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到底有多强大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样灭亡的
【千问解读】
在数学上，明朝的中国数学家先于牛顿发明了导数的数学工具,而这个数学典籍的意义直到最近才重新被认识到在工业上，煤矿开采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象煤矿瓦斯排除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入西方，还有锌的发现,锌铜合金的冶炼，都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科学上,在明末,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领先于世界的大科学家,比如瘟疫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而明朝成祖、宣宗等都亲自带兵出塞北征。
甚至亲自上阵砍杀蒙古兵。
明朝和西方国家也交过战，英舰被明军大炮轰退，葡萄牙海军和明军水师交战皆败退。
五次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在其他朝代根本做不到说来有意思,蒙古当时最强盛的就是鞑靼和瓦剌,明成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看见哪个强盛起来,他就去攻打哪个?一开始是鞑靼比瓦剌强大,所以明成祖第一次出征蒙古就攻打鞑靼,结果把鞑靼打屁滚尿流,实力一下子衰弱下去,结果在瓦剌和鞑靼的争斗中，瓦剌开始占优势,明成祖看见瓦剌有可能统一蒙古，于是又进行第二次亲征蒙古，结果又把瓦剌打的屁滚尿流,这一下的瓦剌的实力又被他打的衰弱下去,结果鞑靼又开始占上风,并且不太驯服和听话。
于是明成祖又第 三次亲征,结果这回鞑靼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和明朝的军队的交战，连老窝都不要,一直逃到北边,这样鞑靼在蒙古的实力和威又衰弱下去.以后明成祖第四次，第五次出征，基本都是鞑靼和瓦剌一路奔逃,根本连和明朝的军队接触都不敢接触。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还是，对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都没有占据如此大的优势,匈奴突厥基本还是可以汉唐的军队进行一些交战而到了明朝，却出现,蒙古军队被明朝军队打的心胆皆碎,望风而逃的局面，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情形明 朝当时国力的强大还可以从明成祖一边在北方连续不断的发动对蒙古的亲征,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另一边在南方,对越南也进行持续不断的征服,每次都是把越南 造反的那个领袖给抓住,好象是明朝的张辅特别厉害，几乎在越南百战百胜,每次越南叛乱，都是派他去平定的,但由于明朝的军队不象满清的那群没有人性的杀人 魔王那样会采用屠城手段，所以越南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明朝政府为了少伤人命,还是放弃了对越南的直接统治但明朝可以在南北两边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都是获得胜利，这也就可见当时明朝国力的强大不仅如此，明成祖时代不仅能够同时供应大规模的战争,还能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其规模比可要厉害的多),比如为了迁都,在北京的皇城紫禁城就全是明成祖时代一手建造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就全都是明成祖时期造起来的 。
此外在南京还有大报国恩寺的建筑，据说是建筑的奇观,外国的传教士看见这个报国恩寺的壮观宏伟，都惊叹不已,好象明朝的文人王世桢还作诗歌颂过这个建筑，总之这个建筑是非常宏伟的,可惜这个建筑在时期似乎被的禽兽军队烧毁了。
另外还有武当山的建筑群，也是非常宏大的工程,在山上进行这些建筑所需要的工程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也都是明成祖时期造的，现在武当山的建筑群似乎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
另外还有就是大运河的疏浚工程，这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也是明成祖时期干的。
当时明朝不仅能够同时发起大规模战争，能够进行极其庞大的建筑工程，而且还派了七下西洋,下西洋的船队往往都是几百只庞大的船只组成,简直象海上移动的城市,每次下西洋这些船队上都装满了各种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国力的强大，汉唐根本连明朝的零头都比不上。
明成祖还组织了的编撰,总字数达到了几亿多,而且和什么四库全书不同的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都原样照收,没有任何修改删减 。
现存的几百卷永乐大典，仅仅是当初原来的3%,可象永乐大典规模的庞大 。
进行了这么多的战争，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工程,还有如此大规模官方远洋航海,明朝当时却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
明朝的鼎盛时期,在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大规模航海活动，大规模建筑工程活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国力的强盛，这就远远超过了汉唐所谓盛世。
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建筑的只有秦始皇和可以类比一下,但这两个朝代都是因为无力承担这样的压力，而迅速崩溃。
关于明朝的灭亡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只涉及天灾疫病)中 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
根据有的学者的 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
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
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 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
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
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 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
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
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 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
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
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崇祯年间，旱灾变得 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
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 起YI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 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 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
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 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
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
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
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
”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 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
通州、东安亦疫。
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 不敢问吊。
”“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
另外，来自各 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
这次爆发地点仍是 山西。
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
天行瘟疫，朝发夕死。
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朝发夕死”、 “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 饵。
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
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 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
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
广平、顺德、 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
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
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
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 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
如一份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
薄暮人屏不行。
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
甚至白日 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
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 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京营兵士在遭受鼠 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
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精锐之师的进攻。
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
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 满路”，一片悲惨凄惶。
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
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
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
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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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对功臣痛下杀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
他既有的胸襟肚量，能把天下英豪收为己用，颇有明君气象。
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凶狠暴戾，开国之后，曾经跟随他效力疆场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屠戮一空。
中国古代皇帝中，有很多人有过屠戮功臣的经历，但像明朝这样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确实非常罕见。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以此为肇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
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除了早死的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少数几个，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
到明朝第二个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
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明朝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想起兵造反纯属。
因此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明显，通俗易懂。
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朱元璋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公常茂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中可以看出，明朝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
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明朝统治的地步，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朱元璋在前言中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
朱元璋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感同身受，故此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
之态，令人落泪。
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朱元璋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故此朱元璋才会对功臣大将们下此重手，实际也是。
看看《武臣大诰》中那些底层军民饱受摧残的斑斑血痕，令人心酸落泪，就会理解朱元璋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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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措施是怎么样的？他是如何改造社会的？
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军首领，开国(1368年—1398年在位)，史称，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
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公。
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后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
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
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的加强了中央集权。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于应天，享年71岁，庙号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葬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的治国措施： 朱元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想像力的皇帝了，从来没有人围绕着他而编造过什么香软情浓的绯闻轶事。
但同时，朱元璋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大胆的皇帝了,没有谁曾像他那样，试图以一己之力，去改造整个社会。
英文的“Utopia”，音译过来就是“”。
它本是空想学者莫尔代表作的书名。
莫尔在书里描绘了一个幸福、美好、自足的理想世界。
从此“乌托邦”也就成了“理想国”的另一个同义词。
开国皇帝朱元璋，肯定没有读过莫尔的大作。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个理想国的孜孜追求。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爬上来的过程中，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黑暗面，这或许成了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动力。
极端痛恨贪污 那些流浪的岁月，乞丐的经历，还有和尚的生涯，应该是朱元璋对原有社会体制充满了敌意的主要原因。
他的父母兄弟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全部死亡殆尽，那种人世间难以描述的惨痛，恐非常人所能理解。
所以，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每每想起父母的惨死，朱元璋仍忍不住想要去寻找出一个凶手。
这个凶手，他在许多次与臣僚们的谈话里都提到过。
他不止一次地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过那两个字:贪污。
所以，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针对贪污的法令。
许多年以后，还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无限缅怀这些法令，他认为在他那个贪污横行的世界里，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钱就立即绞死的酷刑，以及恢复对官员们贪污的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让这个世界干净一些。
所谓的剥皮实草，其实是朱元璋为了为了增加对官员们的震慑力度，特意制定的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骇人听闻的酷刑:他下令在各地县衙前面都设立设置一个土地祠，县里如果出现贪污的官员，就将他们处死，然后把他们的皮剥下来，挂在土地祠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众人参观。
也有一种说法，这个塞上稻草的人皮草人，不是挂在土地庙里，而是挂在各县衙的大堂上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
作为明朝的开国大将，朱亮祖倚仗自己的功勋，贪赃枉法，肆无忌惮。
朱元璋将他处死后，就曾下令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稻草人，悬挂于闹市之中。
朱元璋在处理贪官方面是绝不手软的。
他从来不害怕杀贪官杀得太多。
好几件大案，每每牵连上万官员。
有人劝他留点情，不要把天下官员全杀光了，到时候就没人替他管理国家了。
朱元璋毫不为意，回答说:“官还怕没有人做么?”到最后真的杀得太多、关的太多，许多县里都没了官员主事，朱元璋仍然拒不妥协，他下令把那些关押在牢狱里的前们拉出来，继续发挥“余热”，到大堂上去处理纠纷。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出现了:一个戴着镣铐的县令，坐在一具人皮草偶下面，审问着几个戴着镣铐的百姓。
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厉。
最后，他终于创造出一个以往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得方法——他下令，普通百姓只要发现了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
任何人都不许阻拦，否则俺老朱就杀他全家。
对小农情有独钟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出身小农的缘故，朱元璋的一生，始终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静态社会向往不已。
追究这种爱好，除了“阶级感情”之外，另一点也不能忽略: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应该最为了解小农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
朱家当年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而佃农，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
所以，小农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了。
而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自然是极高的。
朱元璋希望自己的朝代能够留创千秋万代，自然会对这些波动厌恶者群体情有独钟。
所以，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右手着力打击的目标，则是富商和地主。
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
他认为，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是劳动，那些商人们整日，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
商人们成了被朱元璋首先从自己的国度里清除掉的群体。
江南巨富的传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炉了。
据传说，朱元璋做皇帝后，沈万三屡次向朱元璋捐献资财，甚至出资修筑了从洪武门到西水门的城墙。
但结果沈万三还是被抄了家，并发配云南。
沈万三的许多故事真假难辨，但这些故事所构筑的那个背景——一个仇富的皇帝坐在南京城里，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为了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还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当然，朱元璋可能没有考虑到，前者有权利穿，但却穿不起，后者没权利穿，但却都烂在了箱底。
同样，商人、做官，都受到种种的刁难。
推崇乡村道德自治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第一个对改造自己的人民产生了莫大兴趣的皇帝。
对上层社会采取严厉打击措施的朱元璋，却对底层民众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善。
这可能和他的上下分治的施政方针有关，在上层，他大量采用法家的冰冷的法律以及铁血解决问题，而对下层，他却始终试图以儒家的温情的道德秩序，来建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静态农业社会。
在建国之后不久，朱元璋就推行了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
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意识，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其实有些类似于村民自治。
里长由村民推选的长者来担任，然后里长凭借自己的道德榜样，也就是道德制高点所赋予的权力，来仲裁本地所发生的财产、婚姻、争斗等纠纷，并负责向村民们及时传达朝廷的指示精神。
朱元璋在《大诰》里面规定:每个村应该定期举行村民大会，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村务，表扬一下近期行为高尚的村民，号召大家向其学习。
德高望重的里长，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斥责和处罚，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
朱元璋后来举行“全国人民读《大诰》运动”，就是利用了这一自治渠道，遴选出了一大批“学习《大诰》先进分子”，朱元璋在南京城里亲切接见了他们;也揪出了一大批“抵制《大诰》的坏分子”，朱元璋把他们统统流放到了边远地区。
内敛的军队 朱元璋熟悉小农的静态本性，所以他始终致力于不让许多外部因素去迫使小农离开土地，而转化为流民。
打击贪官和富商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改革军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因为除了官员和地主，供养军队也是小农们的一项重大负担。
如的军费开支，就一度占到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
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当然不可能取消，所以，建立一支内敛的的军队，自然就成了朱元璋致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谓内敛，有两层意思。
一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二是在对外关系上的保守态度。
明朝建立时统计，全国总人口为6050万，而兵员总数为200万，平均30个百一个兵，这在的明朝，无疑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所以，朱元璋决定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实行军民分籍，实施“”。
所谓“卫所制”，其实就是军屯，朱元璋希望政府能够做到以军养军，军费开支不再从财政开支中拨付。
他把卫所周围的土地收归国有，也就是“官田”，要求各卫所都要从事屯种。
具体规定则是:边疆地区，十分之三的部队守城，十分之七的部队屯种;内地则是十分之二守城，十分之八屯种。
屯种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50亩，动员军户全家共同耕种，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
朱元璋的努力在当时收到了成效，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和大臣说:“我养了百万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
”可惜的是，在朱元璋之后，卫所制度迅速堕落，到了年间，军队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半粒粮食，所有军费开支，仍然需要从国库拨付。
这也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乌托邦是美好的。
但最终一切却都在朱元璋去世之后烟消云散。
个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从这场社会大改造运动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这场乌托邦运动的权力基础只有朱元璋这个孤家寡人。
他无法实现这些举措的利益平衡，所以，只要他一去世，这些措施都必然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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