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霍去病、卫青齐名，被奸人所害背负一生骂名

二人的演奏风格差异极大，很少有共同点。

可在键盘之外，两位大师倒是在食物方面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

鲁宾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生活中的种种讲究，简直就是进入财务自由而有品味的永恒典范。

小泽征尔曾经回忆，他年轻时有段时间与鲁宾斯坦一同演出，后者请他吃饭。

指挥家当年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那位美食家的讲究与奢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反观霍洛维茨，人们提到起的时候，往往会说到他特别钟爱的一种清蒸鱼。

这道蒸鱼菜肴其实有很多是反映了钢琴家的性格，而非单纯的口味。

到后期，霍洛维茨选择在哪里开音乐会，条件之一就是他下榻的酒店必须能做好那种清蒸鱼。

否则，钢琴家都不考虑在那里演出。

在那么多钢琴家都追求演出合同的年代，霍洛维茨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人们永远对他。

可如果单单认为，“无鱼不演”的做法是在耍大牌，那也是不对的。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前者十分达观，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心很大。

而霍洛维茨的性格，就总是有某种紧张和神经质的成分。

观察这位巨匠的许多作为，我都会感到这恐怕是性格使然，并非单纯的耍大牌或口味的问题。

后来，得知霍洛维茨吃蘑菇的一桩往事，发现其中折射出丰富的内容。

这样一位挑剔的钢琴家，居然曾由于误食毒菇而有性命之虞。

有一次，霍洛维茨采了一些蘑菇，自己烹调食用。

他自认为对于菌菇有着丰富的知识，不想这道蘑菇料理完成后，钢琴家竟然中毒晕厥。

所幸后来性命无忧，否则20世纪钢琴演奏的历史都可能会改写。

得知此事，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居然，霍洛维茨也会自己做饭?还是自己采蘑菇来做?!尽管不知这是何时发生的，但从钢琴家后来的生活看，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日后的霍洛维茨，由于持续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次隐退，又几次复出。

隐退期间，钢琴家也会录制唱片，生活方面则有些深居简出。

彼时，霍洛维茨住在纽约的公寓中，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画(后拍卖)。

很难将此时的钢琴家同野蘑菇联系到一起了。

人们说起他的口味，往往就提起那款清蒸鱼，甚至有人调侃后期的霍洛维茨已到了“靠清蒸鱼维持生命”的地步。

想来钢琴家自烹野蘑菇，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彼时，霍洛维茨与另一位尚且年轻的巨匠，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一同离开1918之后的俄罗斯。

二人在欧洲闯荡，一段时间后，霍洛维茨取得了爆炸性的影响，米尔斯坦则慢热许多。

虽然不能确定那餐蘑菇究竟是何是吃的，可倘若钢琴家真的误食致命毒菇，其改变历史的作用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到。

在欧洲爆红之后，霍洛维茨赴美，由于战争和隐退等原因，之后他的活动较多以美国为中心。

即便如此，钢琴家早年在欧洲的影响力何等惊人，我们也能从一些记录中窥知一二。

他的两位巨匠级同行，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在各自的回忆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初听霍洛维茨的情景。

霍洛维茨造访巴黎之前，鲁宾斯坦早就成为那里的大(其实鲁宾斯坦比霍洛维茨年长了一代)。

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霍的演奏如何令自己感到震惊。

一位与他相熟的女士地说：“阿图尔，(肖邦的)《船歌》不再是你的了”。

鲁宾斯坦为此伤心。

而当他到后台拜访霍洛维茨时，后者正为“弹错了一个音”感到苦恼。

鲁宾斯坦自忖，自己也能够如此的话，倒是无憾了。

诚然，鲁宾斯坦的一大特色，便是哪怕他弹了大把错音，人们也依旧折服于演奏的魅力之下。

至于霍洛维茨，他日后也渐渐不那么在意是否错几个音了。

问题不在于错音本身，而是鲁宾斯坦这样的大钢琴家，也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演奏所惊奇!霍洛维茨的技巧之高超，已进入“恐怖的”境界。

至少在钢琴家听来，恐怕有时真的不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二战前，仍是超技演奏盛行的年代，霍洛维茨的演奏却仍可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绝不夸张。

而与此同时，他整体的音乐表现，相对于旧时代的浪漫派风格，又带着很多新的观点。

霍洛维茨取得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完全由于超技。

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风格，既是人们先前未曾领略的，又强大到让那些大钢琴家也听得晕头转向。

这方面，鲁宾斯坦坐在听众席中，心中或许还更有一些丰富的滋味。

因为鲁宾斯坦本人，也正是一位带来新风格的钢琴家。

他的演奏秉承了旧式浪漫派风格的华丽与大气，却又体现出“现代性”的端正，没有那种强烈的速度变化。

目前有人认为，鲁宾斯坦从过分缠绵的演奏风格中拯救了肖邦。

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时的肖邦演绎没有沦入悲惨的境地。

但他所带来的新风格，确实是在肖邦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因此，鲁宾斯坦的肖邦早早成为现象级演奏。

忽然间，他面对霍洛维茨的肖邦，很多东西甘苦自知。

如果说鲁宾斯坦听了那位女性朋友的话，颇有内心中箭的感受，至少我是不会怀疑。

短短数年之后，他与霍洛维茨的肖邦又将开始在美国争锋。

当时，美国听众对肖邦的热爱已到了有点奇特的地步。

而在日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的演奏，将很大地决定那里的乐迷对肖邦音乐的认识。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毒蘑菇是可怕的阴影吧。

毕竟再有几分差池，这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还不用说，鲁宾斯坦回忆中的音乐会，也仅仅是霍洛维茨欧洲征程中的一站。

当然这是重要的战役。

对一位演奏家来说，要拓展自己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比征服一座国际音乐重镇更快捷了。

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和纽约，都是必争之地。

霍洛维茨在柏林的演出非常富有传奇性。

多年后，阿劳在他的《谈艺录》中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听他演奏的情景。

当时霍洛维茨弹了肖邦全部的叙事曲和《葬礼奏鸣曲》，特的奏鸣曲，还有贝多芬的《32段变奏曲》。

“他的手臂如此僵硬，居然还能弹出这般效果来，真把我惊呆了。

”《葬礼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给阿劳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而贝多芬的演奏，他也十分喜欢。

阿劳向来以演奏贝多芬见长，霍洛维茨则不然，他承认自己内心与贝多芬并不亲近。

可阿劳还是认为，他那次的贝多芬变奏曲“弹得很好……是我听到过的最像火山爆发的演奏。

” 阿劳自幼是绝世神童，从智利到德国，钢琴家的母亲一直陪在他身边，也颇懂音乐。

据阿劳回忆，母亲从不欣赏其他人，可同他一起听了霍洛维茨之后，便对他说：“你还是回去练琴吧，他弹得比你好。

”说起来，阿劳年轻时本是个练琴狂，一天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老一辈德奥学派的钢琴家里面，他始终是最能代表技巧全面、完美的两三人之一。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霍洛维茨演奏中种种匪夷所思的东西惊奇。

霍洛维茨的演奏艺术，确实可以被称为难解之谜。

他所弹出的音色、力量、清晰和速度，很多情况下都堪称钢琴演奏的“奇观”。

而对同样身为职业演奏家的人来说，霍洛维茨怎样弹出这效果也是一个谜。

阿劳所说的“僵硬”只是一方面，不少钢琴家都会指出他的演奏方式如何“有悖常理”。

以至于一位后辈同行，对霍氏顶礼膜拜的苏联超技名家贝尔曼都认为，霍洛维茨已经走出俄国学派的范围，成为完全的“霍洛维茨派”。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钢琴家的手指。

霍洛维茨的手指总是平平地触键，不怎么抬高，不怎么弯曲，却顺滑无碍地推出之音量。

不可思议，真要看过录像之后，才完全相信他是这样弹。

阿劳一方面有超技大师的身手，另一方面又完全深入德奥一派的精髓，同霍洛维茨可说并非是一路人。

然而，面对这般前所未见的演奏，阿劳坐在台下，恐怕也不能不将其与自己的技艺相对照。

他母亲的反应也许还更能说明问题。

你了解神童家长越多，就越明白他们如何不愿意这么说了。

阿劳还是录音史上最重要的神童之一。

最终，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定居美国。

而霍氏在美国的影响，也渐渐发展为仿佛是李斯特当年在欧洲的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无比”。

听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年轻钢琴家的狂热，在如今这个缺乏巨匠的年代，已经难以想象。

可是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想起蘑菇的事情。

霍洛维茨那样自采自作，固然是不可取的，但这至少表明当时他还能以轻松的心态对待生活。

日后，钢琴家的几退几出，很多是由于压力。

他对于自己的技艺，原本就要求极高，反复磨练。

而当自己渐渐成为新时代钢琴之神的时候，霍洛维茨坚持要最高的报酬，同时也要把最好的带给听众。

他没有在荣誉中衰退，由此表现出大艺术家的品格。

但他的自我要求，有时过分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总之，霍洛维茨的艺术并未衰退，但他的隐退，又每每让我感到钢琴家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直到他晚年才解决。

倘若在定居美国的岁月中，霍洛维茨还能保持采摘蘑菇的心态，或许他的生活会变得比专注于清蒸鱼更加轻松、舒适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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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霍光不负的抚孤之恩，宁可选择“愚忠”，也不做“出格”的事。

然而，霍光不做，并不代表他的子孙就不做。

这不在时代霍光的后代就想通过夺取政权的方式，自立为帝! 汉宣帝掌握霍氏罪行后，反倒表现的很镇定自若，他先把尚书这个职务交给霍云来当，名义上是给了霍家无上的权力，但霍云和整个霍氏家族来不及高兴，汉宣帝接下来的一道诏书就给了他们。

霍云的尚书位子屁股还没有坐稳，汉宣帝就宣布，大家上疏奏事，可以不通过尚书，直奏给，并美其名曰：为官民减压。

这样做实际上已把霍云的尚书权力架空。

汉宣帝把朝中的“民事权”抓在自己手中后，接下来开始夺霍家的兵权。

他采用明升实降的方法，先是把博陵侯霍禹尊为大司马，给了他和他父亲霍光一样的官衔，与此同时，取消了他右将军的军印，封亲信张世安为卫将军，统管北方八校尉，负责京师及军事调动工作。

随后汉宣帝用这种方法，又陆续将霍氏家族在朝中掌握军政大权的成员调离了京城。

不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被与霍家有仇的官员以及汉宣帝的祖母史良娣家族及许皇后的家族所控制。

盛极必衰，失去实权的霍氏家族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此时，弹劾霍氏家族的奏章如同雪花般飞向汉宣帝，汉宣帝紧握着这些奏章，终于露出了久违了的笑容，有了这些“罪证”，摧毁霍氏家族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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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首先沉不住气的霍氏家族，先是以发牢骚的方式对汉宣帝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接着升级到愤怒，当愤怒经过积累和沉淀后，他们决定以爆发的形式夺回失去的权势。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这是一个火热无比的夏天，愤怒到了极点的霍家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会议由霍禹主持，他作为霍氏家族的接班人，会议一开始便抛出这样的观点：怎样才能从朝中夺回失去的权势? 于是乎，霍氏家族成员纷纷发言，在强烈宣泄对汉宣帝的不满时，对号入座地说该如何如何把某某某拉下水，回到原来的位置。

总之就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就在众人口沫横飞、口绽莲花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霍显说话了。

她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一张嘴就把众人给镇住了：你们个个都是，官复原职有什么屁用，如果我们不发动宫廷政变，废了汉宣帝，自立为王，我霍氏家族迟早都要玩完。

“汉朝待我霍家不薄，这样做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沉默过后，霍禹代表霍家成员弱弱地问了这么一句话。

事已至此，“老毒物”霍显只得来了个实话实说，把毒死许皇后的事全部抖了出来。

杀害皇后的事将来被皇帝知道了，霍氏家族难免遭灭顶之灾。

事已至此，霍氏家族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了，于是，接下来，会议的主旨由“争权”变成了“夺位”。

横竖都是死，不如来个轰轰烈烈，就算死也死得痛快。

会议于是奇迹般地达成了一致，密谋发动政变，步骤如下：杀丞相——废宣帝——立新皇(霍禹)。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霍家磨刀霍霍时，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计划泄露了。

谋反的消息很快就被霍家一个马夫的朋友张章知道了。

这个张章本来是来“叙旧”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接着拔腿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皇宫里跑。

结果可想而知，霍氏家族的谋反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汉宣帝的“镇压军”就到了，结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霍家围得水泄不通，打出的口号是“杀无赦”。

自知难逃厄运的霍禹和霍显相继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霍氏家族的“中流砥柱”霍禹和霍显死后，意味着霍家已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汉宣帝手中高举多年的“屠龙刀”丝毫没有留情，对霍氏家族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

诛灭霍氏家族后，霍皇后成了唯一“幸存者”，汉宣帝没有直接砍了她的头，而是以“失德罪”把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后打入了冰冷的昭台宫。

从此，庭院深深深几许，霍家千金独自悲。

直到十二年后，霍皇后终于盼来了汉宣帝，然而，汉宣帝不是来赦免她的，而是把她打入了更阴森恐怖的“云林馆”去独居。

至此，霍皇后最后的希望落空，绝望之余，在一个凄风凄雨的夜里，她以一块白绢吊死在“云林馆”。

至此，霍光一手打造的风光无比的霍氏家族，只因为他错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大无畏”的女人霍显，落得子孙绝灭的凄惨下场。

这正应了一句话：盛极必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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