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曾经非常强大,为什么会被韩赵魏瓜分呢?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始封三家为诸侯国。
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
【千问解读】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始封三家为诸侯国。
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
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
因此韩、赵、魏又被合称为“三晋”。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
而晋国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
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氏、赵氏、先氏、郤氏、胥氏等氏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氏、魏氏、、、等强大世族。
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
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六家,称为“六卿”。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大夫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其中以智氏最强。
担任正卿的智伯荀瑶恃强向、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合围。
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
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
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
前453年,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是为晋阳之战。
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分晋 前434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
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
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
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
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
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
此即资治通鉴中的分界点。
前349年,韩、赵二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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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曾经十分强盛,为什么逐渐走向消亡?历史上的鲜卑人去哪了?
早期的鲜卑只是历史上北方匈奴的一个附属民族,因此鲜卑的文化还有政治制度不说媲美中原王朝,就是拿匈奴来做比较,它也是落后一个阶级的。
不过随着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接触频繁,鲜卑族人逐渐发现具有相对稳定生产资料的农耕文明实力要远超过游牧民族,于是从时期开始鲜卑便不断的向靠拢,在汉朝将匈奴赶到中亚地区的时候,鲜卑族则乘机占据了漠北。
此后鲜卑趁着中原王朝混乱之际得以发展,在十六国混战时期鲜卑人已经先后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诸多割据性政权,其中拓跋部落在公元385年建立的北魏,并且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从而与逃到南方的正统王朝形成了一个南北对峙的局势。
——当时鲜卑族占领了北方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部分汉人早在之前被屠杀,还有部分汉人为了避免战乱也早已经跟随的军队向南逃亡了,汉人的主体都集结到了南方区域,因此等到北魏定都洛阳之时,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相当少了。
但少了并不能代表就没有了,能逃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够承担的起如此长途跋涉的,毕竟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无非是牛马。
所以残留在北方的汉人依旧有,而且再怎么被屠杀,人口基数还是比少数民族大的,他们依旧是北方的主体,对北方各方面的影响也仍旧是最大的。
而与此同时,由于鲜卑在入主中原前一直是跟着匈奴进行游牧文化的,所以它仍然处在相对落后的奴隶制度阶段。
在步入中原后,鲜卑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奴隶制度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不能够驾驭已经进入封建主义制度的中原了,于是它开始自己找法子寻求改变。
那如何改变呢?自然是学习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了。
——当时的鲜卑统治者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体系,从北魏建立之初就开始逐渐效仿汉人的统治制度,不仅按照汉人的统治方式进行设置官员,还按照汉人的税收体系向百姓收税,甚至鼓励鲜卑民族向汉人学习耕种技术,当然还选择任用大量的汉人官员改善其官僚体制。
总之,建立北魏之后的鲜卑人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改变。
当然鲜卑人在完善其统治体系之后也意识到了自身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因为鲜卑根本没有一套完善的文字系统,根本无法完成有效的书面沟通。
在孝文帝时期,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开始让北魏的鲜卑人实现全面汉化。
但在中国古代诸多民族的认知之中,只有中原的汉文化才是天下文化的正统,只有做主中原的才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出身于正统”,在汉人大臣的帮助之下,找到了鲜卑也是汉人血脉的证据。
其大致内容为:“当年打败之后,黄帝将自己最小的儿子昌邑册封到了北方地区。
而昌邑和诸多部将的后代就是鲜卑人的祖先,因此鲜卑也是属于汉人的一支。
只不过当年他们受制于匈奴民族,所以在文化上与中原被迫切断。
现在他们难得有机会可以认祖归宗,所以应该及时的追随中原文化,不要有悖于祖先的意愿。
” 《. 魏书》记载:“魏之先(拓跋氏),出自黄帝。
黄帝子曰,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 这种大规模彻底性的汉化,就使得鲜卑族大体来讲变得与汉族无二了。
若是长久持续下去,或许鲜卑族早就消失了。
——但在政权建立之后,其统治者深知如此下去,民族将“”,于是改变了之前的汉化策略,并要求举国上下恢复自己的“民族意识”。
所以在后来时代,鲜卑族只保留了汉族人的政治制度,至于文化方面则是尝试着恢复鲜卑的民族语言以及姓氏。
但由于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是施行的全盘汉化,加上汉文化有着先进性和包容性,所以鲜卑的汉化已经发展到了固化阶段,北周恢复鲜卑文化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而等到建立之后,上位,他是的汉人,他自然不恢复鲜卑文化了,将汉化进行到底。
从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在朝代更换的过程中鲜卑人并没有付出太惨痛的代价,它是比较平和的被汉化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的鲜卑民族汉化还是比较彻底的,在的时候鲜卑人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汉人的体制中了,服饰、习俗甚至是长相都已经与汉人无异了。
鲜卑族最终是接纳了汉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汉人逐渐融合了,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之中肯定有人祖先是鲜卑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鲜卑人血统的。
但这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汉人始终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当年鲜卑人确实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毕竟有效的统治时间并不是很长。
而且从北魏到北周虽然是鲜卑人统治汉人,但鲜卑人并没有对人口基数更多的汉人进行大面积屠杀,反而与汉人通婚相当频繁。
因此,在鲜卑更偏向于一个被融合的角色。
尤其是唐朝建立之后,鲜卑人由于从文化上已经和汉人达成了统一,曾经大量逃亡到南方的汉人再次回到中原地区耕种生活,中原地区的汉人数量得到迅速提升。
再加上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通婚已经稀松平常,人口体量较小的鲜卑人已经彻底的被汉人所融合了。
甚至当时的鲜卑人也认为自己只是汉族的一份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毕竟当年孝文帝也已经提出汉人和鲜卑同宗同族,其他的鲜卑后人自然也就没必要做一个特殊化的存在,若是执意搞特殊的话,搞不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最后来做一个精要的总结 ——其实汉族和曾经历史上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本来就是人类基因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汉族历史上曾被称之为“汉人”,如此一个称呼无非是其他民族对于汉朝所有民族子民的身份定性,因为汉朝曾发展的极度强大,如此的一个称呼也就留了下来。
等到唐朝时期,我国再次进入了一个极度繁盛的朝代,“唐人”成为了唐朝子民的一个称呼,而且在唐朝统治时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像鲜卑一样被融合到汉文化圈这个体系之中。
细究起来说,我们其实并不能单纯的说是某个民族被的后代,只能说是多民族共同融合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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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献公和鲁真公时期,为什么百姓对两代国君都非常认同?
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后来的的所致,也不仅是鲁国的国君历载稀缺,其他诸侯列国的记载也是残缺不全。
就比如鲁献公、鲁真公,由于史料太少,往往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探究其背后的故事,甚至有人就直接以他们没有故事概括之,这难道是正确的吗 在整个诸侯列国建国的近百年间,有很多国家在改革旧有制度体系上都存在着长时间的过渡,就比如周人所推崇的,即便是在周人直系的封国鲁国,也没有严格的推行嫡长子继承制。
在宋国、齐国、晋国等国都存在着兄终弟及的模式,只是宋鲁等国的兄终弟及很多时候是和平过渡,而齐晋等国的兄终弟及则存在着很多内部动乱。
鲁国的兄终弟及是否真的就是和平过渡,或许本身还是存在疑问的。
鲁炀公承继了兄长鲁考公的位置,鲁魏公承继了兄长鲁幽公的位置,而鲁献公则承继了兄长鲁厉公的位置,鲁武公承继了兄长鲁真公的位置,这即是在鲁国的前面十代君主中,至少就已经出现了四次兄终弟及。
这种情况绝不寻常,本来可能就反映出在整个周人建制的过程中,周人嫡系子孙的权力分割也许并不够均衡,便是导致出现很多次兄终弟及的情况。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鲁献公、鲁真公,两位鲁国国君的执政时间都相对很长,《史记》里记载:“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
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我们对一君的评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往往只能通过其后世所命名的加以分析。
在没有任何发掘的证据出土之时,这种办法似乎也便是唯一最为可信的。
而鲁献公的“献”和鲁真公的“真”,在谥法中都属上谥之法。
这就是说鲁国的后世子孙对两代国君是基本认可的。
两代国君的执政期间,据说恰好处于周夷王、周厉王、王的时代,其中周厉王大约占了过半时间,史书中有“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
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周夷王时代周天子烹杀齐国国君,以此震慑不朝的诸侯。
周厉王发动变革,则更是引发贵族和国人的动乱。
至于周宣王更是大力对外发动战争,这即可见鲁献公、鲁真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即为恶劣。
回头我们再来看谥法,谥法中对“献”的解释是“聪明睿哲曰献。
知质有圣曰献。
有所通而无蔽”,对“真”的解释是“肇敏行成曰真,不隐无藏曰真”。
时代取谥号为“献”的国君,至少就有、晋献公、,都还算有所作为的国君。
但“真”就比较奇怪了,史书中要找到跟鲁真公同样谥法的国君似乎屈指可数。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鲁献公大约处于周夷王和周厉王的交叉时期,这个时期“荒服不朝”,周天子与诸侯们矛盾日趋凸显,而鲁献公和鲁真公作为天子至亲家族,是“知质有圣”,是“有所通而无蔽”,是“不隐无藏”。
谥法脱胎于儒学,如果能称呼为“圣”,则可能说明鲁献公和周真公对周天子还是极度尊崇的,而“通而无蔽”和“肇敏行成”,则又可能说明鲁献公和真公不是死板的去执行周天子的号令,而多半还能结合鲁国国情在贯彻落实天子的政策。
应该说,鲁国这两代国君期间,尽管外围的诸侯列国正在发生剧变,而鲁国依然坚持着周天子的礼乐制度和体系,在用周人的思维管理国家,鲁国处于不温不火和与世无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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