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尽全力帮助这个国家，现却称我们为“最危险的敌人”

早期的鲜卑只是历史上北方匈奴的一个附属民族，因此鲜卑的文化还有政治制度不说媲美中原王朝，就是拿匈奴来做比较，它也是落后一个阶级的。

不过随着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接触频繁，鲜卑族人逐渐发现具有相对稳定生产资料的农耕文明实力要远超过游牧民族，于是从时期开始鲜卑便不断的向靠拢，在汉朝将匈奴赶到中亚地区的时候，鲜卑族则乘机占据了漠北。

此后鲜卑趁着中原王朝混乱之际得以发展，在十六国混战时期鲜卑人已经先后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诸多割据性政权，其中拓跋部落在公元385年建立的北魏，并且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从而与逃到南方的正统王朝形成了一个南北对峙的局势。

——当时鲜卑族占领了北方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部分汉人早在之前被屠杀，还有部分汉人为了避免战乱也早已经跟随的军队向南逃亡了，汉人的主体都集结到了南方区域，因此等到北魏定都洛阳之时，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相当少了。

但少了并不能代表就没有了，能逃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够承担的起如此长途跋涉的，毕竟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无非是牛马。

所以残留在北方的汉人依旧有，而且再怎么被屠杀，人口基数还是比少数民族大的，他们依旧是北方的主体，对北方各方面的影响也仍旧是最大的。

而与此同时，由于鲜卑在入主中原前一直是跟着匈奴进行游牧文化的，所以它仍然处在相对落后的奴隶制度阶段。

在步入中原后，鲜卑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奴隶制度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不能够驾驭已经进入封建主义制度的中原了，于是它开始自己找法子寻求改变。

那如何改变呢?自然是学习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了。

——当时的鲜卑统治者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体系，从北魏建立之初就开始逐渐效仿汉人的统治制度，不仅按照汉人的统治方式进行设置官员，还按照汉人的税收体系向百姓收税，甚至鼓励鲜卑民族向汉人学习耕种技术，当然还选择任用大量的汉人官员改善其官僚体制。

总之，建立北魏之后的鲜卑人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改变。

当然鲜卑人在完善其统治体系之后也意识到了自身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因为鲜卑根本没有一套完善的文字系统，根本无法完成有效的书面沟通。

在孝文帝时期，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开始让北魏的鲜卑人实现全面汉化。

但在中国古代诸多民族的认知之中，只有中原的汉文化才是天下文化的正统，只有做主中原的才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出身于正统”，在汉人大臣的帮助之下，找到了鲜卑也是汉人血脉的证据。

其大致内容为：“当年打败之后，黄帝将自己最小的儿子昌邑册封到了北方地区。

而昌邑和诸多部将的后代就是鲜卑人的祖先，因此鲜卑也是属于汉人的一支。

只不过当年他们受制于匈奴民族，所以在文化上与中原被迫切断。

现在他们难得有机会可以认祖归宗，所以应该及时的追随中原文化，不要有悖于祖先的意愿。

” 《. 魏书》记载：“魏之先(拓跋氏)，出自黄帝。

黄帝子曰，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 这种大规模彻底性的汉化，就使得鲜卑族大体来讲变得与汉族无二了。

若是长久持续下去，或许鲜卑族早就消失了。

——但在政权建立之后，其统治者深知如此下去，民族将“”，于是改变了之前的汉化策略，并要求举国上下恢复自己的“民族意识”。

所以在后来时代，鲜卑族只保留了汉族人的政治制度，至于文化方面则是尝试着恢复鲜卑的民族语言以及姓氏。

但由于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是施行的全盘汉化，加上汉文化有着先进性和包容性，所以鲜卑的汉化已经发展到了固化阶段，北周恢复鲜卑文化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而等到建立之后，上位，他是的汉人，他自然不恢复鲜卑文化了，将汉化进行到底。

从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在朝代更换的过程中鲜卑人并没有付出太惨痛的代价，它是比较平和的被汉化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的鲜卑民族汉化还是比较彻底的，在的时候鲜卑人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汉人的体制中了，服饰、习俗甚至是长相都已经与汉人无异了。

鲜卑族最终是接纳了汉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汉人逐渐融合了，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之中肯定有人祖先是鲜卑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鲜卑人血统的。

但这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汉人始终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当年鲜卑人确实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毕竟有效的统治时间并不是很长。

而且从北魏到北周虽然是鲜卑人统治汉人，但鲜卑人并没有对人口基数更多的汉人进行大面积屠杀，反而与汉人通婚相当频繁。

因此，在鲜卑更偏向于一个被融合的角色。

尤其是唐朝建立之后，鲜卑人由于从文化上已经和汉人达成了统一，曾经大量逃亡到南方的汉人再次回到中原地区耕种生活，中原地区的汉人数量得到迅速提升。

再加上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通婚已经稀松平常，人口体量较小的鲜卑人已经彻底的被汉人所融合了。

甚至当时的鲜卑人也认为自己只是汉族的一份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毕竟当年孝文帝也已经提出汉人和鲜卑同宗同族，其他的鲜卑后人自然也就没必要做一个特殊化的存在，若是执意搞特殊的话，搞不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最后来做一个精要的总结 ——其实汉族和曾经历史上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本来就是人类基因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汉族历史上曾被称之为“汉人”，如此一个称呼无非是其他民族对于汉朝所有民族子民的身份定性，因为汉朝曾发展的极度强大，如此的一个称呼也就留了下来。

等到唐朝时期，我国再次进入了一个极度繁盛的朝代，“唐人”成为了唐朝子民的一个称呼，而且在唐朝统治时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像鲜卑一样被融合到汉文化圈这个体系之中。

细究起来说，我们其实并不能单纯的说是某个民族被的后代，只能说是多民族共同融合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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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的家族、的长孙家族等等。

东晋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明清较少，可在清末也出现了家族。

政治世家涌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现象。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

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

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的主儿;二是皇上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

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

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

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

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

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

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

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

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

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

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

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

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

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

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

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

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

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

东南人心不附。

王导着急了。

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

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

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

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

江东的纪瞻、顾荣等着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

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

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

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

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

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95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

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

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

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

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

如今司马睿大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

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心焉。

” 王导立下了如此大功劳，成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柱力量。

公元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遇害。

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

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

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

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

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

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不得不搬出“，国无二主”的大道理说服司马睿。

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王导可以成为和司马睿一样的太阳和国主，只是他不愿意做。

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

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

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

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

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

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

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

“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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