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战犯普瑞布克的结局是怎样的?活了100多岁,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当年，以中方检察官向哲浚、法官梅汝璈和首席顾问倪征燠等中国法律界“三杰”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艰苦取证，最终把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最近，向哲浚的儿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向隆万到美国收集当年父亲与其他战友参加的资料，并向本报特约记者讲述了东京审判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

中国法官梅汝璈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

悲壮之情由此可见。

中国法官坐在显要位置 这场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的历史大审判，历时924天，起诉日本战犯28名，开庭818次，庭审记录48412页，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

东京审判比同期进行的审判德国战犯的要更复杂艰难。

向隆万认为，主要原因是东京审判时，冷战阴霾初起，美英有意对日本从宽处理。

美军最高指挥官曾密会日本天皇，同意不起诉他战争罪;蒋介石则提出“以德报怨”，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内战上。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们自觉肩负中国人民的重托，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维护了中国应得的地位和尊严。

远东军事法庭成立之初，曾有法官座次之争：首席法官两侧是美中还是美英。

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害最深，而且中国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的日本受降仪式上和东京审判的起诉书上都是第二个签名，所以法庭上中国法官也应坐在显要位置。

最后梅汝璈坐在首席法官的左侧。

夜以继日艰难取证 随着东京审判的进行，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越来越发现蒋介石政府对东京审判准备不足，重视不够。

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个人。

由于中方势单力薄，国际检察局决定把对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与盘问任务，分配给菲律宾检察官负责。

经过中国检察官据理力争，法庭最终将坂垣征四郎交给中国检察官审理。

此刻，中国检察官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被告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并提出有力的新证据。

在国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检察官要求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罪证。

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不计其数。

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就像。

中国代表夜以继日，经过7个月的紧张工作，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

中国代表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在法庭上出现的辩论场面。

为了防范日本方面窃听，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在互相交谈中，对受审的日本战犯分别编号，并多冠以“绰号”，如：以“土老二”来称土肥原;以“坂老四”来称坂垣征四郎。

唇枪舌剑后战犯认罪 东京审判中，唇枪舌剑是家常便饭。

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顾问倪征燠就与坂垣征四郎斗法10天，终使坂垣臣服。

坂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主要想说明：其一，“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其二，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对此倪征燠严厉盘问和反驳，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坂垣征四郎一口咬定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重要材料，予以有力反驳。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倪征燠穷追不舍，坂垣最后点头认罪。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

同样，向哲浚也同日本战犯及律师展开舌战。

1946年12月29日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

向哲浚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

但被告律师提出，把松井石根指控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

向哲浚取出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向哲浚还精心安排，说服“末代”溥仪出庭作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的罪行。

现实意义深远重大 东京审判终裁之前也有定刑之争。

当时11国法官分歧很大，美、中、苏倾向判主要战犯死刑，澳大利亚法官主张放逐荒岛，印度法官主张宣告无罪。

中国法官梅汝璈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

悲壮之情由此可见。

11名法官最后表决，以6：5的微弱多数决定：判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

1948年11月12日，7人被送上绞刑架。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东京审判的大量宝贵资料不知去向。

而随着那一代人的陆续作古，一些史实也许将尘封。

忧心于此，向隆万教授近年来多次到美国寻找资料，颇有收获。

东京审判至今仍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向教授认为，东京审判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提供了铁证，也为中国和平统一，反对“台独”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因为，“东京审判”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而来。

在那两个文献中，确认将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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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

“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

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

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

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

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

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

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

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

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

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

‘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

《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

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

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 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

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

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

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

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

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

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

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

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

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

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

是吗？”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

您居然知道维金师。

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艾卡特说：“是的。

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

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使得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我有些不解，“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

”老人发现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谈性更浓了，“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

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

“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

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

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

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它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

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

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

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他们可谈不上是炮灰。

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

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

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

‘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

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

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

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

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

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

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

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

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

是这样吗？”“是的。

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

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

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

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

镇压持续了两个月。

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

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

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

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

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

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

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

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

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

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

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

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

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

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

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

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这不算什么。

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

“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

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

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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