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4-06-29 点击数:
简介:说起米尔德纳,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会非常的陌生了,事实上在二战纳粹党中,米尔德纳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不过潘克每次搞得一些爆炸任务都是米尔德纳去执行的。

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米尔德纳绝对是履历复杂、经验丰富、结局异常神秘的盖世太保头目之一。

正因为以这一点,与被称之为“里昂屠夫”巴比一样,他在战后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后来在南美洲消失的无

【菜科解读】

说起米尔德纳,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会非常的陌生了,事实上在二战纳粹党中,米尔德纳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不过潘克每次搞得一些爆炸任务都是米尔德纳去执行的。

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米尔德纳绝对是履历复杂、经验丰富、结局异常神秘的盖世太保头目之一。

正因为以这一点,与被称之为“里昂屠夫”巴比一样,他在战后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后来在南美洲消失的无隐无踪。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盖世太保官员的照片都很少,只找到米尔德纳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鲁道夫·米尔德纳1907年7月出生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从警官学校毕业后,他当了一名警察,同时还在上夜校继续深造,看来他此时还是一个勤奋好学头脑灵活的好青年。

米尔德纳在1931年加入纳粹,1934年在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虽然身在奥地利,可米尔德纳却一直心向德国,1935年他来到纳粹执政的德国,一头扎进党卫队的阵营,“好青年”成为慕尼黑警察局一名让人害怕的安全警察,后来又成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秘密警察。

(纳粹德国警察系统的分类请看我2019.1.9日文章)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从1938年开始,米尔德纳先后在林茨、萨尔斯堡、切姆尼茨等地担任盖世太保负责人,1941年3月他调任波兰,担任卡托维茨盖世太保头子,正是在这里,米尔德纳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了直接的关系。

因为米尔德纳拥有法学博士的头衔,所以他又担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政治部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知是这位“法学博士”想过过法官瘾,还是想掩耳盗铃的彰显“法律”的威严,他居然私设公堂,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高级法庭”,假模假样的对“危害帝国安全”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进行三级审判,审判的结果不是送进奥斯维辛就是死刑,约有2000名波兰人被这个法庭判处了死刑。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在战后的审判中专门提到过米尔德纳和他的“法庭”,胡斯证实,他经常与米尔德纳在奥斯维辛见面,米尔德纳经常把被判刑的人送到奥斯维辛监禁或处决,他说“米尔德纳对奥斯维辛灭绝营充满兴趣”。

实际上,尽管党卫队规定对集中营里从事劳役的囚徒不得私自处决,但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党卫队成员经常随心所欲的处决犹太人,根本无需经过所谓的审判,米尔德纳煞有介事的庭审,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闹剧罢了。

1943年9月,米尔德纳被调到丹麦,继续任盖世太保头子,他的直接上司就是那位酷爱炸弹的潘克。

据米尔德纳战后交代,潘克几次三番的让自己去炸掉那些让潘克感觉不爽的目标,可身为博士的米尔德纳智商并不欠费,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对潘克闹着玩一样的命令,他都以种种借口拒绝了。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潘克希望对丹麦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但不知何故,米尔德纳此时的表现与在奥斯维辛时大相径庭,总是和潘克唱反调,或许,这位法学博士认为,即便是大规模的屠杀,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吧。

某次,一名德国军官遇袭受伤,潘克要求米尔德纳随意枪杀几名丹麦人以示惩罚,米尔德纳却回复潘克:我不知道是谁袭击了德国军官,而且我们也不能在大街上随意杀人。

最后盖世太保枪杀了三名被捕的共产党员,算是对此次事件的报复。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在丹麦民众的帮助下,丹麦犹太人大部分都逃亡到中立国瑞典,这让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颜面尽失,当然还必须承担责任。

此事甚至惊动了希特勒,1943年底,包括希姆莱、卡尔藤布隆纳、贝斯特、潘克等人都被希特勒召见,商讨对丹麦加强控制的措施,当米尔德纳被潘克的副官叫到柏林时,他的上司缪勒只对他说了一句话:米尔德纳,你得小心点,希姆莱对你很生气!果然,他被调回德国黑森州,在卡塞尔的保安局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盖世太保总头目缪勒。

1944年3月,米尔德纳调回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处(盖世太保),担任A科(帝国的敌人)及B科(宗教活动)的副科长。

1944年12月,米尔德纳再次外派,这次他来到了自己的故乡奥地利,担任维也纳安全警察、保安处及盖世太保首领。

由于7.20事件及东西两线战局失利,纳粹德国内部也人心惶惶,反对希特勒的阵营活动频繁,维持纳粹统治、惩罚“叛徒及意志不坚定者”成了保安局的主要任务。

在米尔德纳就职于维也纳期间,他又担任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判处及处决了很多抵抗运动成员和国防军里反纳粹的军官。

纳粹盖世太保头子米尔德纳最后去哪里了?

被绞死的“叛徒”。

德国投降后,米尔德纳被美军逮捕,美军情报机关对这位盖世太保头子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米尔德纳“多年的反Gong经验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所以想方设法把米尔德纳保护起来,即使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血案在身的米尔德纳也被美国人当做证人出庭,成为指控卡尔藤布隆纳的证人之一。

当然,米尔德纳没忘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执行者,把所有罪责全部推到了卡尔藤布隆纳头上,对丹麦犹太人的逃亡,他也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大言不惭的宣称这都是自己网开一面的结果。

由于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密切合作,米尔德纳没有受到任何审判,1949年他被美国释放。

出于对正义审判的恐惧,米尔德纳决定来个人间蒸发,对于一个老牌的盖世太保来说,这一切似乎非常容易。

于是,米尔德纳在被释放后不久就失踪了,究竟去了哪里?没有确切的结果,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绑架回以色列后曾供称,他1958年曾在阿根廷见过米尔德纳,但这个线索没有得到证实。

米尔德纳去了哪里?后来都干了什么?他最终死在哪里?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做了些什么交易?没人知道,反正,就像盖世太保头子缪勒一样,米尔德纳从人海里神秘的消失了,他的结局至今仍是一个迷。

纳粹的党卫军竟然是“多国部队”是怎么回事?几乎都是歪果仁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把党卫军视为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队伍。

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

“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

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

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

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

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

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

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

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

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

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

‘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

《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

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

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 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

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

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

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

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

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

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

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

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

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

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

是吗?”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

您居然知道维金师。

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艾卡特说:“是的。

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

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使得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我有些不解,“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

”老人发现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谈性更浓了,“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

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

“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

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

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

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它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

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

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

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他们可谈不上是炮灰。

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

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

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

‘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

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

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

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

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

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

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

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

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

是这样吗?”“是的。

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

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

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

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

镇压持续了两个月。

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

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

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

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

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

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

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

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

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

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

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

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

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

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

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

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这不算什么。

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

“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

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

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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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马教廷要惩戒这个70岁的老头子,被软禁致死!

1633年6月22日罗马圣玛丽亚修女院大厅,在冰冷的石板上,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艰难的跪倒在地——身子骨不停的颤抖,然而老者的吃力并未引起旁人的注意,一旁10余名衣着华丽的罗马教廷枢机主教恶狠狠的盯着老者,口中咬牙切齿的道:伽利略·伽利莱你可认罪。

伽利略·伽利莱1564年生于比萨,按照家族的意愿伽利略成人之后应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因此伽利略的大学读的是比萨大学医学系,但伽利略没能耐住学医那数年枯燥的背书,他在大学期间找到了他的新欢——自然科学。

跟处于文艺复兴的所有年轻人一样,伽利略在接触自然科学那刻起,就有一颗挑战“权威”的心,他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不是背背书了事,他要用实践证明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古代理论是多么的荒唐。

1588年伽利略打响了他在学术界的第一枪,接连发表数篇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目前高中物理教材的重心篇就是以此为基础),且得到了当时欧洲学术界广泛的认可,进而为他赢得了比萨大学任教的资格。

但是伽利略在比萨大学的工作并不顺心,当时比萨大学严格的说依旧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学校,学生拿到的教材中“神学”思想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教廷的人还动不动就来“视察教学”。

而这样的气氛在伽利略看来是在抹杀学生探索自然科学奥秘的动力,因而在1592年伽利略选择了“逃离”比萨大学,前往远离罗马的威尼斯公国。

在那里他进入了帕多瓦大学任教,由于威尼斯公国是以商业立国的独立国家,教条式的宗教气氛相对罗马要宽松很多,伽利略在这里得到了久违的“学术自由”,他可以跟各大学术流派的佼佼者。

1597年伽利略阅读“日心说”的代表作《神秘的宇宙》时被深深的折服,意识到地球真正的运动应该是公转和自转,进而成为了一位坚定的“日心说”支持者。

至于这“坚定”一词从何而来?1604年伽利略抓住的超新星降临威尼斯事件,指着天上那金光闪闪的超新星,不知疲倦的连开了数场演讲,演讲的内容始终只有一个——哥白尼日心说。

1609年7月,他通过对望远镜的改良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善的天文望远镜,依靠它伽利略写出了著名的《星空信使》,里面强调了包括月亮在内我们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星体都是不发光的,他们依靠反射太阳光进而让我们看着它金光灿灿——假如读者不信可以给你天文望远镜自己去验证,如此一来伽利略通过铁证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正了名,进而成为“日心说”的领头羊。

与此同时因为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伽利略成为了当时炽手可热的大科学家,1610年春他回到母校成为了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同时还兼任托斯卡纳公国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有了大学和王公贵族的供养,伽利略彻底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开始潜心研究日心说。

然而悲剧的是,由于伽利略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罗马教廷的传统势力恐惧他将推翻教廷一直坚持的“日心说”,于是卖命的控告伽利略反基督教义,最终教皇保罗五世于1616年直接下达“1616年禁令”,要求伽利略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日心说”否则严惩不怠。

伽利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因而含着眼泪接受了禁令,但出于对科学真理追求的不死之心,此后数年伽利略在完成自己现有研究的同时,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怎样获取教廷原谅上,努力让“日心说”能在现有宗教框架下合理化。

为此他先后4次去罗马面见罗马教皇,前3次在任的教皇均视他为“异己”坚持“1616年禁令”,第4次去的时候,因为在任的乌尔邦八世教皇是伽利略世交,给了他一个友情价,虽不解除“1616年禁令”,但是准许他写一本“日心说”、“地心说”并立的假设性科普书籍,给出的写作红线是——不能偏袒任何一个学说。

1630年伽利略成功完成了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由于情感的偏袒,虽然伽利略尽量平衡“日心说”、“地心说”的平等关系,但出书的时候,书中的充斥着对“地心说”的讽刺。

此书一出整个欧洲社会哗然,那些宗教神学家恨不得要把伽利略,教皇乌尔邦八世门前挤满了要控诉伽利略的教士,面对这样不听话的伽利略,教皇乌尔邦八世愤怒了,立马下令伽利略马上滚到罗马宗教裁判所接受惩戒。

如此一来也就有了文章开头近七旬老者跪地不起的镜头。

经过数次审判,最终伽利略被判处终身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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