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文官带兵是怎么回事?但明朝的成效更大比宋朝牛在哪?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
【千问解读】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官带兵,但偏巧运气好,去辽东带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军事才能。
明朝文官带兵不假,但能带兵的文官却极多。
而且,这绝不是运气好这么简单。
1,文官为什么去带兵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
而这也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
自从明朝建国后,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的大将挂帅出征。
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
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著的功臣,比如,,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
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死后不久的“”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作为一个马上,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全军覆没。
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
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挖了坑”。
他的重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
所以既要放权,也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
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不过别人,那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明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除了文官王骥(明朝朱元璋后第一个因战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数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
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以文制武”的轨道了呢?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
这样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防范篡权奸臣出现,但坏处,就是权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
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省权限的总督。
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侍郎)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尚书)级别官员兼职。
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
于是原本忙于案牍劳顿的文官,开始走上战争的第一线。
文官掺和这事,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除外),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
外加朱元璋时代几次大规模整肃风暴,随着蓝玉之流的落马倒霉,武将们也。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
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能考取功名的武将,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门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权限也越来越虚,兵部的权力却越来越实在。
最直接的一条,原先军队的供给靠卫所,后来越来越多靠财政拨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举造就的文官集团新陈代谢比,明朝那些显赫的武将家族,却大多一代不如一代。
也就是说,明朝建立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度来取代卫所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
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
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
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三位立体管理模式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
要让文官带好兵,先给武将分好权,给武将们的一颗“甜枣”,就是“总兵”这个职务。
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兵。
(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
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
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
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
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
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
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究竟效果怎么样。
从事实上看,要想这个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模式必须独立运转,在相互平衡中发挥最大效能,切忌外来因素干涉,而造成内部事权不一。
即打仗的时候,这个体系既要权责明确,每一个人该干啥干啥,更要有军事自主权,不能听凭体系外的人瞎指挥。
二是委任统帅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人,即总督(包括经略,督师),必须是富有权谋手段,善于调和矛盾,并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干才。
放在官场上,这种人显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真放在明朝实际的历史上,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真不少。
除了曾痛打麓川叛军的王骥外,另一个典型就是时的兵部尚书,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明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胜利迫使瓦剌放归了明英宗。
于谦之所以会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开罪于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忠国公。
俩人的交恶除了私人恩怨外,一个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谦执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开始在边地大规模派遣文官巡抚治军。
但于谦的死,却没有阻止这个潮流。
(于谦画像)到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明朝发动对河套鞑靼部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早担任专征任务的,都是诸如公爵朱永这样的职业军人,然而几次出征,却最终劳而无功,真正为明朝完成目标的,却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边总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间两次发动战役,取得“咸宁海子大捷”,因功被封为咸宁伯。
弘治年间,一样是他总制三边,取得击败蒙古达延可汗的贺兰山大捷。
以至于蒙古骑兵看到他的战旗,竟会吓得望风而逃。
虽然王越本人因为与宦官交好,晚年又结好宦官,以至名声受损郁郁而终。
但如他这样文官统兵的模式,之后却越来越多,王越之后接任三边总制的,是同样以军事才能著称的文臣杨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战线上对蒙古作战战功最卓越的,也同样是总制三边的文臣曾铣。
而在东南的抗倭战争中,虽然后人,等人的卓越战功,但成功驾驭他们,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却是先后担任浙直总督的与谭纶,尤其是谭纶,他不仅是戚继光的老上级,更是戚继光的亲密战友,在嘉靖,隆庆年间,世人说到戚继光的战功,总是以“谭戚”并称。
到了“三大征”时期,为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梁梦龙。
为明朝最终鼎定抗倭战争胜利的,是文官刑阶。
而即使是被后人诟病颇多的明朝——后金战争里,给予后金重创的方面大将,同样也多文官。
且不论有争议的孙承宗,毫无争议令的熊廷弼,同样也是文官。
而在崇祯时代开打的明朝镇压农民军战场上,给予等农民军最惨重失败的,诸如,,卢象升等大将,一样都是文官。
3,军事文官的练级路从这些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文官带兵,但是明朝带兵文官的整体素质,比起北宋来显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担当统兵大帅,在明朝并非是仅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办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时代,范雍徐禧这样的人物能担当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文官带兵的模式确立后,对于带兵文官的选择,明朝不但有谨慎的抉择,更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过程。
一个菜鸟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场,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磨练。
这个磨练过程,从几位战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军事基础,特别是在进入文官体系之前,要经历军事素质上的培养。
比如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在还是一个童生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读兵书,不但读更爱写读书笔记。
文武双全的一代大儒,从小不但熟读兵法,更勤练武艺。
他在后来平定宁王叛乱后,因为功劳在外,遭到了京军那群职业武将挑衅,非要拉他比射箭,结果王阳明,当场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全中靶心。
一举压服四众。
但要想指挥,只有素质还不够,更要经过培养。
一个战功卓越的文官,后人在惊叹他文武双全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样修炼到这等级。
比如王越,做三边总制之前,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职务,一是陕西御史,即在陕西边境督查军务工作,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的真相,有了切身的体会。
后来他在回忆录《襄敏集》里说,在陕西做御史前,对于军务只是想象,在那里工作过之后,才知道怎样打胜仗。
而在朱永受命专征时,他也以“襄赞军务”的身份从军,也就是给朱永做参谋长,亲身出谋划策,并亲历战阵,正是这常年的锤炼,最终使他走向成熟,拥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王越这样的经历,在明朝官场上绝非误打误撞。
事实上,明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事文官的培养,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训体系,一个最终成为名将的人,背后其实有无数场刻意安排的考验。
对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虽然做御史的时间短,但他之前却在明朝兵部职方司干了整整十年。
所谓职方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全国军事的战略筹谋。
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在这个看似清水的衙门里造就。
而嘉靖年间和戚继光并称,建立平定倭寇伟业的谭纶,在中进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兵部郎中,在这个任上,由于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调任台州知府,负责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创倭寇,因此又升任为负责福建军务的福建巡抚,福建抗倭胜利后,又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清剿两广倭寇,倭寇彻底肃清后,又调任蓟辽总督,负责抗击北方土蛮部落入侵,可以说哪里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里,每一步升官路,都是无数场刀光血影的实战打出来的。
以至于《明史》统计说,谭纶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战场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强,亲手手刃敌人的数目多达三十人。
这样的文官统军,就算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武将,也是绝对服气的。
(卢象升)想在明朝成为一个战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经过这样一个成熟而艰难的培养过程。
套用《亮剑》里李云龙的话说:那得血里肉里滚三回。
明朝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这么“滚”过来的。
4,被党争与瞎指挥毁掉明朝自从文官带兵以来,以他们这种成熟的培养体制,造就了大批战功卓越的文官。
但是明朝最终的灭亡,也和这种培养体制被破坏大有关系。
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党争越演越烈,这种争斗也涉及到文官带兵层面,党争的参与者都知道,哪个派系的人担负了军事大权,哪个派系话语权就越大。
如此一来,许多军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实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典型如万历晚期担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
在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明军节节败退的危急局势下,熊廷弼,很快为明军稳住了战局,可就在局面刚有转机时,万历皇帝驾崩,朝中话语权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可偏巧战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党,如此一来,东林党展开了轰轰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万历皇帝庇护的熊廷弼备受攻击,黯然去职,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称,军事常识却堪称白痴的袁应泰。
(袁应泰画像)结果不到一年,辽东局面逆转,重镇沈阳沦陷,并成了后金的都城盛京。
而后熊廷弼虽然再度复职,但是却依然受到东林党掣肘,名为辽东经略,其实毫无实权成了摆设。
最终随着辽阳沦陷,他成了争权的牺牲品,被魏忠贤罗织罪名杀害,并借机大肆捕杀东林党。
正是这种已经严重扭曲的党争,才使得晚明大批毫无军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护执掌方面大权,并很快丢盔弃甲。
比起党争来,而明朝文官带兵体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个重创,就是文官带兵本身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被破坏。
明朝军队的高层指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体系,但在打仗的时候,必须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系统,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这个道理,连三十年不上朝的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辈子干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独没干过的,就是干涉前线军事主官的自主权。
明神宗执政时期的几位名将,包括打抗倭援朝战争的李如松,平定扯立克叛乱的郑洛,甚至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在统兵打仗期间,遭受的非议都颇多,每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每一场战斗,都会招来外界扑天口水。
而明神宗的作法却是力挺,不管外人怎么说,只要认定的将领,就给予百分百支持。
比如对熊廷弼,外界骂熊廷弼的奏折,他都留中不发,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折专奏权,他的每一分奏报,素来以懒惰著称的明神宗,都亲自批阅并回复。
正是这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这些将领的成功。
万历之前,明朝历次战争虽然也多是文官带兵,各部门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约中,通过给予专征文官统一的事权,还能保证权责统一。
而到了晚明,这种指挥方式的权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响,经常在重大战争中,碰到自己军队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熊廷弼的悲剧就是其中之一,身为辽东经略,却毫无实权,听凭巡抚王化贞瞎搞,最终葬送战局,并一起陪绑。
等到崇祯灭了魏忠贤后,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极重的崇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体战争中,就是他不会给任何人绝对统一的事权,反而乐得听凭下属臣子相互争斗争权。
正是这种猜忌,令明朝军队在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
比如崇祯年间以重创农民军而著称的卢象升,在率清军围北京时受命救援,被任命统帅全国援军,可他又开罪于宦官高起潜。
结果他名为统帅,却被高起潜暗中使坏,办事处处掣肘搞鬼,而打了败仗的黑锅却由他背,最后他名为统帅,却其实只能统帅了五千人驻守巨鹿,清军攻打巨鹿时,他率领五千孤军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而在他身边,数万明朝精锐部队在高起潜的指挥下按兵不动,眼睁睁的看着统帅殉难。
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更让明朝的大对头李自成,少了最恐惧的克星。
(李自成进京)而按照明朝“三位一体”的指挥模式,身为统帅的他应该有绝对的实权,这种悲剧本不该发生。
然而在崇祯年间,这种悲剧先发生在他身上,后来又发生在另一位名将孙传庭身上,最后又发生在宁锦之战的洪承畴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统帅,两个殉难一个投降,明朝最后挽救灭亡的机会就这样丧失,而直接制造了悲剧的崇祯,也最终随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结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
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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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选拔宣徽院文官的方式有哪些?
传五世十一帝,从1206年建立蒙古政权始为162年,从定国号元开始历时98年。
元朝退出中原后的政权一直持续到1402年。
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
在文化方面,出现了元曲等文化形式,更加世俗化。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宣徽院官员的选拔方式为宣徽院内部自行选拔,“所辖内外司属,用人则自为选”,正如前文所提,宣徽使大多是由蒙古人及怯薛担任,出身为“大根脚”,这保证了宣徽使集团皆为身边的近臣,非怯薛集团的官员很少有机会进入宣徽院官僚系统,除少量色目人可以进入内部(多为怯薛出身的色目人)。
汉人很难进入宣徽院高级官吏群体,他们充当的大多数品阶较低的办事人员,负责处理具体事宜。
因此,宣徽院官员的选拔方式不同于前朝,其选拔的自主性比较大,皇帝可以对宣徽院官员直接任命,还有宿卫直接入仕的方式,还有从其他部分调任至宣徽院的方式。
此外,本节对宣徽院官员的升迁及罢黜情况进行分析讨论。
一、皇帝亲命 宣徽院自世祖设立之初,就开始有自选官员的权力。
即使在元朝后期,也遵循的宣徽院用人自选的原则,“凡铨授官,遵世祖旧制,惟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闻,余悉由中书”,与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的铨选方式相同,凡入选为宣徽院的官员,不用通过,宣徽院要直接上奏皇帝。
也就是间接说,皇帝对宣徽院官员的任命有决定权,“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袭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
对于宣徽院人员数量问题,也由皇帝直接负责管理,无需通过其他机构的监管,“中书省具宣徽、大司农、大都、上都留守司存减员数以闻,帝曰:‘在禁近者,朕自沙汰,余从卿等议之’”由此可见,是可以控制宣徽院官员的数量以及主宰宣徽院官员的裁汰。
皇帝的直接任命也是高级宣徽院官员的选举方式之一,如月赤察儿,年龄尚幼,但世祖皇帝认为不能因为他年少,就不能担任宣徽使一职,至元十八年,世祖诏曰:“不可以其年小而迟其官,可代线真为宣徽使。
” 显然,月赤察儿担任宣徽使受到世祖皇帝建议的影响,虽说这与他第一怯薛长出身和个人能力有关,但皇帝的建议是月赤察儿担任宣徽使的重要因素,正如史料的时间所记,“至元十八年,由宿卫官拜宣徽使”,显然月赤察儿受到世祖皇帝的提拔。
笃怜铁穆迩,原名因牙纳硕理,文宗时期才赐其名,“文宗时赐名笃麟,袭职环卫宗仁蒙古卫亲军都指挥使”,笃怜铁穆迩仅有十一岁,但因其独特的气质,让文宗甚是喜爱,“时十有一,上见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焕发。
甚爱重之”。
随后,文宗皇帝命其担任诸多官职,其中就有宣徽使一职,“命受经於奎章阁,历崇福司太常太禧两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宣徽使,知枢密院事”,由此可知,笃怜铁穆迩担任宣徽使仅从皇帝对其喜爱,就可任为其职,足以见得皇帝的直接任命是宣徽使选拔的重要方式之一。
秃坚不花,观其升迁之路,他在宣徽院的仕途与皇帝的喜爱息息相关。
在亢海来降时,他向世祖提出建议,勿杀降者,遵循仁义之道,“上深纳其说,益信公为可用矣。
升中顺大夫、同佥宣徽院事”,世祖时期,将其升为同佥宣徽院事。
成宗之际,直接表明了对秃坚不花的信任,“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升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出于皇帝对他的信任,直接将其升为同知宣徽院事,在驸马阔里吉思有疾时,秃坚不花照顾周到。
“上又悦,超拜宣徽使”,虽说他出虚,辞去宣徽使一职,但后来武宗时期,由于秃坚不花对待漠北诸王较好,名声溢于北境,得到武宗的赏识,“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监卿,出兼金之带於内藏,即其家以赐”。
出于皇帝对秃坚不花的喜爱与信任,其升迁之路较快,而且多受到皇帝的直接提拔,是他晋升的主要方式。
二、宿卫入仕 宿卫入仕是宣徽使主要选举方式,元代宣徽使以宿卫怯薛出身为主,任怯薛者不一定是宣徽使,但任宣徽使者大多为怯薛出身。
从宿卫直接当选为宣徽院官员的情况屡见不鲜,皇帝身边的宿卫本身与皇帝关系较为紧密,况且任职皇帝宿卫的多为功勋、根脚之家,“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
但也不是所有的宿卫都有机会担任宣徽使,这与他们跟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任职时间、门第、才能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亲近莫若近卫之臣,所谓怯薛者。
然而任使有亲疏,职事有繁易,历时有久远,门第有贵贱,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
出身较好,与皇室关系近且有一定能力的宿卫在元朝受到重用,观宣徽使官员的入仕情况,他们担任宣徽使,大多从宿卫中选拔,而且宿卫入仕的宣徽院官员大多世袭,这大大减少了其他非宿卫出身的官员进入宣徽院做官的可能性。
别儿怯不花,“曾祖忙怯秃,以千户从宪宗南征有功。
父阿忽台,事成宗为丞相”,其曾祖为汗的千户,父亲侍成宗为左丞相,其家族与皇室关系密切,他幼年时期为明宗的府邸藩臣,后成为仁宗的宿卫,“仁宗召入宿卫”,时期,成为宿卫之长,晋升宣徽使,“特命领宿卫,升大夫、宣徽使”。
别儿怯不花皇帝宿卫出身,其晋升宣徽使之路如此之快。
家族常资,太祖时期就被选入宿卫,负责保护大汗安全及掌内廷玉食,其子兀迩笃以父职事,同为宿卫掌御膳,太祖与诸王会于驴驹河时,兀迩笃因抢救饮食所用列鼎而得疾,得到太祖重赏。
其子咬住,与董文忠一同为世祖宿卫,在宫中深受皇室喜爱,侍奉太子,授予“典膳署令”,实为宝儿赤,成宗时期被提拔为同知宣徽院事,进入宣徽院继续扶着皇帝的膳食。
其子普兰奚继承父职,为同知宣徽院。
观常氏家族三代,皆为皇帝宿卫,且与皇帝关系亲密,掌皇帝玉食,常氏家族子继父职,世袭其官,其升迁方式从宿卫提升为宣徽院官员。
吴鼎,“至元十七年,见裕宗于东宫,命入宿卫”,“后积官至、宣徽副使”;伯答沙,“幼入宿卫,为宝儿赤。
历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后升至宣徽院使;尹和和,“命宿卫皇,积劳为宣徽院都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前文所述月赤察儿、秃坚不花等,也都是宿卫出身的宣徽使,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其他部门调任 有元一代,也存在从其他机构选调至宣徽院的情况。
如刘贞,曾任南台监察御史,后从监察御史转为宣徽院判官,“入拜监察御史,改宣徽院判官”。
仇濬,“泰定元年,以奉直大夫,拜监察御史”,也是从监察御史调任到宣徽院,为宣徽院经历,“久之,起爲宣徽院经历”。
李羽,由户部掾史转为宣徽院掾史,“大德中,从事省曹,擢户部掾,转掾宣徽,就除架阁库管勾,阶承务郎”。
答失蛮长子买奴,仁宗时由司农卿转为同知宣徽院事,“天历至顺间,由司农卿迁同知宣徽院事”。
杨朵儿只,从礼部尚书直接调任到宣徽院,担任宣徽副史一职,仁宗时期拜为礼部尚书,后“迁宣徽副使”。
贾廷瑞,原在吏部做官,同为枢密院都事,大德末年,“除兵部郎中,立除同佥宣徽院”。
郭郁,受丞相器重,为都省掾史,“时中书答刺罕丞相甚器重之,留掾都省”,大德九年,“敕授承务郎,宣徽院都事”。
王安贞,原为江浙行省掾史,后入工部,迁入宣徽院,“入为工部,主事宣徽院都事”。
赵思恭,原为官吏,后“升大司农掾,又转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
同时,也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在朝中官员的引荐下进入宫中,因其才能入职宣徽院,如吴尚辅,“给事中朵儿只引见上于嘉禧殿,命为太子说书,辟宣徽院椽史”,吴尚辅有机会得以见宫中皇室成员,以其说书才能得到皇室赏识,入职为宣徽院椽史,这种情况很少见。
从以上宣徽院官员调任经历可知,宣徽院官员可从朝中监察御史、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司农卿、以及地方行省掾行调任迁升,但这种情况并不十分常见,调入宣徽院往往都是宣徽院品阶较低的办事官员。
当然,买奴和杨朵儿只同为色目人,考虑到其家世及出身情况,实为特殊之例,但总体来看,调入宣徽院的官员还是以汉人为主,他们入职宣徽院往往担任一些负责处理具体事宜的低品阶官吏,如宣徽院判官、经历、都事、照磨等。
宣徽院官员选拔方式以皇帝亲命及宿卫入仕为主,还存在少量其他部门的调任,重要官职仍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且职位不断世袭,这保证了元朝的稳定统治。
结语 统治民族蒙古、色目人在选官制度中具有优势地位,保证了在官僚队伍中特别是高级官员队伍中的数量优势,有利于保持元朝统治的稳定,对于这个占全国人数少的统治民族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如一些有才能的汉人官员入仕无途,大多数官员群体很难进入宣徽院的决策层,他们只能担任一些无实权且品阶低的官吏,大权掌握在部分蒙古人和色目人手里,极易造成吏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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