

先是霍氏因上书灾异由霍氏一族而起者多而惶恐，后又知道许后之死由霍老夫人策划，怕因此受到诛罚，故谋反之意生。

事未发而遭举报，故败。

最终除霍后外，全族覆灭，因霍氏连坐诛灭者有数千家之多。

宣帝虽表示出对一部分灾异论者者的宽容与信任，但也仅是对于那些能为他所用的一部分人而已。

那些想通过灾异论来反对皇帝政策的人，还是会受到责罚。

夏侯胜是此间的论灾异大家，他主要依据的经典是《洪范》，可算是依《洪范》讲解灾异的宗师。

2.为我所用 宣帝即皇帝位之初，想要褒扬武帝，为其立庙乐，下诏令大臣议。

大臣们没人敢反对，只有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了异议。

他反对的理由之一便是武帝在位期间“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灾异频现说明其德有亏，不应为其立庙乐。

因此论夏侯胜被劾奏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被下狱。

巧合的是，夏侯胜因借灾异议先帝而入狱，后来却因为灾异的出现行大赦而出狱。

虽然夏侯胜后来官复原职并有不错之结局，但此事之遭遇也可看出宣帝对于灾异之说的态度。

夏侯胜的坚持(对于汉家皇位之权威根基应当来至于德行)亦可看出此时经学大家之气魄。

纵使系狱三年亦不改其志。

谈论灾异论与宣帝时期政治的关系，杨恽也是一绕不开的人物。

最终他虽不是因说灾异非议朝政而获罪，但是却是因为灾异而死。

杨恽其人颇信灾异之说，因此很可能也会对一些灾异之象进行解释，然史书中并未记载他自己论述灾异的文章。

杨恽对于一些灾异的解释是通过戴长乐上书告他的奏章而被记录下来的。

戴长乐因为怀疑是杨恽让人上书告他，为报复杨恽便就其所收集到的言论上书告其罪，其中所举之言论有两条便涉及异象解读。

其一为其与张延寿语“闻前曾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

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

”此可被解读为揣测宣帝有可能如昭帝一般驾崩，故可用以治罪。

其二为其与长乐候语“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

行必不至河东矣。

” 此二语皆以宣帝为对象，因此当时戴长乐想告他大逆不道。

然戴所告皆为杨恽与其他人之对话，并未有书面证据，廷尉审查虽认定杨恽有罪，但宣帝不忍加诛，故把他们两个人都免为庶人。

此事件并未完结，杨恽失去爵位后，居家置产业，孙会宗劝他不当如此，应当闭门悔过。

杨恽内心本不服，为表明心迹便写下了《报会宗书》。

此后杨恽还说过不少怨恨的话，认为当今天子不值得他去效力。

综此种种，终为人所告倒。

当时出现日食之变，便有一人上奏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

”奏章下廷尉按验，得到之前他写给会宗的书信，宣帝看了之后对杨恽很厌恶，最后被判大逆无道而被腰斩。

而上书举报的那人因有功被封为郎。

杨恽之死当是在于言论，其中虽有依据灾异解读所说，但应不是被定罪的主要原因，让宣帝决意要杀他的应该是他的那些怨望之语，对于皇权的抵抗。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杨恽的惩治竟是从他引起日食之变开始的，即杨恽导致此次日食的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臣下(即便不是丞相)也能引起日食。

这或可视作灾异论成为臣子间互相斗争的先声。

引起灾异的人群范围在扩大，这一点在元成帝时期表现更为明显。

结语 相比前期，昭帝宣帝时期的灾异论有了新的变化。

对当朝的灾异事件进行解读变多了。

武帝时期基本只是在讨论以前时期的灾异与人事的对应，武帝时期有记载的便是董仲舒当时借助高庙灾来讨论灾异，但是被下狱，出狱后不再谈论灾异。

到了西汉中期便出了一个眭弘，对于当朝出现的灾异的解释一下子便提出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说法，公然上书要皇帝退位。

从此事便可看出当时灾异论对士人的影响，儒生是真的把自己当做是天命的解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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