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是嬴姓赵氏还是嬴姓秦氏?
嬴姓赵氏也分为赵世系和秦世系。
这样说来秦国和赵国在远古时期可能都是一家人，那秦王们到底属于嬴姓赵氏还是嬴姓秦氏呢?其实还是要从他们的血脉开始说起。
古代的姓氏并没有很多，后来有些姓产生了无数个分支出来，所以才有百家姓这个东西出来。
但古人又非常看重血脉，可能每家每户都有个族谱，从族谱
【千问解读】
古代人不仅有姓还有氏，例如秦始皇就是嬴姓赵氏，又名赵正。
嬴姓赵氏也分为赵世系和秦世系。
这样说来秦国和赵国在远古时期可能都是一家人，那秦王们到底属于嬴姓赵氏还是嬴姓秦氏呢?其实还是要从他们的血脉开始说起。
古代的姓氏并没有很多，后来有些姓产生了无数个分支出来，所以才有百家姓这个东西出来。
但古人又非常看重血脉，可能每家每户都有个族谱，从族谱上看就知道谁跟谁早年是不是一家人了。
先秦时期，姓氏有别。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述：“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
”所以，像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秦始皇嬴政等这些叫法。
都是后世对他们的称谓，而非当时的合适称谓。
否则，我国今天的人口前三大姓，就不是“李、王、张”，而是“姬、姜、嬴”这些上古姓了。
那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并最终统一天下的秦国，其王室究竟是那种“氏”呢?“氏”相比“姓”来说，要复杂得多。
在先秦时期，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
“姓”代表着血缘，是用来辨别婚姻的，而“氏”是用来别贵贱的。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原姓》中写道：“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
一个家族的“姓”是不会变化的，而“氏”会随着其家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如晋国的权臣赵盾，其有三为异母弟，分别为赵同、赵括、赵婴齐。
赵同食於原，赵括食於屏，赵婴齐食於楼，故此三人又称原同、屏括、楼婴(楼婴齐)，原、屏、楼等也分别为此三人的“氏”。
赵盾还有一位堂弟叫赵穿，其被封於邯郸，别为邯郸氏。
晋国的智氏、中行氏、程氏等皆为荀氏的别支。
晋国魏氏也有别支令狐氏、吕氏等等。
说秦国为嬴姓赵氏的，多受司马迁的《史纪》影响。
而司马迁的时代，姓氏已然不分。
而先秦的史籍中，也无秦国乃“嬴姓赵氏”的记载。
所以，秦国为嬴姓赵氏的说法值得考究。
认同秦国为嬴姓赵氏的，其主要理论依据乃“秦赵同祖”。
按《史记》所述：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造父有功於周穆王被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而秦的先祖恶来乃是蜚廉的长子、季胜的长兄。
“氏”通常都是直系往下传承的。
至造父获赐赵城，据秦赵同祖已历六世，血脉早已疏远，没来由造父氏赵，其远房同宗也氏赵的道理。
再则，秦的先祖虽然发迹比赵的这一支要稍晚一点，但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秦的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获封秦邑，成为秦国始封君。
到春秋时期的秦襄公在位期间，秦国被正式列为诸侯了，而赵的一支到战国时期才正式为诸侯。
赵可以说远不及秦的荣耀，“氏”是家族社会地位的体现，家族地位提升，可以另立宗“氏”，也没有“氏”赵的道理。
第三，据顾炎武在《原姓》中所述。
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
“氏”是用来别贵贱的，而国君最为尊贵，不需要用“氏”辨别。
就像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姓”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武士阶层才有“姓”。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平民阶层才有“姓”。
然而，日本的“皇室”却至今没有“姓”，因为压根就不需要用“姓”来体现社会地位。
先秦时期，也是同样的道理。
除了有些诸侯国，如自西周开始的楚国、齐国，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有氏在得国之前，故而其有氏。
而更多的诸侯国，如晋国、鲁国、卫国、吴国、郑国等等，其实无氏。
而这些诸侯国在被灭后，其公族大多数都以其“国”名为氏。
如晋、鲁、卫、吴、郑等姓氏，其姓氏的主要族源都是来自於这些诸侯国的公族。
秦国也是同样的道理，秦氏的最主要族源也是来自於秦国的公族。
故而，秦国为“嬴姓秦氏”要更靠谱一些。
解密：“荆轲刺秦王”不为人知的失败真相
为什么历任秦王都不为商鞅平反？
商鞅是秦国的大功臣，如果没有他和这对“变法CP”，就不会有后来的壮举。
秦国本来只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国，被视为蛮夷，在诸侯间都排不上号，还时常受到邻居的欺负，被挤压得差点就要返回陇西一带重归游牧部族生活。
是秦孝公慧眼识英才，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才走上富强之路。
但是，商鞅虽然对秦国居功至伟，结局却不怎么美妙。
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诬陷商鞅谋反，新上任的秦惠文王嬴驷下令抓捕，商鞅不想，起兵反抗，兵败身死，尸身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全家被诛。
不过商鞅虽死，但由他主持推行的新法，却还在秦国继续，由此可见秦国最高统治阶层是认同的。
既然如此，为何后世的历任秦王不给商鞅平反呢? 要理清这背后的缘故，咱们还得从公子虔和商鞅的恩怨说起。
秦孝公和商鞅一开始实施新法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触及到老世族的利益，他们不愿变法，普通老百姓对朝廷也缺乏信任，从上到下都对变法抱着怀疑的态度。
为使百姓信服，商鞅“徙木立信”，终于树立了朝廷的公信力。
但光有群众基础还不够，当时大部分的权力都掌握在老世族手中，来自上层的压力还在，法令依然不通。
恰在此时，太子嬴驷触犯了某条禁条，需受墨刑。
几乎所有大臣和王公贵族都为他说情，古时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更何况是代表着国家脸面的太子? 太子若受刑，对整个权贵阶层都是一种打击，刑具今天能落到太子身上，明天就能落到他们身上。
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行不通主要在于权贵的干扰，如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刑，就让他的师傅代其受过。
秦孝公一心想要强国，就支持了商鞅的铁腕执法，令嬴驷的师傅受了墨刑。
对于秦孝公和商鞅，以及整个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自此之后，权贵们都看到了国君变法的决心，再也不敢和新法对着干。
法令畅行无阻，秦国越来越强。
但公子虔极为厌恶商鞅。
没错，他就是嬴驷的师傅!无端受墨刑，脸上被刺了字。
后来他又违了别的法令，施以劓刑，鼻子被挖去了。
他深以为耻，闭门八年不出，对商鞅恨之入骨。
嬴驷和公子虔感情极深，对商鞅也没什么好感。
因而继任秦王之后，公子虔一诬告他就信了，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公子虔告商鞅本就是他暗示的。
商鞅也知道，自己和嬴驷、公子虔这些人有仇，要是落到他们手里绝没有好下场，再加上新法的严苛，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于是就逃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依法治国，大臣被冤枉了可以向朝廷申诉，却不能逃跑，一逃就违反了另外的法令。
这时候的秦国，法治已经深入人心。
商鞅逃亡到边关，晚上欲住旅店，但他不敢表露身份，旅店主人便拒绝他入住，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商鞅等于是被自己立的法规给难住了，这就有了“作法自毙”这个。
他想逃到魏国，魏国却因他曾经骗擒魏帅公子卬，不许他入境。
无可奈何之下，商鞅逃回封地商於，起兵攻打郑县，很快被镇压。
也就是说，不管理由有多么的充分，商鞅起兵是事实。
历史上，被平反的将领或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起兵反抗朝廷。
一旦起兵，这案子就被钉死了，再怎么令人同情、有再大的功劳都是白搭。
比如汉太子，人人都知道他有冤屈，也心痛他的死亡。
但他起兵了，刘彻杀尽冤枉他的人，也没说他无罪。
其后代也只敢给他上“戾”这种恶谥。
况且，商鞅除了起兵之外，还想过投奔魏国，两项加在一起就是妥妥的叛国罪。
讽刺的是，商鞅还是立法的人，，罪加一等。
这还怎么平反? 另一方面，如果给商鞅平反，就表示秦惠文王做错了。
那么秦惠文王有没有错呢?站在君主的立场，没有错。
诛杀商鞅从来不只是为了私仇。
还记得吗?旅店主人拒绝商鞅时依据的是“商君之法”，一个在边关开旅店的小人物，都知道商鞅，并对他的法令无比遵从。
虽然这给商鞅带来了麻烦，但仔细一想，会发现这事儿不简单，足以证明商鞅在秦国有多高的威望。
假如他那时表明身份，旅店主人还会拒绝吗?未必。
就算拒绝，也还是听了他的话。
新君继位，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内忧外患，而是朝中有名望极高的权臣。
内忧外患可以慢慢处理，权臣却能在一夕之间颠覆自己的地位。
诚然，商鞅不是典型的权臣，他得罪了秦国的上层人士，恨他的人多得很，在朝中并无支持者。
但他也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累积了无上的威望，拥有着足以动摇秦惠文王的影响力。
商鞅若活着，秦惠文王就无法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当年商鞅用他来立威，现在他用商鞅来立威，历史是一个轮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