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灾异论有多重要?最后会覆灭的原因是什么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4-09-23 点击数:
简介:“灾异论”是董仲舒政策主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在追求“王道”的努力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小编带来的文章。

灾异论作为一种维护皇权的政治手段深刻影响着西汉的政治运作,作为灾异论萌芽期的汉文帝就曾因日食而下“罪己诏”,从而赢得了即位和合理性,并且借此广招天下人才。

到了元帝、成帝、哀帝时期,灾异论更是发展到了巅峰期,此时期

【千问解读】

  “灾异论”是董仲舒政策主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在追求“王道”的努力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小编带来的文章。

  灾异论作为一种维护皇权的政治手段深刻影响着西汉的政治运作,作为灾异论萌芽期的汉文帝就曾因日食而下“罪己诏”,从而赢得了即位和合理性,并且借此广招天下人才。

  到了元帝、成帝、哀帝时期,灾异论更是发展到了巅峰期,此时期借助灾异论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帝王统治者管用的手段。

既然如此,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灾异论为什么会衰落呢?

  新朝的建立

  哀帝崩后,平帝即位,王莽复为大司马,复古改制运动迎来了高峰,灾异论则开始衰落。

王莽的崛起并非突然而就,而是有诸多原因。

  成帝时期,王氏自身具有有向儒家靠拢之意。

《谷永传》载:“时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且王氏一族亦举荐不少儒生为官,李寻、何武等人皆是。

王氏其时已获得一部分儒者之好感,甚至会将其视为实现儒家理想政治的依靠。

  王莽的出现,使得更多儒生相信这一点。

王莽最终能通过禅让而建立新朝,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亦有极大关系。

  阎步克提出与汉儒复古化思潮并行而交融的,是一个强烈的神道化倾向。

而这种神道化虽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但也直接动摇了君主的权威。

眭弘借助异象,提出汉帝应禅让帝位让与贤人,便是最直接之一例。

  眭弘虽死,然此种议论并未消亡。

这种思潮不仅影响儒生,连皇帝都深受影响。

如元帝在面对京房之问时,亦承认当下是极乱之世。

哀帝因久寝疾,无子,灾异又多发,故亦怀疑汉之天命已尽,于是便有“再受命”之举

  正是在此思潮的激荡下,外戚王莽以儒生的形象登场,将自己塑造成践行儒家理想的贤人。

据《王莽传》记载:

  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

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从此段记载便可知王莽能成事有两大原因。

  一是王莽起先以儒生的姿态出现,结交许多名士,且其行又极为符合儒家之要求,故获得大部分儒生之支持。

  哀帝时,莽被遣就国,在国三年,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而当出现日食时,还有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

由此二事可知王莽在儒生中之地位。

  二是他对于宗族内部事物又极尽心,获得王氏家族内部的支持。

班固评价王莽时便提及:“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余英时指出王莽是当时两种矛盾的社会势力的综合产物:身为外戚,属于王室势力系统;当从其行事及其所推政策看,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

此前儒生将外戚作为复古之阻碍,有的人想要移除它,而有的人则是选择绕开它,不过结果都没成功。

直到王莽的出现,这一阻碍便没有了,外戚势力亦成为复古运动的支持者。

  钱穆指出莽、歆新政,托于符命,则言灾异之变也。

其措施多幕古昔,切民事,则言礼制之裔也。

王莽新政的出现,使得之前儒生之间的差异缩小。

  王莽对于祥瑞符命之利用主要集中在即位之前。

王莽刚掌权不久,便有塞外蛮夷献白雉。

借此而称“安汉公”。

  而后又有武功所出之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经过群臣奏言,最终确定王莽在祭祀中,赞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

改元为居摄。

符命之作由此开始。

  三年后,又有人献符命。

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齐郡新井之事后,王莽便借助“再受命”之说,改元为初始元年。

不再称“摄皇帝”,而统一称“假皇帝”。

没过多久,又有梓潼人哀章上金匮,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

王莽便借此机会即位为真天子。

定天下号为“新”。

  以上便是王莽利用符命一步步登上天子之位的大致过程。

期间灾异事件之记录变少,关于灾异现象的讨论几乎不见。

王莽即位后,对于灾异现象做出反应亦不多,且大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选择应对方式。

大司空王邑因灾异多现上书而乞骸骨。

  王莽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

《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

灾异之变,各有云为。

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

  王邑乃王商之子,王莽从弟,亦是主要的军事将领,王莽当时还需王邑的鼎力相助,故自己揽下灾异的责任。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待遇,其后数月,出现日食,王莽除大赦天下及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外,还将大司马陈茂免职。

三公之外,其他官员亦有可能因灾异而被问罪。

  如地黄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

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

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由上三事可看出,王莽对于灾异的回应取决于他对于某位大臣的态度。

三公负责制虽已建立,但在落实过程中仍旧由皇帝掌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灾异的三公负责制更为有利皇帝对臣子的控制。

亦可说灾异论大致已失去限制皇帝行为的作用,反倒成为皇帝推脱责任或更换大臣的借口。

灾异论在政治斗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亦大为削弱,在此情形下,灾异论走向衰弱亦是正常。

  此时期讨论灾异的人大大减少,而献符命者多。

符命之说虽可视作是有灾异论演变而来,然则还是要注意其间之差别。

  灾异中的天象、灾害没有办法轻易伪造,而符命则极容易伪造。

正如上文所举之符命内容,基本都已将文字之意清楚刻于上,无需什么专业知识只要识字便可制作与解读。

  武功所出之白石,只需在白石上刻上字后埋到地里,然后再挖出来便可。

而齐郡新井则只是需挖个井,再编制一个梦便成一符命。

  符命既容易制作,而所得又颇丰。

如献金匮之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

当时通过献符命封侯者当不在少数。

不过王莽即位后对于符命的管控明显加强,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讲符命的人太多,显得天命太混乱。

  二是有大臣通过造符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上述引文中丰之子寻。

当得知丰被贬官后,就开始编造符命,想让其父当陕之右伯。

  三是有的人开始借助符命来反抗王莽之新政。

如此前有一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

不者,九月必杀汝。

  王莽虽借助符命即位成功,但是符命的缺陷也开始显现,符命开始超出王莽的控制之外,而这将冲击王莽所塑造之天命的神圣性以及现实的政治权力。

故其才规定除五威将外,再私作符命的人都会被下狱。

不但不能乱作符命,还不能非议符命,否则亦会面临着惩罚。

  王莽即位后,极不愿看到灾异现象的出现。

符命能够体现出王莽即位乃天命所归,而灾异现象则会挑战“新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故《汉书》中多次记载当某种灾异出现时,莽恶之。

  王莽时期,亦未见其有因灾异现象颁过罪己诏。

其应对灾异多是大赦天下,举贤,以及罢免三公中的一位。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什么人会谈论灾异。

毕竟那时谈灾异,不仅不能封侯,甚至可能要有不小的风险。

  另外,此前儒生谈灾异是为借助天道劝君主“法古”,行德政。

而当下之“新政”,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全面的复古运动,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借助灾异论来劝谏天子。

  最后,此时的儒生已基本不需要再考虑与外戚的斗争问题,因为外戚的代表者已经成为儒家的信仰者,并被视为那个可取代汉朝天命的圣人。

  因此,灾异论的另一个用途也几近消失。

故为禄利者,皆转向符命之作;而为建立儒家之理想政治者,则转向制度之建设。

由此,灾异论在此时期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灾异论从精神上打垮了汉家,为王莽取代汉室提供了机会。

不过王莽建立起新朝后,灾异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一是以灾异论的政治目标看起来已大抵实现,言灾异的儒生已经投入儒家理想政治的建设浪潮,而不再以灾异论抨击时政。

  二是王莽对于灾异论的控制。

灾异应由谁负责已经怎么负责依旧是由皇帝说了算,并且因为三公负责制的建立,儒生论灾异所能发挥的作用亦随之减弱。

  三是符命说的兴起,亦使得人们越来越少关注灾异论。

  新朝时期复古改制更为全面和彻底,或可说新朝的建立标志着汉代儒家理想主义达到顶峰。

王莽执着于制度之建设,以为制度一变,便万事可成。

此风气大抵是从此前言礼制者传袭下来的弊病,或可说这是儒家学派本身就带有的一个问题。

  王莽着力于制度建设,所立新制极为繁密,然却没有对儒家之精神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民众之反对只是残酷镇压,最后某些制度的改变亦要靠严刑峻法来推动。

  阎步克提出官僚制这个高效的理性行政机器反而助长了王莽改造社会的雄心,并用于实现非理性的空幻目标。

王莽依据儒家理想大易官名,可官僚机构骨子里却仍充斥着法家精神,并且还得依靠这些官僚机构推动改制运动,这不得不说是一极大的讽刺。

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南朝宋的建立

南朝宋(420-479年),中国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久、疆域最大 、国力最强的朝代。

共传四世,历经九帝,享国60年。

因国君,为与后来建立的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又按五德终始之说,其为水德,故又称水宋。

在东晋末期的乱世中趁势崛起,先后平定孙恩、、刘毅、卢循、司马休之等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后秦等国。

不仅统一了中国南方,同时也收复了山东、河南、关中等地,最终代晋建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刘宋前期,社会安定,刘裕即位前后,大力推行改革,集权中央,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打击豪强士族,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亲自听讼,振兴教育,策试诸州郡,举善旌贤,多次遣使访民间疾苦,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

刘裕死后,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元嘉年间一片繁荣,史称""。

然因文帝晚年北伐失败致国力大损,刘宋后期,朝政混乱,帝王更迭频繁。

公元479年被权臣取代,建立南齐,刘宋覆灭。

刘宋是魏晋南北朝中第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的朝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 ,文化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家,如、刘义庆、鲍照、裴松之、、颜延之、、等,建康文学史论在此时期发展到巅峰,《》、《》、《志注》等名著诞生于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裕建宋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

幼年家境贫苦,年轻时,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

由于一向贫穷,遭乡里贱视,当时的人多不能赏识他。

刘裕生活的东晋后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藩镇林立,百姓负担沉重。

刘裕后从军,最初加入孙无终的部队,后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当了孙无终麾下的一名司马,成为北府军的一位下级军官。

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兵反晋,朝廷官军几乎被孙恩的义军全面击溃,独刘裕率军,身先士卒,屡次克敌制胜,以少胜多,收编义军,屡立大功,不到两年就全面击溃孙恩的数十万叛军,迫使其投海而死。

当时的北府诸将纵兵暴掠,涂炭百姓,唯独刘裕治军整肃,法纪严明,大得民心。

元兴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晋建楚,桓玄称帝后为消除隐患,瓦解,大力剿杀北府旧将,北府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次年,刘裕率北府兵残余兵将1700余人,在京口举兵起义,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

不到四个月,刘裕击败桓玄,次年,迎回晋安帝,改元"义熙",从此掌握东政权。

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

义熙四年(408年),占据长江上游的桓谦领导的桓楚政权被刘裕击破,桓楚王朝余部则于义熙六年(410年)被彻底消灭。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

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

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

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

敌虏已入吾掌中" 。

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

南燕几乎,南燕主只身逃回广固。

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 。

南燕亡,刘裕收复山东。

刘裕为消灭东晋国内割据势力进行了系列的统一战争。

卢循乘,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

义熙七年(411年),收复广州。

义熙八年(412年),刘裕率军讨伐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发兵讨伐割据巴蜀的西蜀政权,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兵2万,自江陵讨纵,纳刘钟之计,斩侯晖,大败蜀军,攻入成都,谯纵自缢而亡,西蜀亦亡。

义熙十年(414年),发兵攻占汉中,仇池请降归附。

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亲率大军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于四月击溃司马休之四万军队,直捣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

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洛阳等重镇。

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

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义熙十四年(418年),关中被夺去。

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

经过两次北伐,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刘裕据有。

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在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的同时,刘裕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义熙七年(411年),针对东晋以来,朝廷的纲纪松弛紊乱,权贵之门互相兼并,老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的情况,刘裕施行土断,禁止兼并,会稽余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视国法隐藏逃亡人员一千多人,对抗刘裕的改革。

刘裕铁腕诛灭了虞亮,罢免了包庇他的会稽内史,法办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员,一时士族豪强肃然,谨慎规矩,远近遵法守纪。

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的仕进之途。

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

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

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

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

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

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

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

"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

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

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

至是,禁断之。

"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和刘裕这两次。

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刘裕在完成了上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号为宋,史称刘宋,是为宋武帝。

末期衰亡 宋明帝即位后,继续延续孝武帝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

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因镇压刘子勋等叛乱有功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佑,其兄弟辈东海王刘袆、巴陵王刘休若也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

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

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宋明帝对自己下手,举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 ,到泰始五年(469年),刘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线基本退至淮河,刘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因此淮北除海州外,刘宋基本与北魏划淮河为界,史称"泰始之祸"。

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 。

宋明帝虽在即位初期,任贤用能,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了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去繁就简的政治举措。

但是他在"泰始之祸"后,便开始渐失意志,纵情声乐,使刘宋朝纲始终不振,以致晚年经常"载深矜叹" 。

同时,明帝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保证其子顺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门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刘宋末期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

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宋明帝病死,其子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够得以交结地方军镇都督,借此扩张势力。

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之后欲亲理朝政,试图将宫中内外大权悉数收回,准备剥夺萧道成禁军职权,遂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 ,同年七月,萧道成收买刘昱的侍从抢先一步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准为帝,自执朝政 。

此时,忠于刘宋朝廷的大臣袁粲、沈攸之等先后率众起义讨伐在建康弑君废立的萧道成,但都被残酷镇压。

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扫除障碍的萧道成篡夺皇位,废刘准自立为帝,刘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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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的巅峰时期是何时?几千大唐铁骑就端掉了突厥的老窝

可以说是巅峰时代了,几千唐军骑兵就灭了老窝阴山,而且动不动就是大规模骑兵作战的阵仗,唐朝骑兵为何会这么强大呢? 小编认为对突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突厥的内部分裂,及时抓住机会进行了分化瓦解,随后对突厥顽抗势力进行了逐个击破。

但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骑兵部队,显然还是没办法做到一举击破的。

唐代的骑兵有如到唐代早期的军事延续,有着非常鲜明的中亚草原影响。

这层影响早在末期就开始缓慢的影响后期的边境部队。

在西晋王朝被五胡颠覆后,中国北方大地就成为了众多受中亚与北亚草原式军队的战场。

中国的骑兵也在北朝开始,进入了第一个真正的巅峰。

大量轻装的弓骑兵与负责正面决战的具装,充斥华北各地。

步兵的作用在汉-晋之后,重要性被进一步降低了不少。

唐代在立国开始,就大量依靠骑兵作战。

虽然步兵的规模与重要性比先前的北朝有了提高,但骑兵的核心兵种地位依然不容动摇。

唐代也很好的继承了北朝遗留下来的中亚-草原骑兵样式。

包括了精锐的具装重骑兵和使用弓箭为主的轻装弓骑兵。

至于掩护骑兵作战的步兵,在唐的早期也有着很多北朝影响。

来自规范下的军户步兵既要在日常生产之余,训练使用弓箭。

也必须学会使用长矛作战。

这种源自中亚东部地区的双重步兵样式,非常适合与骑兵配对作战。

至于唐朝所面对的敌人,无论突厥还是东面的,一样都是以类似的骑兵风格在作战。

但他们缺乏足够的高质量步兵帮助骑兵,也没有唐朝的国力支撑,训练上水平层次不齐。

唐也不仅仅只是用自己原本的北方汉地军户,草原上的各类部族,在认可了唐朝的权威后,都会为唐朝提供自己的骑兵部队。

这样一来,唐朝的骑兵不仅有了本族精锐,也有大量外族精锐加盟。

这些因素加一起,成就了唐朝骑兵的辉煌。

唐朝的骑兵老本,则让中原文明的继承者一直吃到了北宋初年。

随着的军事制度问题,这层优势迅速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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