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有什么联系？空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乌托邦吗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
【千问解读】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是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相对立的，例如马布利就是重农学派的反对者。
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思全集》第26卷Ⅲ，第260页)。
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则是同时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
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
这种社会至今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
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
空想社会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错误。
认识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们许多人都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莱里等人试图论证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必然性。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圣西门认为，奴隶制度减少了对战俘的杀害，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有利的影响。
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更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文明。
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问题都作了不少揣测和设想，其中有许多积极因素。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从现存社会进入未来理想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
傅立叶认为，从分散生产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中间必须经过两个过渡时期：半协作的保障制度和简单协作的协作制度。
欧文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公社制度，必须经过一个社会改造过程。
在过渡时期要解决两大经济任务：①根据合作原则组织生产;②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
恩格斯说，欧文的组织生产和组织流通都是“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
卡贝认为，在私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必须经过一个长达几十年以至一百年的过渡性制度，其任务是：对富人的财产所有制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造;培养穷人管理共产主义社会的习惯和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批判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
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
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
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
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但各有见解。
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
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
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
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消费 16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像。
城乡结合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
罗伯特·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3 个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共经历了300多年。
3个阶段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纪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只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
18世纪，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对社会主义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认为私有制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 ;当具备初步的阶级观点后 ，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原型，主张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
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 ;理论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况，指出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未来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对外联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
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
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城市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
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
并且有可能能够的城市中各种矛盾。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
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
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
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
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
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
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
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
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
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
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
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
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
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
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
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
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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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男女成婚真的是只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本来还会主动上街找对象
此种认识，尽管不能说是错误，但至少是以偏概全。
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不能见面”等规定都是政府倡导的。
不过，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
《梦粱录》载：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在园圃里，或在湖上，双方见面。
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
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
如果说上面的做法打破了“婚前不见面”的规矩，那么，下面要说的三类“相亲会”则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彻底颠覆。
晚上，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借赏灯、逛花市的名义，会用眼角余光偷看异性。
单身男女一旦看上心仪的人，便会请朋友上前自报家门，如对方也有“眼缘”，那就彼此留下姓名、地址。
双方回家后各自禀告父母，于是父母便可按照“明媒正娶”的程序，热热闹闹而且严肃认真地走一下过场，直到把这个“灯下缘分”送到婚姻洞房。
如果说元宵节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那么农历三月初三的则是古代男女白天的相亲节。
传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
这天，藏在深闺的女子和青年小伙纷纷外出踏青。
女子在河畔嬉戏、插柳赏花，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
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折柳相赠。
在古代，除了这些属于普通老百姓的相亲节外，还有一个十分高端的相亲节——“同年大会”，即“新科状元”相亲节。
不过，这个相亲节是专门为古代权贵们挑选女婿而设立的。
时，每逢朝廷举办考试，全国秀才们奔赴长安。
发榜那天，参加应试的秀才都挤着去看榜，凡中了进士的，便凑钱一起到当时长安城景致最好的曲江池畔，举行同年大会。
在同年大会这天，城里权贵家的待嫁美女便倾城出动，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
如果相中了，就告诉父母安排去提亲，而且大多是当即举行婚礼。
但是，每年新科进士少，而王公贵族以及富豪家里的女儿特别多，面对“僧多肉少”的局面，京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干脆命令家丁们去抢女婿。
北宋首都开封就发生了一起 “抢错女婿”的事件。
怎么回事呢?进士发榜那天，一个叫曾文斌的小伙子正在看榜，突然被十多名壮汉架起来，并簇拥至兵部尚书家。
尚书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曾文斌说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围观众人见状，随即散去。
虽说“乌龙”不断，可这高端相亲节还是延续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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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妇女都在做什么？有着怎么样的社会地位
众多壮丁加入爱国军参与战斗，而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儿则留守家中务农经商。
一些留守的妇女没有赖以生存的农场或商店。
不少城镇出现大批这样的留守贫困妇女，偶尔她们会领导抗议物价上涨的运动;也有一些饥饿的妇女会发起街头暴动，抢掠食物。
在其他地方(在新泽西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妇女们因不堪为英军驻扎部队提供大量的食宿支出而奋起发动反击。
美国革命 然而，并非所有妇女在男人奔赴战场时都留在后方。
部分妇女涌入爱国军的军营，与她们的亲人并肩作战。
这种情况有时出于自愿，但通常是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或是敌人(及英国兵带来的天花和痢疾)的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
乔治·从未正眼看待这些女性“随营者”(camp followers)，认为她们扰乱军纪、分散精力(尽管他的妻子玛莎曾于1778—1779年的冬天在福吉谷陪他度过寒冬)。
其他军官对于营中妇女更为敌视，他们不停地抱怨，表现出对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担忧(也许还因为这些妇女普遍是下等出身)。
曾有人以极度反感的口吻写道：“她们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满头汗珠，背着行囊，所到之处叽叽喳喳聊个不停，时而放荡地尖叫。
”但是，实际上这些妇女对于军队价值重大。
那时，军队的补给系统与后勤服务尚未健全，妇女的参与对军队助益良多。
她们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并承担了做饭、洗衣及护理等重要职责。
妇女的活动并不只局限在传统的女性工作上。
艰苦的军营生活使得传统的性别界限难以维持。
相当多的妇女(至少是阶段性地)加入到战斗中，其中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水罐莫莉”(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提着大水罐给前线战士送水)。
莫莉亲眼看到丈夫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当即操纵野战炮替代了他的位置。
一些妇女为了能上战场甚至女扮男装。
战争结束后，士兵及随营者自然都返乡了。
在和平时期，战争的经历对于社会(或妇女们自己)如何确定女性地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然而，独立战争的确在某些方面唤起了当时人对妇女问题的重新思考。
对自由与人权的重视也让妇女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1776年给丈夫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句，我想一些新法律的制定必然有你的参与，希望你多替女性想想，比我们的先人更慷慨地关爱女性。
” 美国独立战争 亚当斯夫人所呼吁的只是在小范围内扩大妇女权利，她希望妇女能受到新的保护，免遭男人的暴力和虐待。
一些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18世纪后期著名的散文家，于1776年写道，女性的头脑并不比男性差，因此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拥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一些政治领袖(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呼吁对于女性受教育权利及其他女性改革运动的支持。
18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生就“妇女能否在地方、帝国和共和政府参政”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新的共和国已经打破了许多陈规旧俗，妇女地位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又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即便如此，也少有具体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中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实践。
在英国民法治理下的殖民社会，未婚妇女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如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可以签约等)，但一个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她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独立赚钱。
她所拥有的和所赚取的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丈夫。
她对孩子没有法定权利，而孩子的父亲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之主。
由于已婚妇女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权，她们不能参与任何法律活动(如买卖，上诉或被诉，书写遗嘱)。
她们没有投票权，在多数州妇女也无权提出离婚—离婚几乎都是男人的权利，尽管在南部多数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
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婚姻十分幸福)呼吁她的丈夫勿让“无限权力掌握在丈夫手中”，其用意也正是由于妇女的此种地位。
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改变这些法律习俗。
尽管在某些州，妇女离婚确比以往变得容易些了。
在新泽西，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此项权利于1807年被废除了)。
除此之外，很多方面的发展却是只退不进，例如妇女无权从前夫财产中讨回嫁妆。
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女性失去生活支柱，而这也是女性日益要求教育权的原因之一：必须寻求一种方法养活自己。
换句话说，独立战争远远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父系结构，反而强化了它。
对于妇女和男人应该各司其职这种观念，很少有妇女提出质疑。
多数人承认她们的价值限于家庭之中。
阿比盖尔·亚当斯在请求丈夫“不要忘记女性”的信中还迫切要求他“把我们当成上帝所创造的人一样看待，在你们的保护下，像上帝一样利用万能的力量为我们带来幸福”。
然而，战争确实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带来了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影响。
过去，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不比佣人高多少，男人和妇女都认为妻子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在家中的作用远不及丈夫重要，而独立战争使男女双方重新考虑女性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 这种现象的一个成因就是妇女参战的事实，还有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及战后人们对美国社会生活的重新审视。
共和国在寻求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开始重视女性的母亲身份。
正如许多美国人所坚信的那样，这个新的国家正在孕育崇尚自由原则的新公民，所以母亲承担着将后代培养成具有优良品质的共和国公民的重大责任。
妻子远没有取得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但她们的思想、利益和家庭地位日益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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