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时期，有哪些高高在上的士族大家？

明朝荆王原设于江西建昌。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蕲州奉命建荆王府，府址在州治城内麒麟山西北麓。

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荆宪王朱瞻堈(的第六个儿子，曾孙)迁至蕲州城，传十世。

从那一刻开始的200多年间，历代荆王在蕲州生活，网罗天下骚客，喝酒吟诗作赋。

明嘉靖《蕲州志》载：“其城周围九里三十三步，一千一百三十丈，高一丈八尺，城门六座，城上串棂九百九十间。

”“夜市千灯照碧云，犹自笙歌彻晓闻”。

荆王府喧热繁华的盛景可见非同寻常。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明仁宗第六子朱瞻堈被封为荆宪王，先就藩于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在那里住了17年，因“宫内有巨蛇，自梁垂地，或凭王座，瞻堈大惧，请徙”。

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荆宪王迁建王府于蕲州麒麟山南。

为建荆王府，拆掉大量民房，搬迁地方官署，在麒麟山西麓(即现在的中学、化肥厂、瓷厂、粮食储备库等多家单位及大片民房地)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宫殿： 王府的平面布局坐北朝南，略呈长方形，东至今化肥厂饭堂，西至江边今钉丝厂，南到文明门即现在的南门高塆，北抵今蕲州财政分局。

所用材料一律用特制的“王砖”砌筑，王城通高近二丈。

王府门前辟有官道，现今的“官井街”亦为当时进出西门的官道之一。

此条街道现今还留有“官井、官塘、鼓楼、魁星楼”遗迹。

王府西南入口处，原有六柱五间和四柱三间汉白玉牌坊3座，呈品字型排列，该组牌坊结构奇特，设计建造伟岸俊秀，堪称“蕲州九十九座牌坊”之首。

牌坊主柱上祥云盘龙，浮雕工艺精湛。

坊上横额原有“荆藩帝室”四个大字，随着岁月的流逝，风雨的侵蚀，四个大字在垮塌之前已模糊不清。

在六柱牌坊的前面，一块高近2米、宽0.8米的“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巨碑耸立，只可惜，此巨碑也和牌坊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用作了房基的材料，现在，六柱牌坊的坊基仍清晰可见。

进入六柱牌坊的北面是人工挖掘的一口大塘，即现在的“墩子塘”。

池塘上架有三座石拱桥，通道南低北高，进荆王府似有步步登高之意。

在进府第前，还要过一巨大的门槛，此门槛南北两头用汉白玉雕刻龙首形，中间用石灰、糯米、桐油将一铜制门槛进行浇筑固定，金光灿灿，故此人们习惯将此门槛称为“金门槛”。

此门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横亘于荆王府大门前，每逢大年初一，老人们还经常带着孩子要跨“金门槛”，祈愿一年富贵吉祥。

经过牌坊、拱桥，跨过“金门槛”，才进入王府。

王府内原有前、中、后三座大殿，三大殿的后面，是荆王府花园，分东花厅、西花厅。

两侧则有儒学、文庙、武庙、守备署、州衙、进膳厅以及三宫、沐浴、更衣、良医所等场所。

荆王府内，处处红墙碧瓦，画栋雕梁。

王府人数达到千人，蕲州(含黄梅、广济等县)的课税收入60%都归入荆王府的囊中。

荆王府在明朝皇室宗亲中，当是地位很高的，其子女未世袭封为荆王的，均分封男为郡王、女为郡主，而这些郡王、郡主只是食地之禄，并无政事可做，但他们享有除理政外和荆宪王一样的优厚待遇，其府第配置侍从、医官一应俱全。

当王位传到第10代荆王朱慈烟手中时，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二十六日夜，率轻骑二百人，自广济冒雪奔袭蕲州，因荆王府将校暗通张献忠，使张献忠部很快缘梯上城，冲进王宫州衙，督将士捕获和杀戮官绅及荆王宫眷，杀人无数，仅典籍中有名姓可查者达196人(不含死于战难者)，其中李时珍家后人自李树初(李时珍孙)以下死9人。

张献忠还将30多所王府和州衙等60多处古建筑物全部焚烧。

张献忠之乱，结束了荆王在蕲州198年的历史。

荆王府遗址方圆近千亩，尚存留有殿堂、牌坊多处;相传荆王府内“官井九十九口”，至今仍有多处官井尚存。

散落在荆王府地段的石础，随处可见，最大的几块柱础直径均超过1米，朝阶中央雕刻有龙形图案的大石块残件仍散落在路旁。

还有那随处可见的破砖碎瓦和残碑断碣，让人们猜想到荆王府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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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俗称的“坐牢”，有个比较正式的称谓，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现有刑罚中较为常用的一种。

即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并监禁于一定场所的刑罚。

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国规定不一。

中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

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死刑缓期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有期徒刑2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不得少于13年，也可延长到20年。

相对于动辄数年、十数年的有期徒刑，比较一下唐宋时期的司法状况，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过两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几年，不过几个月就把他放了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的法律文献，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徒刑，他们的刑期最高都不超过三年。

徒刑以三年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为五个刑法等级。

为什么呢?一是受当时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寿命普遍不高，能活过四五十，已经算是长寿了，一下子判个十几年，很有可能大多数都老死狱中了，客观上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二，古代不像现在一样人力资源及其低廉，当时人口总量并不多，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用于生产和耕作，如果大面积长期地拘禁起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古时候的刑罚目的是为了让犯人知错，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法定刑期较短，给予犯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道犯错以后的严重后果，以后就不会再犯。

最后，古时候的徒刑，不仅仅是把人关在监狱里，还有强制性的高强度劳役，相当于现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劳动改造，刑期过长的话，很多体质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狱中，这也是刑期较短的客观因素。

实际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虽然法定刑期较今天的水平大大缩短，那也是最高不超过三年啊?为什么说是很少有超过两年的呢? 这个就与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司法现象有关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是一种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体实施起来，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词，叫大赦天下。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常以为名赦免犯人。

如在登基、皇帝驾崩、更换年号、皇帝生儿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

天下大乱或者自然灾害，也会大赦，因为自然灾害的时候，民不聊生，犯罪现象就会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

也有一些情况正好倒过来，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然后皇帝一高兴，也宣布大赦，来缓解阶级矛盾。

来缓解社会矛盾。

具体实施起来，即效力及于全国的赦宥。

对于一定时限内的犯罪，不问已否发觉，已否结正，都予以赦免。

已经赦免的犯罪，不许他人再向官府控告。

谁以赦免的犯罪事告发别人，就以所告的罪惩罚原告。

赦前犯罪已执行的，不认为有前科。

这种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数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庆贺一下。

这种大赦的起因十分广泛，有关于皇帝的私生活的，比如皇帝生了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册封了皇后或册立了太子、新皇帝登基等等;还有是关于朝政的，比如朝廷打了胜仗、大丰收、人口连年增长等;反过来有时也同样大赦，比如天灾、皇帝驾崩、打了败仗等等。

因此在古代的中国，大赦的频率相当的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从到隋唐，大赦的频率在逐步的增加，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唐宋时期，平均十八个月，皇帝就会发布一次大赦令。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徒刑的年限一般都比较长，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还有无期徒刑。

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唐朝，徒刑最高期限只有三年，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在大赦的频率高达1.57年一次的情况下，刑期未满就被赦免放出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订更高的年限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大赦之外还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许多门道。

有一种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后颁行的大赦。

十五年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

自晋以后，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时行大赦，郊祀年年举行，并不是每次都行赦。

到，郊赦成了定制，皇帝每三年一次亲祀南郊，同时颁行大赦。

还有一种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庆典进行的赦免。

一般除谋反大逆、谋杀故杀、十恶等真犯死罪以及军务获罪、隐匿逃人、侵贪入已不赦外，其余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寻常的或按常例进行的赦免。

一般限制较严，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条开列的罪名，除非诏旨临时有特别规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时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宥。

亦称“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称,最初见于西晋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宋代赦宥制度的记载：赦免只限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的，称曲赦。

而颁布赦令的诏令，被称为赦书，五代、唐、宋亦称“德音”。

唐、宋时，赦书须在举行赦典的公开仪式上宣读，然后由宰臣交刑部颁发各地方，广为宣布。

赦书有一定的体式，须写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范围等内容。

《唐律疏议·名例》载，发出赦书当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旧唐书·刑法志》载，行赦那天，宫城门外右边设置金鸡和鼓，将罪犯集中到门前，击鼓一千下，宣读赦书，然后将他们释放。

该赦书用绢写好，颁布到各州。

有这么多赦免的门道，犯人们想坐长久一点的牢狱都比较困难，更别谈高出两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

到了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大约是平均五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

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于法令 对于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18世纪法国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

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的确，皇帝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总是在亲手破坏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说到底，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更多是一种摆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刑罚成为统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 近代各国也有大赦，但与中国古代的大赦已大为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

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

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

由於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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