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福晈有着怎么样的为政举措?阮福晈为什么要禁止天主教的传播

1829年,阮福晈参照的职官制度,重新制定官员品阶,设立九品十八级职官制度。
自一品至九品,每品分为正
【千问解读】
1829年,阮福晈参照的职官制度,重新制定官员品阶,设立九品十八级职官制度。
自一品至九品,每品分为正、从两级;又设立内阁,任命各部院的三四品官入阁,管理国家事务。
1831年,嘉定总镇黎文悦死后,阮福晈下令废除了北城、嘉定两个总镇之职,并参照清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的27个镇改为31个省,各省以下依次设立府、州、县、总、社这些行政单位。
在嘉隆帝时代,镇的官员多由武官担任,可以管理镇中的军民事务,因此各地的镇守、留镇有实力抗拒朝廷的命令。
阮福晈改镇为省之后,设置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领兵等职,由朝廷派遣。
此外,又派遣朝廷大员前往重要的省份担任总督之职(与清朝类似,阮朝的总督也管理两三个省。
不过越南的一省,实际面积只等于中国一县。
),其地位居于巡抚之上,负责考察官吏、维护疆界。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阮福晈施行的政策,任命当地酋长为知州,并派遣流官监督内政。
1934年,阮福晈参照的枢密院和清朝的军机处,设置机密院。
机密院之职由四名四品以上的大臣担任,其属下官僚有员外郎、主事、司务、编修,由各部、各院选出充补。
1836年,鉴于北城各地贫富差距悬殊、官僚、百姓好赌博和铺张浪费,明命帝接受裴茂先的建议,训导百姓,并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官员豪强。
他颁布了《十条圣训》以训导百姓。
另一方面,又在北城各地设立养济所(相当于福利院),将鳏寡孤独残障人士接至养济所居住,由朝廷供养其生活。
1839年,阮福晈制定各品级官员的年俸、春服钱标准。
为了防止官员贪污,阮福晈又从清朝引入了养廉银制度。
经济制度 赋税 在经济赋税上,阮福晈与其父定下的制度并无太大差别。
只不过之前嘉隆帝给予嘉定城“裁决诉讼、自行任免官员”的权力被阮福晈收回。
1836年,阮福晈派遣官员来到嘉定城,丈量土地并征收丁税、田税、关税。
币制 阮福晈在位期间,铸有“明命通宝”小平铜钱,并开始铸造美号大钱。
美号大钱铜质,正面钱文“明命通宝”,背面选儒家经典中的文字为铭文,有四字和八字者,十分稀有。
另一方面,阮福晈及其父嘉隆帝均大力推广越南独有的锌钱(也称白铅钱),份量沉重,价值甚低,可谓劣币中的劣币,因此阮福晈宣称:“铅钱之用,富户既不敢私藏,而邻国来商者又不敢带回。
此钱流通非但利于民,亦利于国,乃自然只利也”。
文教制度 改革 阮福晈在位期间,也对越南的科榜制度进行了改革。
嘉隆帝在位期间,越南仅有乡试而已。
阮福晈继位之后,全面恢复了科榜考试。
1822年,阮福晈下令开会试、庭试以选拔进士,改原先六年一次的科试为三年一次。
1829年,又命中格但不及分者可中副榜。
不过,阮福晈也发现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众多弊病。
阮福晈认为科举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学术研究的条条框框,且使士人迂腐而功利,对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但科举制度已经,且阮福晈又一时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只能逐步进行改革。
明命帝说:“自古科举误人至深。
朕以为文章无一定之规。
而今科举之文仅拘泥于腐套,互相夸耀,各立门户,人品之高下观乎于此,科场之取舍亦决定于此。
如此治学,无怪乎人称日益拙劣。
然集习成规,遽难改变,及后宜徐图变之。
”他首次废除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目,并声称以后永不设立这种荣誉。
弘扬儒学 阮福晈,擅长汉文诗,精通儒学,崇尚,撰有诗集《御制剿平南圻贼寇诗集》、《御制诗集》两本。
阮福晈致力于推广儒学,在位期间,文庙遍布越南各大城镇,每逢春天、秋天举行都会为举行隆重的祭典。
他又设立国史馆以编纂国史,并下令奖励者。
明命年间,越南涌现出潘清简、黎光定、郑怀德、潘辉注、龚文曦、黄公才、阮廷正、武文镳等儒学大家。
《嘉定城通志》、《历朝宪章类志》、《开国功业演志》等书都是明命年间编写的。
在阮福晈的大力推广下,越南的儒学氛围再一次兴盛起来。
阮福晈非常重视儒学教育,他规定越南七八岁儿童就读蒙学时,塾师首先要教授忠、孝两经,以及的《小学集注》;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
1835年,阮福晈还诏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的《小学集注》等书大量印行,同时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能广泛流行于越南境内。
推广汉文 1839年,阮福晈曾以属国国王的身份,奏请中国清朝的道光向越南颁发《字典》,以便越南人可以学习汉语,并规定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要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用喃字。
不过,阮福晈在宣扬汉文文学的同时,也对喃字文学进行打压。
这些喃字文学作品多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因此被知识分子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之作。
虽然阮朝的士大夫中流传着“男不看《潘陈》,女不看《翠云翠翘》”之语,但这些喃字文学作品依然受到百姓的喜爱。
军事制度 阮福晈时代的兵种分为步兵、水兵、象兵、骑兵、炮兵五种。
步兵分为京兵和奇兵。
京兵为防守京城的兵,编制上分为营、卫、队三级。
每营五卫,每卫十队,每队五十人。
每卫拥有两口神功大炮、两百支鸟枪、二十一面旗。
京兵有时候也会外派到各省。
奇兵则是各省的军队,分为奇、队两级。
象兵的编制为队,每队有四十头战象。
水兵共十五卫,分为三个营。
阮福晈非常重视海面的防御,因此水军经常演习。
虽然阮福晈重视军事,但朝廷重文轻武,各地官员对于军事演习往往敷衍了事。
当时的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兵册中人数众多、实际兵员不足的现象;且军事器械比较陈旧落后、士兵训练不足。
阮福晈虽知晓此情,但却无法遏止,这显现出阮朝军队逐渐衰败的迹象。
宗室制度 设置宗室管理体系 1836年,阮福晈令黄公才编纂《本朝玉谱》。
在自己后裔的命名上,采用的是“帝系诗”,要求直系后代的命名采用以下排行:“绵洪膺宝永,保贵定隆长,贤能堪继述,世瑞国嘉昌。
” 而对每一个辈分名字命名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按照如下的偏旁部首取名: “绵+宀,洪+亻,膺+礻,宝+山,永+玉,保+阜,贵+亻,定+言,隆+扌,长+禾,贤+贝,能+力,堪+扌,继+言,述+心,世+玉,瑞+石,国+大,嘉+禾,昌+小。
” 而对于嘉隆帝其他儿子的后裔,阮福晈下令,由他们家族各自制定“藩系诗”以规定辈字。
同年,阮福晈下令设立宗人府,设置官员以管理皇族内诸事。
不过阮朝远支旁系宗亲众多,于是在郑怀德、黎质等人的建议下,阮福晈下令将从阮淦至阮福淳之间数代阮旁系子孙的姓氏全部改为宗室氏,并将他们从宗人府的名册上除名。
之后的绍治年间,宗人府改名“尊人府”,宗室氏则改名“尊室氏”。
虽然尊室氏被宗人府除名,但他们仍自称是阮福氏后裔。
例如,尊室说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说”(正因为尊室氏仍旧自称阮福氏,因此清朝方面往往将尊室氏与阮福氏混为一谈。
例如清朝方面的史料将尊室说称为“阮福说”——《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尊室永??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永?”。
此外,明命帝又制定“仲讳”(越南语:Tr?ng húy/仲讳),要求后世的君主按此顺序为自己取仲讳: “暶时升昊明 昪昭晃晙晪 智暄暕晅? 晊晢曣曦?” 如绍治帝的仲讳为阮福暶,嗣德帝的仲讳为阮福时,协和帝的仲讳为阮福升……依此类推。
民间避讳时,既要避“仲讳”,又要避皇帝的讳的最后一字。
宗教制度 禁止天主教传播 1825年,法国传教士罗热洛(Rogerot)乘坐泰蒂斯号(Thétis)来到沱灢港(今岘港),在各地传教,这引起了阮福晈的高度关注。
不久,阮福晈下达禁教令,声称:“西方之道为左道,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故应严禁之,以使吾民信奉正道。
”又命令各地官员严格盘查入境的外国船只。
嘉定总镇黎文悦上书阮福晈,希望放宽对基督教的政策,阮福晈便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召到顺化,将他们禁锢在顺化皇城里,让他们翻译法国书籍,以防止他们外出传教。
同年,又下令全国天主教徒必须放弃信仰,并奖励捕获传教士的人。
在黎文魁之乱中,越南的天主教徒公然参与叛乱,并且还声称拥立阮福美堂为越南国主,使阮福晈更加深切感受到天主教徒对其皇位的威胁。
自1834年至1838年,阮福晈打压天主教的情况达到了高峰。
据教宗利奥十三世于1900年5月7日公布的公函《最强壮的勇士们》,阮福晈在任期间,越南方面的天主教殉道者人物,多数为1838年被阮朝政府处决。
纵观越南阮朝诸君主中,以阮福晈及其孙嗣德帝阮福时对禁止天主教的态度最为严厉。
正因为禁教的严厉态度,阮福晈在西方世界常常以暴君的形象登场,被誉为“东方的尼禄”。
对外关系 占城 占婆贵族阮文承趁黎文魁叛乱的机会,乘机发动罗奔王起义,要求恢复自治,最终起义失败,占族人的领土再次被越南人占领。
明命帝更在越南境内实施改土归流,派遣流官治理原属占城国的“顺城镇”(Thu?n Thành tr?n),占城国彻底灭亡。
因受黎文魁的牵连,阮文承以谋反罪被处以凌迟极刑。
哀牢 1826年,万象王国国王昭阿努(阿弩)起兵反抗暹罗的统治,哀牢各地的酋长也纷纷举兵响应。
昭阿努率军攻打暹罗的呵叻府、北标府,但被暹罗击败。
翌年,暹罗国王拉玛三世派遣博丁德差攻破万象,将城市洗劫一空。
昭阿努只得向越南求援。
阮福晈同意了这个请求,派遣潘文璻经略边务大臣前去救援,又派黎德禄、阮公近率兵三千,从乂安出发,经镇宁府前去,迎接昭阿努到乂安。
1828年,昭阿努声称实力已经恢复,希望收复万象之地。
阮福晈便派潘文璻为经略大臣、阮文春为副大臣、阮科豪为参赞,率兵三千,经镇宁攻打万象。
但事实上这三千士兵持观望态度,坐视昭阿努成败。
昭阿努再次被暹罗击败,向阮朝朝廷请求支援。
阮福晈拒绝了他的要求,派兵防守边境。
昭阿努被镇宁酋长昭内擒获,献给暹罗。
随后,暹罗又进攻哀牢各部落,哀牢各部落不满,向阮朝求救。
阮福晈派范文典经理甘露诸事,黎登瀛为参赞军务,支持哀牢各部同暹罗对抗。
博丁得差见越南军队强大,撤兵归国。
昭内便要求内附阮朝,阮福晈封其为镇宁防御使,指使昭内带着人丁册、田亩册上呈阮朝。
以其地置镇宁府(今老挝川圹省),下辖七县。
哀牢各部落为求自保,纷纷内附阮朝。
阮福晈又以同样手法,在这些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封部落酋长为土官,将边境向西扩展,一直推进到湄公河岸边。
明命年间,越南侵占了哀牢三分之二的领土,在哀牢设置有七个府,分别是镇靖府(今万象)、镇蛮府(今华潘省)、镇边府(今华潘省)、镇定府(今甘蒙省)、乐边府(今沙湾拿吉省)、镇宁府(今川圹省);又设置甘露九州,划归广治管辖。
真腊 在阮朝建立前,真腊已受到暹罗和广南国两者多年的蚕食,国弱民贫,正步向和占城国一样沦亡的后尘。
1834年,阮福晈乘黎文魁叛乱之机,以“保护”真腊为名,派遣大将张明讲侵占真腊。
此后张明讲驻守南荣城(今柬埔寨金边),以监督真腊内政,安江巡抚黎大纲又建立安蛮堡以驻守军队。
同年,真腊国王安赞二世病死。
因其无嗣,张明讲奏请立其女安眉女王为“玉云公主”,以荣龙、罗坚代掌国印,张明讲、黎大纲权监国事。
安眉虽为女王,实权完全由张明讲、黎大纲掌握。
此后,越南在真腊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将真腊首都金边改称为镇西城,设置了32府2县,委派越南文官直接管治真腊地区。
由于越南阮朝一直视真腊、暹罗等国为未开化的蛮夷,因此阮朝首先援引占城国旧例,在真腊地区厉行越南化政策。
真腊人要改汉姓,写汉字,将真腊各地方换上汉语名字。
将真腊的军队按越南编制改制,军官全由越南人担任。
在以真腊人为主的守备军中,又安插装备先进的越南籍官兵。
每当发生战争,便让真腊籍士兵冲在前面,由配备枪支的越南籍士兵在后面压阵。
越南阮朝亦逼使真腊百服蓄发,以及采用越南百姓的风俗习惯,包括真腊百姓需要穿着褐色或黑色的交领布衣和长袍,真腊本地官员必需穿戴越南官员的纱帽圆领,并强制真腊男子梳越南人的发式,像越南男人般蓄发绾髻。
另一方面,对于真腊百姓信奉的上座部(亦称南传佛教),越南阮朝亦对其不抱好感,下令逼使当地僧侣还俗,也下令毁坏上座部佛教的寺庙。
1840年,阮朝更是派遣黎文德为钦差大臣,尹蕴为副大臣,在真腊征收税收、丈量土地、监督贸易,协助张明讲直接统治真腊。
大量越南人涌入真腊耕田,驱逐并侵占了真腊人的土地。
1841年,张明讲为断绝人望,又将安眉掳往嘉定(今越南胡志明市),荣龙、罗坚流放到北圻。
阮朝对真腊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真腊人的不满,僧侣、贵族、百姓等纷纷起兵争取复国。
张明讲、黎文德不时领兵讨伐真腊境内叛民,但真腊人的起义仍此起彼伏。
在得知安眉女王被掳到嘉定之后,流亡暹罗的东(匿螉□,虫+敦),在暹罗军队的支持下回到真腊,发动反对阮朝的起义。
阮福晈又派遣阮公著、阮进林率大军进入真腊,但仍无济于事。
西方列强 与父亲嘉隆帝阮福映不同,阮福晈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从开始只是表面上的热情,到晚年逐渐持排斥态度。
嘉隆帝阮福映在位期间,出于对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援助阮朝的回报,允许法国人在越南境内通商传教,并且聘用援阮的法国军官为大臣。
不过,虽然阮朝复国很大程度依靠法国人的力量,但嘉隆帝仍然对法国人存有戒心。
嘉隆帝在临终前嘱咐阮福晈,要求他尊重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但不要给予他们任何优待。
可见阮福映在提防法国人之余,亦提醒明命帝避免彻底得罪法国人。
1818年,担任“掌奇(“掌奇”是越南士族中第二等士族、军官。
)”的法藉大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越南名阮文胜)获准归国休假三年。
1821年,沙依诺被法国政府委任为法国驻顺化的领事和法国的全权钦差大臣,带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国书重回越南,求见明命帝阮福晈,洽谈通商之事。
阮福晈热情接见,表示愿意缔结通商条约,但前提条件是前来贸易的法国人必须遵守越南法律。
1822年,法国军舰“克丽奥佩特拉”号(La Cléopatre)驶入沱灢港,舰长埃里奥(Courson de la le Héllio)携带礼物,委托沙依诺说情,要求面见阮福晈,但遭到阮福晈断然拒绝。
沙依诺对自己未能跟越南签订通商条约感到灰心失意,于是与另一法籍大臣菲利普·瓦尼埃一起在1824年辞职归国。
沙依诺与瓦尼埃走后,阮福晈对法国的态度逐渐冷淡。
1825年,法国派遣海军上校布甘维勒率领“泰蒂斯”号(Thétis)、“希望”号(Espérance)军舰来到沱灢港,再次要求进行通商。
阮福晈派人赐予他礼物,并以朝中无人通晓法语为由,拒绝接见。
1826年,法国派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的侄儿欧仁·沙依诺(Eugène Chaigneau)法国驻顺化领事一职,但明命帝不予承认。
1829年,法国领事欧仁归国,法越两国变相中止了邦交。
此后一直到1858年,越南境内几乎没欧洲人的踪影。
1832年和1836年,美国总统派遣艾德蒙·罗伯特(Edmund Robert)两次来到顺化,希望同越南建交。
不过都被明命帝拒绝。
不过阮福晈也对欧洲的科技事物表现出了极大好奇之心。
1834年,阮福晈得知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之事,又下令开设“水火记济车厂”,成功制造越南历史上第一批蒸汽机车。
明命年间,越南的资本主义进入萌芽阶段。
此外,当他知道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后,立即让法国藉家庭医生让·马里·德斯皮奥(Jean Marie Despiau)为皇室宗亲接种疫苗。
明命帝有意借着以上举措,了解当时欧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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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妇女都在做什么?有着怎么样的社会地位
众多壮丁加入爱国军参与战斗,而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儿则留守家中务农经商。
一些留守的妇女没有赖以生存的农场或商店。
不少城镇出现大批这样的留守贫困妇女,偶尔她们会领导抗议物价上涨的运动;也有一些饥饿的妇女会发起街头暴动,抢掠食物。
在其他地方(在新泽西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妇女们因不堪为英军驻扎部队提供大量的食宿支出而奋起发动反击。
美国革命 然而,并非所有妇女在男人奔赴战场时都留在后方。
部分妇女涌入爱国军的军营,与她们的亲人并肩作战。
这种情况有时出于自愿,但通常是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或是敌人(及英国兵带来的天花和痢疾)的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
乔治·从未正眼看待这些女性“随营者”(camp followers),认为她们扰乱军纪、分散精力(尽管他的妻子玛莎曾于1778—1779年的冬天在福吉谷陪他度过寒冬)。
其他军官对于营中妇女更为敌视,他们不停地抱怨,表现出对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担忧(也许还因为这些妇女普遍是下等出身)。
曾有人以极度反感的口吻写道:“她们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满头汗珠,背着行囊,所到之处叽叽喳喳聊个不停,时而放荡地尖叫。
”但是,实际上这些妇女对于军队价值重大。
那时,军队的补给系统与后勤服务尚未健全,妇女的参与对军队助益良多。
她们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并承担了做饭、洗衣及护理等重要职责。
妇女的活动并不只局限在传统的女性工作上。
艰苦的军营生活使得传统的性别界限难以维持。
相当多的妇女(至少是阶段性地)加入到战斗中,其中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水罐莫莉”(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提着大水罐给前线战士送水)。
莫莉亲眼看到丈夫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当即操纵野战炮替代了他的位置。
一些妇女为了能上战场甚至女扮男装。
战争结束后,士兵及随营者自然都返乡了。
在和平时期,战争的经历对于社会(或妇女们自己)如何确定女性地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然而,独立战争的确在某些方面唤起了当时人对妇女问题的重新思考。
对自由与人权的重视也让妇女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1776年给丈夫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句,我想一些新法律的制定必然有你的参与,希望你多替女性想想,比我们的先人更慷慨地关爱女性。
” 美国独立战争 亚当斯夫人所呼吁的只是在小范围内扩大妇女权利,她希望妇女能受到新的保护,免遭男人的暴力和虐待。
一些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18世纪后期著名的散文家,于1776年写道,女性的头脑并不比男性差,因此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拥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一些政治领袖(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呼吁对于女性受教育权利及其他女性改革运动的支持。
18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生就“妇女能否在地方、帝国和共和政府参政”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新的共和国已经打破了许多陈规旧俗,妇女地位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又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即便如此,也少有具体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中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实践。
在英国民法治理下的殖民社会,未婚妇女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如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可以签约等),但一个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她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独立赚钱。
她所拥有的和所赚取的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丈夫。
她对孩子没有法定权利,而孩子的父亲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之主。
由于已婚妇女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权,她们不能参与任何法律活动(如买卖,上诉或被诉,书写遗嘱)。
她们没有投票权,在多数州妇女也无权提出离婚—离婚几乎都是男人的权利,尽管在南部多数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
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婚姻十分幸福)呼吁她的丈夫勿让“无限权力掌握在丈夫手中”,其用意也正是由于妇女的此种地位。
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改变这些法律习俗。
尽管在某些州,妇女离婚确比以往变得容易些了。
在新泽西,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此项权利于1807年被废除了)。
除此之外,很多方面的发展却是只退不进,例如妇女无权从前夫财产中讨回嫁妆。
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女性失去生活支柱,而这也是女性日益要求教育权的原因之一:必须寻求一种方法养活自己。
换句话说,独立战争远远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父系结构,反而强化了它。
对于妇女和男人应该各司其职这种观念,很少有妇女提出质疑。
多数人承认她们的价值限于家庭之中。
阿比盖尔·亚当斯在请求丈夫“不要忘记女性”的信中还迫切要求他“把我们当成上帝所创造的人一样看待,在你们的保护下,像上帝一样利用万能的力量为我们带来幸福”。
然而,战争确实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带来了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影响。
过去,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不比佣人高多少,男人和妇女都认为妻子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在家中的作用远不及丈夫重要,而独立战争使男女双方重新考虑女性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 这种现象的一个成因就是妇女参战的事实,还有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及战后人们对美国社会生活的重新审视。
共和国在寻求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开始重视女性的母亲身份。
正如许多美国人所坚信的那样,这个新的国家正在孕育崇尚自由原则的新公民,所以母亲承担着将后代培养成具有优良品质的共和国公民的重大责任。
妻子远没有取得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但她们的思想、利益和家庭地位日益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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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伯恩斯坦有着哪些轶事典故?他对世界音乐有着什么影响
1939年,他以荣誉学生的身份毕业后,来到纽约,试图在大都会一展才华。
起初他为一些夜总会和舞蹈伴奏,但很快结识了一些音乐界的名流,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阿朗·柯普兰(Aaron Copland)。
柯普兰成为伯恩斯坦的导师和情人,而伯恩斯坦后来也成为柯普兰的交响作品的权威诠释人。
在同一年,他进入费城的科特斯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师承当时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指挥福利茨·莱纳(Fritz Reiner)。
1940年夏,他应邀加入伯克郡音乐中心,跟随赛格·库塞维茨基(Sergei Koussevitsky)学习指挥。
在这段时期,伯恩斯坦曾经与一名音乐系的学生相爱同居,但那位学生后来选择了结婚生子的道路,这使伯恩斯坦悲痛异常。
虽然他一生中都在寻找与他有着共同语言的艺术知己,但往往在肉欲的追求中不可自拔。
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象托斯卡尼尼一样,只是重复演奏那么五十首作品,那么我会烦闷至死。
”他在情爱方面的态度也是如此。
库塞维茨基听说了伯恩斯坦的一些传闻,戏称他为“莱奴莎”。
他曾经对伯恩斯坦说:“我的老朋友柴可夫斯基是个同性恋者,我的朋友科普兰是个同性恋者。
莱努莎,我听说你也是。
”然而,伯恩斯坦明白这位恩师并不希望他承认这一点,于是就矢口否认。
两年后,库塞维茨基任命伯恩斯坦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
1943年,著名指挥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因病不能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由伯恩斯坦临时顶替。
这场演出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赞誉,《纽约时报》在头版报导了音乐会的成功,各大乐团的邀请函也随之而来,伯恩斯坦开始在美国乐坛崭露头角。
也在此时,来自智利的女演员费丽西亚·蒙提莱格勒(Felicia Montealegre)疯狂地对伯恩斯坦发起了爱的进攻,而伯恩斯坦对此却是顾虑重重,不止一次说自己不可能成为好丈夫。
他深深地为同性所吸引,但又希望通过婚姻使自己显得有头有面。
电影一般的英俊外表和卓越的艺术才能使许多潇洒男士倾心于他,每次音乐会后总有一大群年轻男子尾随其后。
即使与费利西亚结婚后,伯恩斯坦的情场风流也未有过丝毫收敛。
柯普兰有一次戏问道:“你知道那一百名乐手都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奇怪你如何能够坦然地走上指挥台?”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相继创作了音乐剧《在镇上》(On the Town)、《塔希提的麻烦》(Trouble in Tahiti)、《奇妙城镇》(Wonderful Town)、《康迪德》(Candide)。
1954年,他以人类历史最早的同性爱情篇章──的《会饮篇》为题材,创作了《为小提琴、弦打击乐所作的小夜曲》,由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sac Stern)担任首演的独奏。
1957年,他与舞蹈家杰罗姆·罗宾斯(Jerome Robbins)合作,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音乐剧《西区故事》,讲述了暴力和冲突如何拆散来自一对不同社区的青年男女。
活泼而抒情的音乐,加上奔放的舞蹈涉及,使《西区故事》成为百老汇的经典节目,不仅世界上每天至少有一家剧院上演该剧,而且《玛丽亚》(Maria)和《今宵》(Tonight)等唱段成为横跨古典和流行音乐领域的经典爱情歌曲。
1951年至1956年之间,伯恩斯坦担任了布兰德斯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作曲。
与此同时,他借助电视的普及,以音乐教育家的身份举办了系列电视讲座《为年轻人的古典音乐》,该节目获得电视艾美奖,并成为古典音乐教育的经典教材。
虽然柯普兰在私下曾对朋友说,伯恩斯坦之所以结婚,无非是为了想拥有一个象费丽西亚那样的“花瓶夫人”,但费丽西亚对伯恩斯坦的确一往情深,并为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在家相夫教子。
儿女成群给伯恩斯坦带来了无限欢乐,而他也尽一切努力成为称职的父亲。
费丽西亚是名民权活动家,伯恩斯坦也跟随她参加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寓所为黑人激进民权团体“黑豹”(Black Panther)举办招待会,而且去狱中看望那些被关押黑人领袖。
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将他列入了黑名单,直到他去世后才停止跟踪。
1958年,年届四十的伯恩斯坦成为纽约爱乐乐团有史以来第一位的音乐总监。
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许多作品成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王牌录音。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还相继担任过西欧和以色列许多著名乐团的客座指挥。
获得了芬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等国颁发的文化奖章。
1981年,他成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院士,并于两年后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荣誉成员,还于1987年获得伦敦爱乐协会的金质奖章。
在他去世前两年,他成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的荣誉指挥。
1976年,看到儿女长大成人时,伯恩斯坦决定与费丽西亚分居。
这一年12月,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萧斯塔科维奇的第十四交响曲。
萧斯塔科维奇是在死亡的阴影中完成这首作品的,这使伯恩斯坦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
他在音乐会开始时,花了十五分钟谈论了自己的感触: “在研读这首作品时,我领会到:当死亡降临时,艺术家必须抛开一切原先束缚着他的羁绊,在完全的自由中从事创作。
我认为自己也应该如此。
从今日起,我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 那时伯恩斯坦已经与一位名叫汤姆·考斯兰(Tom Cothram)的男士维持了25年的恋情,他称考斯兰为“我所有艺术创造的灵感来源”。
1976年,为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伯恩斯坦率领纽约爱乐乐团在全美和欧洲举行了为期六周的巡回演出,考斯兰作为他的旅行秘书随行。
两人一同周游巴黎时,宛若王尔德与恋人博西再世。
考斯兰对于伯恩斯坦创作声乐套曲《歌之节》(Songfest)影响甚大,该作品就是以美国同性恋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为唱词。
两人还尝试过共同生活,但由于作息规律不同而作罢,随即友好地分了手。
在此之后,伯恩斯坦结识了黑人空中先生克里斯·巴涅斯(Chris Barnes),开始了又一场热恋,并资助巴涅斯完成了法律学业。
1977年,费丽西亚被诊断患了肺癌,伯恩斯坦回到她的身边。
两年后,费丽西亚告别人世,伯恩斯坦悲痛万分,他录制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并以妻子作为唱片的封面,以表纪念。
八十年代中期,艾滋病的猖獗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伯恩斯坦积极投入艾滋病预防的宣传中,以表“迟到的道歉”。
他以自己的显赫声望召集了全球最著名的古典音乐家,举办多场义演,为艾滋病组织筹款。
1989年,他拒绝接收布什政府授予的国家奖章,以抗议国家艺术基金以查禁色情为名取缔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公开展览。
1989年,在伯林墙倒塌后不久,伯恩斯坦在伯兰登堡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并将最后一个乐章的《》改成《自由颂》,以庆祝德国的统一。
他原定在该年率领纽约爱乐乐团来中国举办亚洲音乐节,但由于中美关系恶化而未能成行,他为此深感遗憾。
1990年,伯恩斯坦在纽约去世。
伯恩斯坦是个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
他曾戏笑说自己是个“富裕的指挥家和贫穷的作曲家”,因此他在指挥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各方面中最出色的。
他倾向于在指挥中自由地融入个人的理解,仿佛自己曾经参与了作曲。
在许多音乐家依靠录音器械来呈现理想演奏效果的同时,伯恩斯坦却偏好现场录音,虽然瑕疵时而可见,但这种即兴演奏也带来了较强的真实感,而观众在场也使他迸发出庞大的激情。
聆听他指挥的交响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并不死扣乐谱,而是著意让作品的深邃内涵尽可能地外溢,表现出一种极度哀婉的美感。
他为德意志唱片公司灌录的马勒交响曲全集地体现了这种风格。
当他把这种不合常规的演绎用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时,拉长的弦乐会让马勒迷感到一阵惊喜。
然而,当他将同样的风格用于柴可夫斯基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时,这种“尽诉心中情”的超长演奏所造成一种处心积虑的举步维艰的效果,却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压抑感。
伯恩斯坦深知自己的演绎风格不可能取悦每一位评论家或听众,也有些人士认为他过于煽情,犹如一位同性恋易装者的夸张表演。
他只是一笑打过:“你就把它当作是艺术家的一种随心所欲吧。
”然而,这种随心所欲所附带的欢乐与苦痛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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