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隋唐两代多位君王为什么要多次征服高句丽？
【千问解读】
1、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
这个神秘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
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连续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侵略行径”，是隋唐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征服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
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
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
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
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
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
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
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
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
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
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
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
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
右翊卫大将军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
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
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
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
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
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
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
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
太宗晚年，他命四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暴乱镇压下去。
继位后，更是将最后征服高句丽提上了日程。
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
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
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
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
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2、读遍这些历史，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
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深知“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
唐高宗呢，一直是，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
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
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
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
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3、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
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
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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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历经三朝的盛世为什么以康乾两位帝王命名？
关于康乾盛世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帝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
此外，除了最高统治者对此有专门论述之外，当时官员使用“盛世”一词也较多，如：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帝：“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
“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忆逐渐成形，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民国以来，学者对清朝多持批评态度。
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词的是邓拓的《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
但当时及之后20年间的学者，大多都对“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持有否定态度。
认为是清廷御用文人和遗老叫出来的， 只是同时代的清史专家萧一山却对康雍乾三朝赞誉有加。
康乾盛世因为在乾隆帝时期走向顶峰，亦有人成为乾隆盛世，还有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甚至称为番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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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举措？
时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时期趋于完善。
在中央，由于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初还保留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
康熙设立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
雍正时设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也是“跪受笔录”。
时期直接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
而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强社会控制。
地方 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
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康乾时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且没有出现地方督抚叛乱的情况，即便是遭受列强侵略，国家并无分裂，可以看出康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成效的。
但时，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体，消除专制制度时，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18世纪，中国的君主制度发展达到顶峰。
这种体制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时康乾盛世却是另一番景象，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
加以国际大势剧变，清朝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从这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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