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官员选拔中,张昌仪为什么把所有姓薛的都录取了呢?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昌仪有一次上早朝,一位姓薛的候补官员向他行贿
【千问解读】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昌仪有一次上早朝,一位姓薛的候补官员向他行贿求官,给了张50两黄金及一份个人简历。
张昌仪收下贿金,将其简历交给负责选用官员的天官侍郎张锡,要张锡给其任命职务。
几天后,张锡不慎将简历丢失,赶忙去问张昌仪所嘱求职者之名,张昌仪骂曰:“办不了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他姓薛,回去查到候补官员中薛的,给个官就是了。
”张锡找出所有登记了的候补官员档案,竟有六十多名候补官员,由于无法分辨究竟是哪位,就将他们全部安排了职务。
按照规定,的考试分礼部考试和吏部考试。
先进行礼部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取得为官资格(候补官员),成为官员的后备军,但还不是官。
要想真正成为官员,还须通过吏部的考试。
笔试、口试结束后,根据考试成绩,并结合官员的品德、才能等诸多素质,予以综合评定品级,然后才正式授予官职。
许多士子一辈过不了吏部考试,就一辈子都是候补待选官员的身份。
可见,这六十多名薛姓候补官员一举甩掉“候补”帽子正式做官,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突发性和戏剧性,恐怕连他们自己做梦都不曾梦到过。
其实,在专制政体下,在人治社会里,官场上发生这种偶然性、突发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并不奇怪。
这是因为,虽然朝廷有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员任命制度,但在当权者眼里,可那只不过是一种拿来给老百姓看样子的摆设而已。
一个人能否真正跻身热烘烘的官场,并不在于他的能力有多强,水平有多高,而取决于有没有“官二代”那样的背景和后台,有没有“富二代”那样的经济实力。
一个既非“官二代”又非“富二代”的平头百姓,要获得正式做官的机会,就得靠偶然,靠意外,靠撞大运,靠戏剧性的事件,一如上述六十多名薛姓候补官员被全部一次性安排了职务。
由此看来,这些薛姓候补官员“被正式”,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突发,实则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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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官员的集体贪腐:盘剥手段之下作让人大开眼界
每个天下汹汹,民处倒悬的乱世,其内外因虽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官员的集体贪腐。
众所周知,大明缔造者平生最看不得官员贪污,而他又给官员们设定了低得可怜的工资。
在他身后,他的子孙们通过变通的方式,给大小官员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陋规,处于半合法地位,其数额常常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按理,官员们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但人是不知满足的动物,更何况每逢改朝换代之时,约束人心与行为的道德伦理,往往会被的欲望所击溃。
当“千里做官只为财”、“纱帽下面无穷汉”之类的理念成为官场上下奉行的人生准则时,即便朱元璋重生,恐怕对的吏治也会束手无策。
晚明官员们的黑色收入,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还有一些见诸正史和笔记的向民间直接捞钱的方式,堪称从蚊子腹内刳油,令人叹为观止。
帝国的官员是呈金字塔结构的,处于中上端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直接与民间打交道,习惯上称为治官之官,即管理官员的官员。
他们的贪腐大约有两个途径:其一,直接从他们掌控的国家资源中“化公为私”;其二,他们掌握着下面官员的升迁奖惩,下级自然免不了要向他们行贿。
至于金字塔下端的低级官员及吏胥,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称为“牧民之官”。
他们的贪腐途径也有两条,其一,和中高级官员一样,直接从掌控的国家资源中侵吞;其二,通过种种方法,从老百姓身上巧取豪夺。
这些官员为了从老百里攫取钱财,其手段之下作,心肠之毒辣,名目之荒谬,都让人大开眼界。
驿站的设立,在古代由来已久。
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
明初对官员免费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加上吏治甚严,几乎没有官员胆敢以身试法,驿户们的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
但到了百患丛生的晚明,许多根本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官员甚至家属,纷纷染指。
他们免费享受驿站服务之余,还把驿站当成了发财的对象。
首先,利用驿站的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
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其次,当时的官员已不喜欢或不会骑马了,一般出行都是坐轿子。
坐了轿子之后,却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
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一旦驿站不交纳这笔的费用,官员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
到驿站当差,为来往官员免费服务,这在古代中国属徭役的一部分。
而在诸多徭役中,驿站则是为害最烈者,以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感叹,如此勒索的结果是使得大多数地方的驿传“十夫九逃,十马九缺”。
中央政府的太仆寺,也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中寄养。
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但后来也成了一纸空文。
晚明时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
更要命的是,凡马户代养的马匹及所生马驹,以及国家临时交付寄养的马匹,一旦死亡,马户须无条件赔偿。
太仆寺及其下属机构的官员们,负责为这些马匹进行印烙和点验——显然,国家法律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如果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
也就是说,晚明时期马户的负担,相当于朱元璋时期的10倍。
驿传和马政的主要压榨对象是农民,而没有土地的市民也不见得轻松。
“火甲”是一种由城市民众负担的负责消防和治安的差役。
每座城市每天必须有数人轮值,自备锣鼓灯笼等物,选出一名总甲,在其带领下沿街巡逻,负责夜间的治安和消防等事宜,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联防队。
不过,这实际上乃不折不扣的苦差事。
首先,政府需要采买各种物品,一般都要打到这些更夫身上,称之为“纸笔灯烛钱”。
在南北两京,夜间巡逻的每晚的夜宵,也由更夫们负责提供,若招待不周,非打即骂,“害甚于资,贫民苦之”。
而一旦遇到命案,长时间不结案,总甲交不了差,只得求爷爷告奶奶地奔走于各个衙门,又免不了得上下使钱。
然而与“铺行”相比,“火甲”的痛苦还算轻得多了。
按明初规定,全国的商户都有向政府提供各种物品的义务。
当然,商户向政府供货,政府也必须付费。
具体做法是,一个地方的商户,按规模分为各种等级,或一年一轮,或一月一轮,轮番充任当行买办——替国家采购。
在今天,这是一项很有油水的差事,不过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商户们无不将其视为畏途。
首先是需要通过当行买办采购物资的政府各部门,以及为皇室提供服务的内廷,几乎都采取先由当行买办按政府提供的清单购买交付,以后再结账的方式——但所谓的结账,运气好的商户,拖上三五年,或许会得到一半或1/3的货款;运气不好的话,就可能成为一笔坏账,自掏腰包替政府买单。
其次,更令商户头痛的是,即便你一开始就不准备把货款收回来,事情也没这么简单——送交政府的物资,公务员们还得进行一番装模作样的验收。
一旦没有行贿,再上等的商品也会被判定为“不中程”,即不合格。
一旦判为不合格,商品原物退回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商户轻则会遭一顿暴打,重则被扔进大牢。
在有资格向民间征调物资的各部门中,最为狠毒的当推身边的工作人员——内廷。
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之下,一旦不幸轮值出任当行买办,也就离不远了。
为此,大学士在给皇上的奏折中感慨地写道:“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苦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
”虽然高层已意识到了这种敲骨吸髓的盘剥对民众的巨大伤害,但终明一代,这些弊病不但没有根除,反而随着这个王朝末日的临近而更加丧心病狂。
可见,第一,在被竭泽而渔的民众眼里,如果国家不再是儒家所教导的圣天子治下的王道乐土,而是一个个面目可憎,语言刁横,鹭鸶腿上劈精肉的官员,当国家危难之际,你还敢指望民众共赴国难吗?第二,官员们虽然名义上是公仆,是皇上亲自选定的“民之父母”,但当末世来临,他们的最大功用就是使民众对这个国家更快地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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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做官员是一种什么体验 做官真的很累吗
清代的官员到底有多累呢? 引言: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都市之中人们的生活节奏极快,工作压力也是剧增,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中,年轻人往往被工作累到喘不上气。
而我们在电视上观看古装剧的时候,却发现古代的官员们一个个位高权重,可是工作却不是很忙,经常有时间到全国旅游,还可以在家中养花遛鸟,好不自在。
不过我们要了解,影视剧毕竟是文艺作品,算不上是史实,在古代,官员们的工作真的这么轻松吗?答案自然是不可能的。
就拿距离我们现代比较近的清王朝来说吧,清代的官员十分忙碌,处理各种公务的紧张程度不输于现在,哪怕是个碌碌无为的庸官,也很难做到过于悠闲。
那么,清代的官员到底有多累呢? 一、清代官员上班太早 在清代统治中,后期基本不在紫禁城内办公,而是转移到了内,这个时候在京城的大臣们想要准时上班就要经常在凌晨半夜起床,然后急急忙忙地奔赴指定地点。
有一位叫做恽(yùn)毓鼎的大臣留下了一部日记,里面记载从清年间到建立初期的这段历史以及自己的所见所闻,可谓是清末民初的一部“官员百科全书”。
根据史料记载,这名叫做恽毓鼎的官员原本是国使馆的总纂,具有不错的眼界学识,记录自己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他来说也是专业对口,应对十分轻松,所以真实性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恽毓鼎的一生见证了清王朝的日落西山,也见证了“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局面。
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件事。
公元1896年2月的一天,召见包括恽毓鼎在内的官员必须在凌晨4点之前来到景运门外的房间等候宣见。
因为恽毓鼎的府宅距离较远且一路泥泞难行,所以他在2点到3点的时候就要从家里往外走,到了东安门的时候天就亮了。
至于皇帝起的就更早了,他先到中和殿里大体看一下奏折,然后走一个时辰的路到达会议地点,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这段旅程还会更加艰难痛苦。
甚至光绪帝不止一次地发出过抱怨,但奈何这是祖制,即便是皇帝也无法改变和违背。
二、主要精力并非用在工作上 不过对于官员来说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在退朝后可以直接返回家中休息,不用坐班。
和现在的白领比起来,这些京官们上班不打卡,结束早朝后可以呼呼大睡一觉,其他的时间也可以完全由自己安排。
那么,为什么会说清代的官员会十分劳累呢?根据恽毓鼎的记载,他这一天用在处理公务上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其他工作上占用的时间也很有限,但是放到与同科官员以及各路好友应酬上的时间非常多,此外他还有写书法的爱好,也会占用一部分空闲时间。
夜幕降临之后,这些官员还有夜生活,他们要去频繁地参与各种饭局,按照恽毓鼎的说法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程度。
其实古代官场就是如此,想要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就必须要注意人际关系的维护和处理,如果脱离了这个圈子,就会被视为不合群,将很难在古代官场上生存下去。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到二月初三,几乎是日日有应酬,天天有饭局,每日的时间不是在吃饭之中,就是在去吃饭的路途上度过。
”时间久了就感到了十分疲倦,精力不足,甚至身体都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按照恽毓鼎的说法,自己哪怕有病不能频繁外出,但依然会带着病躯在家中迎接各种前来拜访的人。
有的时候连续坐在椅子上十几个小时,腰酸背痛到走不了路。
三、令人生厌的官场生活 公元1906年,他在家中连续接待了五批前来拜访的各种客人,之后就感觉到,最后一批客人才刚刚走出大门,他就开始呕吐不止。
这次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西方人的礼仪以及会客应酬方面的习惯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借鉴的。
在恽毓鼎眼中,西方人办事太过于干脆利落,都是有什么事情就说什么事情,不会拐弯抹角,啰里啰嗦,更不用去猜测,去想象。
哪怕是大家在一起聚会,在宴会上也不会提及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宴会结束后大家都会各自回家。
而中国人见了面总是要说一些极为客套的官场话,费了很多口舌后才切入正题,而且还说个没完没了。
可是对于恽毓鼎来说,这样的客人太多了,自己无法去改变,只能被动地去接受。
他每天要会见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这种客人,感觉到十分厌烦。
据说有一次有一位交情不错的朋友来请他办事,一件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却反复强调了七八次,后来送出了大门之后还不忘再次提醒。
在恽毓鼎的日记中,他发出了巨大的感慨,希望过上一种的生活。
结语: 通过恽毓鼎的日记,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的官员真正去处理政务的时间并不多,而维持所谓的关系却占据了大量时间,以至于整个人难以应对,时有厌世之感。
其实这又岂是清代一代如此呢?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各王朝的一个真实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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