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官场贪腐横行：汉武帝刘彻任用酷吏铁腕反腐
【千问解读】
正如司马光所正确评论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认为他与相差无几。
特别是，由于汉武帝有着惊人的享受欲望，他的奢侈无度创造了西汉历史的最高水平，上行下效，就使文、景以来的奢靡之风以更加强劲之势吹向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此风气的浸润下，武帝一朝官吏的贪污腐败自然变本加厉，令前辈们无法望其项背。
武帝时期官场的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贪官们把其触角伸向任何能够伸去的地方。
首先是侵吞土地。
因为土地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
以武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将土地视为私产，随意征用。
为扩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坟墓，拆毁人家的房舍。
大小贵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以强取、贱买等手段，侵吞百姓的土地，强占国家的土地，也抢夺失势贵族官僚的土地。
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肥沃土地。
为了扩大宅地，他甚至打算侵占官府考工的地盘，连汉武帝也看不过去，痛斥他“何不遂取武库？”外戚窦婴失势后，田蚡看中他城南数顷良田，就提出以解救他犯罪的儿子为条件得到那片土地，窦婴十分气愤地说，将军虽尊贵，难道就能以势夺田吗？其实，窦婴和灌夫也是掠取土地田宅的老手。
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贵族、官僚在侵吞无权无势百宅的同时，还利用管理国有土地的机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代公为私，索贿受贿。
如李蔡任丞相时，就借一次朝廷赐予百官墓田的机会，贪污土地出卖谋利，得钱四十万，事发后自杀。
官府在把大量国有土地以“假民公田”的形式出租时，先以极低的租额租给豪强权势之家，要他们再以较高的租额转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取差额地租。
典型的例子是酷吏宁成，他曾任中尉，被免职以后，即通过关系租到官田千余顷，转租给数千家贫民，几年以后，当宁成遇赦的时候，已经“致产数千金”，成为“威重于郡守”的一方富豪了。
类似宁成的情况，恐怕各地都有，其实质既是盘剥小民，又是侵吞国家财产。
其次，官场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
如太尉田蚡一时权倾朝野，贿赂络绎而至，他照收不误。
韩安国因对匈奴战争的失误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结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农，成为中二千石的高官。
大行王恢因与匈奴对战马邑失利，汉武帝准备严惩。
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贿，希冀通过他向武帝说情，以免死罪。
因为田蚡对音乐、狗马、田宅特别钟爱，行贿者于是，一时间献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马玩好”。
投桃报李，田蚡也卖力为行贿者谋取官位和其他好处，不少人经他之手得到高官，有的一夜之间升到二千石。
后来汉武帝也发现此人，越权任用许多人做官，当面愤怒地质问他：你任命官吏有完没完，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吏。
然而，受贿犹如吸食毒品，很难自行收敛。
田蚡不惜触犯“阿附藩王法”，同觊觎皇位的淮南王刘安相勾结，接受他的大笔贿赂。
所幸他死在淮南王案发之前，否则，按武帝的说法，他得到的将是“族灭”的下场。
主父偃早年落魄，后以工于心计和能言善辩而得大官。
他仿佛要使早年的窘况得以补偿，随即地索贿受贿。
不少官吏怕那张利口给自己带来灾难，只好以行贿买平安，“赂遗累千金”，很快暴富起来。
有人对主父偃的恶劣行径加以劝阻，希望他考虑后果时，他竟毫无羞愧地辩解说：“我结发游学四十多年，一直未能入仕途，结果是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将我拒之门外，宾客也舍我而去，我在困厄中太久了。
况且，大丈夫活在世上不应碌碌无为，不能以五鼎食，宁可以五鼎烹。
我自感日暮途远，所以故意倒行逆施。
”完全是一副赌徒的心态。
他最终因收受诸侯贿赂和致齐王自杀而遭诛。
田蚡与主父偃只是贪官中的两个典型，当时的大小官吏几乎人人受赂，个个贪赃，必要时也出手大方地行贿。
即使功勋盖世的大将军也不能免俗，拿出五百金为汉武帝宠爱的祝寿。
再次，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
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修改增删过的法律繁密苛酷，“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于是执法者可以随意引用解释法律条文，根据关系与行贿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如此一来，必然是“罪同而论异”，罪重得释与罪轻冤死者不在少数。
一批人数众多的酷吏走上执法岗位，他们“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视法律为儿戏，随心所欲地行事。
汉武帝最信任的两位执法大臣张汤与杜周，是酷吏中的两个典型代表，他们治狱专以汉武帝眼目行事。
张汤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重判的，交给苛酷之吏审理。
武帝意欲轻释者，则交给轻平之吏审理。
杜周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排拒者，则加以诬陷。
武帝意欲释放者，则先关押起来，待机寻找为之开释的理由。
如此执法办案，贪赃之事必然司空见惯，一些执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其中典型的是杜周，此人初为廷史时，仅有一匹身有残疾的老马，后来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晚年“家赀累数巨万”，其中恐不少是赃款。
司法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武帝后期乡村农民起事此起彼伏，显然与执法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滥刑滥杀有关。
又其次，是军官的侵吞战争物资，克扣军饷，刻剥士卒。
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军需物资数额庞大，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
卫青、、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
如李广利率近十万大军和三万匹战马出征大宛，虽勉强获胜，但损失惨重，生还的士卒仅万余人，战马千余匹。
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最后，由于汉武帝垄断货币铸造，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工商政策，给主管官员创造了侵吞国家财产，内外勾结，贪污牟利的机会。
如张汤就与长安商人田信等勾结，偷漏国家经济情报，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恶化了官民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动摇汉皇朝的统治基础，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大反贪力度。
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令郡国守相、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经考试后任官。
这些人出身相对贫寒，但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跻入仕途，改变了官吏队伍的成分，提高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们之中，出了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等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
与此同时，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加大监察力度，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
而一旦发现贪污、受贿、枉法的官吏，则予以重法惩治，即使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一律严惩不贷。
公孙弘以后的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大多因贪贿之事而遭诛。
为了反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
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
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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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晓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隋唐大运河的千古之谜吧。
网络配图 柳孜镇填补运河空白 柳孜镇，古称柳子镇，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境内，始建于，因开掘的大运河之通济渠段穿镇而过而逐渐繁荣，成为唐宋时期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据《宿州志》记载：柳孜为巨镇，有庙宇99座，井百眼。
着名东晋音乐家桓伊和“”之一稽康就是生长在这里，可见当时柳孜文风之盛。
然而，，瞬息万变，南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泛滥，洪水夺淮入海，通济渠从此淤塞，柳孜镇也因此衰落下来。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柳孜镇又因安徽省文物局考古发掘队在这里的重大考古发现又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瞩目。
八艘唐船、码头、大批唐宋名窑瓷器的相继出土印证了这块土地昔日的繁华。
二000年四月八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在柳孜实地考察后，向世界郑重宣布：“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证明了大运河的流经路线，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的空白”。
首次发现北宋货运码头 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淮北市决定将境内宿州至永城一段公路拓宽改建，拓宽的部分公路恰好沿古运河南堤(史称隋堤)从柳孜镇穿过。
安徽考古界经长期考证研究，认为柳孜镇有座古代码头，为保护这一历史遗物，决定对柳孜一带路段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数十个日夜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专家们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一座沿运河南岸东西走向顺河而建的石造码头展现在人们面前，整座码头为长方形建筑，长14.3米，宽9米，高5.5米。
东西南三面采用由上而下的飞檐砌法，两侧用夯土护堤，临水面石壁陡高，便于靠船装卸。
经考察，此码头为北宋时期的货运码头。
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考古的首次发现。
八艘沉船见证繁荣 然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就在考古队发掘码头四周深部土层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八艘古沉船。
其中有三艘沉船较为完整，1号船为木板结构，长2.6米，宽1.92米，尾舵呈扫把状;2号船为一巨型整圆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长0.6米，宽1.10米，出土时舱内有釉陶制泡菜坛等文物;3号船木板结构，长23.6米。
因沉船埋藏的土层中发现青釉、三彩瓷器和唐代“开元通宝”钱币等器物，沉船的年代被专家认定为唐朝。
此次发现的沉船位置均在古河道南侧河底，且均向北侧倾斜。
专家推测是黄河泛滥河水冲翻所致。
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的沉船在我国尚属首次。
网络配图 柳孜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其中瓷器为多，其它为铜钱、铁器、石器等，陶器有灰、红色陶，釉陶和建筑陶等。
器形有缸、盆、坛、和砖瓦等。
铜钱均是方孔圆钱，有“开元通宝”、“嘉佑通宝”、“熙宁通宝”。
铁器有三足釜、斧等，石器有磨、石柱、锚等。
瓷器品种最多，有青、黄、白、黑、白地黑花、外黑或酱、内白等许多釉色，一般釉质较粗，少数青、白釉较细。
瓷胎多为较粗的泛黄或灰色胎，少数白瓷胎洁白细腻，瓷器多素面，少数印花、刻花、三彩、点彩和堆贴文饰等。
器形以碗数量最多，其次有罐、盆、三足器、杯、壶等。
从瓷器的釉色和造型初步辨认窑口的有：寿州窑、肖窑、吉州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建窑、定窑、越窑、长沙窑、均窑等隋、唐、宋时期的窑口，还有一些不明窑口的瓷器有待进一步确认。
柳孜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实属罕见，这为唐宋陶瓷业的生产、运销、外销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通济渠路线之谜终见答案 通济渠，又称新汴渠，唐宋时期称汴河。
《·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济渠修通后，唐宋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漕运和河运治理制度。
因承受黄河的泥沙，唐代每年疏通一次。
到北宋末期，政权衰败，运河的管理制度也逐渐松弛了，黄河数次大决口，导致通济渠河高出地面5米之多。
通济渠的说法不一，史载不一，且有新旧之说，老汴河向东一直流到肖县、徐州入泗水，西汉时称鸿沟或狼汤渠，东汉时称汴渠，直到隋初年古汴河还在沿用。
新汴河是隋炀帝另外开挖的河道，称通汴渠，新旧汴河分叉点在开封。
新汴河过开封后折向东南，路程较古汴河为短。
关于通济渠的流经路线，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
一种说法为经陈留、雍邱、襄邑、宁陵、考城、宋城、宋邱、虞城、肖县、徐州汇入泗水。
网络配图 另一种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来南录》和《开河记》载，通济渠与汴渠分离后，经陈留、雍丘、襄县、宁陵、宋城、虞城、谷熟、永城、临涣、甬桥(今宿州)、虹县至泗州洪泽湖入淮。
还有其他不同的文献记载和专家的观点。
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为这一千年古运河路线之谜揭开了谜底，证明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填补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并且为研究中国运河考古史找到了突破点。
隋唐大运河作用超过“” 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通济渠、江南运河、永济渠。
沟通了海、河、淮、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5000余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运河。
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宋新潮在谈及隋唐大运河时自豪的说：“中国有两项伟大的人工工程：一是长城，的防御工程;二是大运河，隋炀帝的交通运输工程，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人工运河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理应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大运河是隋、唐、宋三代运输的大动脉。
通济渠将黄河与淮河连接起来，将江南与江淮地区丰富的物产、粮食运到北方以解决都城及军队的供应。
这是人力马车陆路运输所不能解决的。
大运河还带动了两岸城镇的繁荣，促进了全国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大发展，形成运河经济带。
唐宋王朝是我国漕运发达时期，正是靠大运河保证了物资供应，使其走向中国历史的鼎盛阶段。
难怪安徽省文物局局长章家礼如是说：“隋唐大运河是当时王朝的命脉，其显赫作用超过‘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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