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晋“天子争夺战”中，为什么晋国能胜出？

由于《论语》的编录顺序并不按照时间的先后，所以这六处问答孰先孰后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根据这六处问答所合力展现的樊迟形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努力又很尊敬老师的学生。

每次和先生见面，他都会恭恭敬敬地提问，有时候甚至会一连问好几个问题。

既然是个尊师好学的后生，又经历过冲锋战场的生死考验，那他的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好，从情感上来讲，也是越来越靠近夫子才对。

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子路》篇中记录的樊迟想学种庄稼一事，应该是他和夫子之间留在《论语》中的最早一次对话。

可是，就是这次对话，产生了他们谁也不曾料到的严重后果，它不仅使夫子被后人误解了几千年，也成为文化革命中夫子贬低和仇视贫下中农而被打倒批臭的重要证据。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原委：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的是樊迟想跟孔老师学种庄稼。

一日，樊迟请教夫子如何种田。

孔老师一听，那可不是自己的强项，就据实相告：我不如老农。

樊迟又说，那就请您教我如何种菜。

孔老师只好又说：我也不如老菜农。

两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樊迟怏怏而出。

如果事情只记录到这里，那就绝不会造成后来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反而彰显了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

可是，夫子实在不满意樊迟那种心智不明的懵懂状态，他大声叹息一句：“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呼樊须的大名，一是送了樊须一个“小人”的称号。

这两点都很明显地表达了夫子的不悦。

我们都知道，古人一般忌讳直呼别人姓名，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在《论语》里，当夫子说到弟子时，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喜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而不叫姓名，让人觉得很亲切，即便是对跟他叫板的宰予和总被他批评的，他也没有直呼其姓名。

可是对这个老实巴交的樊须，夫子则一反常态，连名加姓一起叫了出来，可见孔老师当时的确不怎么高兴。

至于“小人”，更是表现了夫子对樊须的不满。

不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小人”并不与“君子”对举，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不是说樊须的品行有问题。

这里的“小人”实际上是与“大人”对举，指的是在下位的人，是眼界有限、志向不大的人。

在夫子看来，樊须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应该学习为政方略，做一番大事业，真正能使人民。

所以面对樊须的不悟，面对他执著于种粮、种菜的不谋道只谋食的浅见，孔老师简直是，由不得地长叹一句：“小人哉，樊须也!”接下来，夫子仔细地解释了原因：身居上位者，如果能够做到“好礼”、“好义”、“好信”，那就必然会赢得百姓的尊敬、服从以及真心和实情。

也一定会吸引四方的百姓背着抱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定居，到时候，，百姓各有所能，哪里还用得着在上位的人去亲自耕种呢?换句话讲，即使你是个耕田能手，你的地里出产很高，你又能解决几个人的温饱呢?所以，心里装着天下，凡事从大处着眼，做到“好礼”、“好义”、“好信”，这才是学习的着力点。

为什么要与种田、种菜较劲呢?也许，夫子也知道樊须在保家为国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所以对他更有一层期待，当樊须一个劲儿地要学种田、学种菜时，也就怪不得孔老师对他大失所望了，失望至极，“小人哉，樊须也”也就脱口而出了。

不过，樊须脱下战袍想学种粮种菜，倒是解甲归田的绝好注脚。

正是夫子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自己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抓着这个把柄，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科技，有人认为他有违师道，还有人认为他瞧不起广大劳动人民。

所以后来很多《论语》注疏的本子，都要在这里费一番口舌。

如曹魏时期的《论语集解》，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的《四书章句集注》，陈天祥的《四书辨疑》，都为夫子反对樊迟学稼做开脱，可见这句话是怎样的困扰了后儒。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句话又被拿出来说事，不过这回没有人能够为孔夫子做辩护律师，因为这句话被上纲上线地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它是孔夫子仇视贫下中农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和他“克己复礼”妄想变天的思想一起，成了他被彻底打倒批臭的充分理由，在车间、在地头、在营房、在课堂，在所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在所有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他的名字成了时代流行语，他的至圣先师形象终于被孔老二所替代。

孔夫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居然被派上了这样的用场。

可是，历史还是还了夫子的清白。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明，他在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反对樊迟学稼中就透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

今天我们看近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国富论》和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分工的理论，也许会惊诧他们的睿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樊迟学稼故事，仔细想一想它在历史上引起的一直不断的争讼，就可以推知这种社会分工思想的发展。

在《孟子·腾文公上》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总结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是对夫子社会分工思想的明晰，并且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分工的两大类别和特点：“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跳出“阶级分析论”的框架，再把新时期关于生产力的新思想放进去，再用西方社会分工理论来观照，孟子这段两千多年前的老话就显出了智慧，而孔老师反对樊迟学稼就不能不说更有一种超前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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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以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

到，设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参知政事，官名。

又简称“参政”。

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

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

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简称“参政”。

初置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

开宝六年(973)，始命知政事与宰相(同平章事)于都堂(政事堂)同议政事。

至道元年(995)，又命与宰相轮班知印。

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之名。

南渡后恢复。

宋代、、都曾任此职。

《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时的鲁宗道。

辽、金承宋制。

元设参政，即参知政事的简称;在行中书省则于丞相、平章、左右丞下设参知政事。

明初行省沿元制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

洪武九年(1377)，废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参政为布政使之副职。

《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

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

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

同年又以心腹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

《涑水记闻》卷1载：“太祖初登极时，杜尚，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

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

’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

”军国大事，大都是太祖与赵普等商议而定。

宋代制度也大都是赵普创立，《容斋随笔》卷七称：“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

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

”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

换句话说，赵普等此时所发挥的则是类似宰相的作用，而范质等人所起的作用则类似副宰相。

宰相制度的健全，是太祖开国四年之后的事情。

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并罢，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

同月，赵普拜相，“上视若左右手，，悉咨决焉。

”(《·赵普传》)一直到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对赵普信任有加，中书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十年。

中书事务繁剧，北宋初期更面临着平定内乱、统一全国、抵御外族入侵等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处理。

赵普以独相主持中书工作，分身乏术，当然难以应付头绪纷繁的军政事务。

于是，太祖就试图为赵普设置副手，协助其处理日常政务。

《长编》卷5载： (乾德二年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务，参知政事。

”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

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玉壶清话》卷6载：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

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卢，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

设参知政事以为副宰相，是对唐人制度的一种承继。

但是，宋人认为陶谷见识简陋，所言并不合古制，对唐人参知政事的职务也是一种误解，《宋会要·职官》1之69载： 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叙为右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持(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

又，高宗欲用郭待举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

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进止平章事。

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

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谷失之矣。

《石林燕语》卷3考辨说：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

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

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

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

参知，非参佐也。

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

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谷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

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所以，参知政事的名称虽然沿袭唐人，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唐人作为宰相的临时差遣名目繁多，宋人只是择其一作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遂成制度。

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在赵普独相期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宋会要·职官》1之16言“参知政事，贰宰相，批大政，参庶务，以中书舍人以上至尚书为之。

”《宋史》卷161《职官志》言：“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

”即参知政事是作为宰相的行政副手全面参与朝廷政务。

换句话说，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强化相权，太祖不设多位宰相而设一相二参，其突出赵普相权的目的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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