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薪水?清朝为什么少清官?

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
【千问解读】
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管着云南、贵州,陕甘总督管着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总督管着广东、广西和南海诸岛。
这些总督,个个可谓手握一方重权的封疆大吏。
总督的工资 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从年间到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
清朝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还没有现在一般的白领中产挣得多。
不过别忙,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除了这一项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心红纸张银”)288两,服装补贴(“案衣什物银”)60两。
三项补贴凑一块儿,总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另外,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
清朝定例,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
像年间的陕甘总督就是一等公,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
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
那么好,120两的基本工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
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搁普通人身上,绝对是高薪,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
因为在乾隆年间,小商贩、私塾教师、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
总督的补贴 年收入不到两千两,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当然不是,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
“火耗”类似以前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县统筹,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
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可是县太爷,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这一多交,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
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按照官场惯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
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道台分一笔,知府分一笔,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巡抚分一笔,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
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把各级地方官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个补贴,就叫养廉银。
各级官员私分火耗,极可能分赃不均,譬如甲地官员心狠,火耗加征到3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火耗只征1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
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
以乾隆七年(1742年)为例,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跟湖广总督持平,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
同样是总督,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 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528两,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粮食补贴 350两(石),养廉银15000两,总共是16698两。
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所以不把它算进去。
有句老话人所共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没算他们贪污的钱。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
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
早在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
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
”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有的总督非常无耻,距李侍尧远甚,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四川人纷纷解囊,捐款汇往山东之前,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闹灾,朝廷发放赈灾款,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
”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
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
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
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
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总督的支出 可是对总督来说,每年的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因为他们的开销太大。
这里先说一项开销:聘用师爷。
从到清朝,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能力再强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让他们帮着记账、断案、草拟奏章、代写诗文、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就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时闽浙总督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当自己的师爷,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湖南巡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还有将领吴,雇过晚清状元兼著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财政饭,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
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
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管记账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管断案的,加起来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
前面咱们说过,总督比巡抚级别高,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跟康熙南巡相比,乾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皇后宫女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万、六万两不等。
”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乾隆修,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
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
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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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这才是清朝皇宫真正的样子
清末为什么撤销广东巡抚,而保留两广总督?
经过几复几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由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
最早提出要废除广东巡抚的,是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
郭嵩焘的理由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同驻广州城,权力界限太混乱,影响办事效率。
全国共有四例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还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武汉)、闽浙总督与福州巡抚同驻福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昆明。
郭嵩焘认为督抚同驻一城,就如同两个县令共管一个县,岂有不乱之理?郭嵩焘上疏是在五年,也就是1866年,此时的他已当了四年的广东巡抚。
郭嵩焘为什么会要求撤销广东巡抚?因为他和时任两广总督的瑞麟严重不对付,龃龉不断。
瑞麟对郭嵩焘颐气指使,学贯中西的郭嵩焘自然不服。
朝廷让查明实情后,对瑞麟和郭嵩焘臭骂一顿。
郭嵩焘一怒之下,辞职回了长沙老家办学去了。
但接替郭嵩焘任巡抚的蒋益澧又和总督瑞麟斗来斗去,弄得广州城乌烟瘴气。
朝廷没办法,又把二人各打五十大板。
同城督抚斗气,这让朝廷更进一步认识到,督抚同城太麻烦。
但是,当时朝廷刚平定,两广形势还太稳定,暂时不具备撤销广东巡抚的条件。
又过了24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外交家薛福成再上折请撤广东巡抚折。
薛福成的理由和郭嵩焘差不多,认为同城不应该同时存在总督和巡抚。
二人虽然互相监视,可保朝廷直接控制,但互相争老大,弊端太多。
由于广东巡抚在级别上要低于两广总督,所以郭嵩焘和薛福成都认为应该省巡抚而留总督。
有清一代,上述四个总督与同城的巡抚关系向来比较麻烦。
同城督抚互相绊马腿的事多到数不过来,这确实成了朝廷重点考虑的大问题。
在变法后的1898年,下了懿旨,询问大臣:撤掉广东巡抚(同时还有湖北巡抚、云南巡抚),是否会对各省造成不利影响,你们赶紧商量。
礼亲王世铎等人则认为巡抚不可撤,说总督管军事,巡抚管民政,各不相干。
互有矛盾完全是督抚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并非督抚同城所致。
另外,粤、鄂、滇三省地形、人情复杂,总督管不过来,由巡抚管理比较合适。
慈禧采纳了世铎的意见,放弃了撤销三省巡抚的计划。
世铎为什么反对撤销三省巡抚?很简单,撤了这些人的官,他们怎么发财?反对变法的多是守旧派,他们自然不想丢掉铁饭碗。
而慈禧是守旧派的总头子,当然要站在守旧派官僚一边。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已入膏肓,必须改变才有活路,慈禧也要做点表面文章。
慈禧同意了撤销云南巡抚和湖北巡抚,但广东巡抚暂时保留。
何之?因为广东“盗贼”遍地,而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西有事回不来。
所以,先留广东巡抚张人骏,暂代总督,在广东“剿匪”。
撤销广东巡抚,也有一层派系上的原因。
三点:一、有时两广总督是淮军系,而广东巡抚则是湘军系,两派明争暗斗。
二、有时两广总督是满臣,广东巡抚则是汉臣,双方又是台面上下一番乱斗。
三、清末朝廷对地方上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朝廷撤销几省巡抚,就是要试探自己的远程控制力还有多少。
一年后的六月,张人骏调到山西任巡抚,广东巡抚就空缺了下来。
撤销广东巡抚本就是定好的事情,只不过当时有情况,暂时保留而已。
张人骏离任广东巡抚,就没必要再任新巡抚了。
但从岑春煊的态度看,他似乎不是特别赞成撤销巡抚。
没有了巡抚,岑春煊就要军事(总督)、民政(巡抚)一肩挑了,连喘息的空都没有,太累了。
不但是岑制军累了,他所效忠的大清也累了。
几年后的1912年,累倒的大清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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