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想成为永久中立国？瑞士花了300年才成功

初期建都南京，时期迁都北京。

传十六帝，共计276年。

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萌芽。

接下来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明代商品经济较前代更为繁荣，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以百姓生活用品为主的长途贩运贸易成为明代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形成了多个具有地域性质的商帮。

各商帮为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竞争力，维护自身利益，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帮规、帮约和经营原则。

在明代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晋商、徽商，特别注重践行经济诚信思想，将“诚信经营”原则贯穿于经济活动始终。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成功践行是以政府对“诚信”的强制执行为保障。

明代政府为规范经济活动，以法律手段对违反诚信经营原则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裁。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商人群体、社会普通民众和政府相互作用的结果。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内容 1.商人“以诚为本”的经济诚信思想 经济诚信思想是基于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价值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是各大地域性商帮的兴起和壮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扬名海内外的晋商和徽商。

晋商、徽商能够称雄商界几百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够将儒学的优秀内涵化为自身的人格追求，以“诚信”为本，诚信经营。

晋商兴起于关公故里，重利更重义。

这种义利观既是关公信仰影响的直接后果，也是儒家“诚信”道德伦理的结果。

晋商不同以往商人对精神信仰和道德人格的追求，而是信奉义先，诚信经营。

在先义后利和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影响下,义利相通成为晋商经济交往的哲学基础和商人内在的核心精神价值观。

晋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诚实守信，坚守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这种诚信理念的形成，不仅有前文所提到的传统儒学和关公精神的影响，而且与晋地质朴敦厚的民风遗俗有关。

晋商把诚信理念成功地应用在商业活动中，造就了辉煌的商业事业，成为明清时期遍及中国的第一大商帮。

2.政府“诚信”指导下的市场管理 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极为重视对商税的管理。

政府对商税管理的理念和措施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诚信思想。

政府对商税管理的经济诚信思想首先体现在对社会公开所需征收货物的名目，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设置专门机构如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局、抽分场居、河泊所等督查商税的征收。

政府用法律手段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茶法、盐法和酒税，维护商税的稳定和征收，客观上保证了税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尤其是将所需要征收的货物种类张榜公布在官署近旁，让纳税的商人明确所需纳税货物种类，也使征税的官吏征税时明确目标。

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商人利益，也抑制了贪官污吏巧立名目乱征税的现象。

其次，明政府的经济诚信思想还体现在对偷税漏税行为的严厉打击。

伴随着应税之物的增多，政府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也逐步增强。

如规定“凡应税之物，有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则罚取其货之半，没收入官。

”据《稿·食货五》载：“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契本，别纳纸价。

”明政府对商税的诚信管理一方面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起到良好作用，一方面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1.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重要性 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传统经济诚信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明代“诚信”思想在经济领域的渗透和糅合是当时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之一。

纵观有明一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与当时经济诚信思想较为充分的践行是分不开的，即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性意义。

第一，经济诚信对商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商人获利的多少。

商人是否能够长久获得良好经济效益与自身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个人修养有极大关系。

商人在经济活动中讲诚信、守信誉、践行经济诚信思想，是提高自身道德素养的重要环节，也是建立与顾客和合作伙伴良好关系的基础。

商人的良好形象是建立商业团体，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必备要素;也是商人开拓市场，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

经济诚信便是商人经商的重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有效聚集为市场的开拓和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经济诚信思想是提高商人人力资本有效利用的思想基础。

人力资本是一种凝结在人身上的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人力”。

经济诚信思想是商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结在商人精神层面的获利资本。

商人内在精神层面所具备的诚信思想是商人顺利开展商业活动的前提，也是商人获得长久发展的保障。

商人所拥有的“诚信特质”越多，越能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也就越有可能收到效益最大化的效果。

明代商人群体的经济诚信思想是保证商人在经济活动中提供货真价实商品的思想基础，是商品经济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经济诚信思想也是明代商人解决经济纠纷时遵循的重要道德准则，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不正当经济行为的发生。

因此，经济诚信思想是明代商品市场稳定和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明代经济繁荣昌盛的前提。

2.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局限性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局限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变革和创新。

尤其是在明中叶以后，传统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趋于僵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

因此，深刻领会经济诚信思想的积极意义，也应认识到其固有的局限性。

第一，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承袭了儒家传统诚信思想，以“义”为标准衡量经济活动诚信与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儒家倡导的诚信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认为人与人之间应重义轻利，强调“义”是践诺“信”的基础和前提。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具备传统儒学所要求的重义轻利，侧重于强调含有阶级性的“义”，即侧重于下级对上级的诚和信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

所以，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是有条件性和阶级性的，侧重于下级对上级的诚信。

第二，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是一种偏重于德性化的经济思想，更多注重的是人情交往,“是一种建立在个别主义信任基础上的合作秩序”。

虽然明代商品经济较前代最为发达，但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时代。

小农经济社会也就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空间内，经济交往更注重人情关系而轻制度性规范，建立在此社会环境下的经济诚信思想必然带有地域狭隘性和人情性。

如此一来，便容易导致“信任的个人伦理性和非工具性所导致的交易的非公正性。

” 因此，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诚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阻碍商业的突破性发展。

从操作层面看，传统诚信缺乏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更注重操作，社会信用体系本身一个社会操作系统。

在这个体系中，对失信者作出惩罚，保护守信者的合法利益，而传统诚信在这方面缺乏可操作性。

传统诚信思想的约束功能较弱。

传统诚信思想对人们的约束不是靠法律机制，而是靠个人的内省、自察，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

传统诚信思想对惩罚功能较弱。

中国历史上，守信的人受到人们的敬重，而那些失信的人，则受到人们的鄙视，但却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频繁而复杂，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失信者的行为做出判断，给以适当的惩罚，使被侵害者得到相应的补偿。

传统经济诚信思想对此却束手无策，因而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局限性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的，应该以辩证的思维认识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总结 纵观古代中国，明代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且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继承了传统诚信理念，并在明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践行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对商人的经济伦理观和价值观的良好构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经济诚信思想也有利于促进政府和商业团体建设诚信监督机制，客观上反作用于经济的繁荣昌盛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当代的经济诚信思想与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明代经济诚信思想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总结，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代经济思想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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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大清帝国与沙俄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清廷与沙俄的战争状态告一段落。

开始把目光投向蒙古诸部，此时的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在遭受准噶尔部大汗噶尔丹的进攻，在相继占领南疆大部，攻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后，噶尔丹开始向蒙古诸部发起进攻，他的宏图大志是要恢复曾经的霸业。

绰罗斯·噶尔丹，源自藏语“甘丹”，意为兜率天，也先的后裔(非黄金家族后代)，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

康熙九年(1670年)，噶尔丹夺得准噶尔统治权，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

执掌最高统治权后，噶尔丹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

噶尔丹的谋臣对他说道：‘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

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成吉思汗)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万，然后促夏执金，混为一尊’。

噶尔丹善其言，乃为‘近攻计’(即)”。

所谓“近攻计”的具体步骤是先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进而出兵天山南路，统治回疆，以确立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与此同时拉拢蒙古诸部，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以便今后各个击破。

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之下，噶尔丹先是击败和硕特部首领兼卫拉特盟主的鄂齐尔图汗，把卫拉特联盟变为事实上的，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其“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成为自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绰罗斯家族自已称汗的唯一封建主。

之后噶尔丹又率领十万准噶尔征服哈萨克汗国、攻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

噶尔丹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前，即着手加强军事集权统治体制，要求所属官员不得延误税赋征收，并采取一系列保证兵源，改善作战装备的措施。

史载：“作小连环锁甲，轻便如衣。

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

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

用骆驼驮大炮以加强机动性，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使准噶尔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噶尔丹“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治战攻器械”，一时准噶尔“资用报备，不取给远方”。

但其在南疆穷兵黩武的统治却令南疆地区各民族部众，又恣意索取牛马妇女人丁，回众不堪其扰，如居水火。

为了实现其称霸西北的方略，他“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

在噶尔丹看来，“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征服蒙古”，因而采取了“北通好于俄罗斯”的方针，以争取沙俄的支持。

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增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领土之完整。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两年之后，噶尔丹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汗部，他要统一蒙古诸部，实现祖先成吉思汗的霸业。

喀尔喀诸部首领都无法抵挡，于是联名向康熙皇帝求救，康熙帝认为噶尔丹其势日盛，如不彻底将其击败，则。

于是，康熙帝决议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日，清廷发兵10万，采取分进合击的方略，康熙帝自率中路军，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路、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路，分别由古北口、喜峰口出击;又令盛京、吉林将军出兵西进，协同主力作战。

七月二十九日，两军相遇于乌兰布通，准噶尔军列营于山坡上，因东西两翼无屏蔽，噶尔丹命将万余头骆驼缚足卧地，背上加箱笼，蒙以湿毡，构成 驼城 ，士兵依托箱垛，发射弓矢、火器，进行阻击。

清军及时调整部署，以火器兵为前列，步兵继后，骑兵为两翼。

八月初一，清军集中火炮轰击，自晡至暮，向驼城中段轰击，猛烈的炮火将骆驼炸得血肉横飞，驼阵被撕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正面的清军步骑兵随后发起勇猛的冲锋，另一支清军则从驼城背后夹攻。

噶尔丹的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横尸遍野，大败的噶尔丹仅率少数残兵逃循。

但不甘心失败的他在之后退据科布多招集旧部，并求援沙俄，图谋再举。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噶尔丹率全部骑兵3万人，东掠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

次年二月，得知噶尔丹行动的清廷发兵约10万人，分三路出击，康熙帝亲率中路军3万人出独石口。

五月十三日，清军西路进抵昭莫多，清将费扬古以逸待劳，将东阵兵陈于山上，居高临下，依险俯击，弩铳迭发，又用骑兵迂回于准噶尔军后部，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噶尔丹大败，其妻阿努可敦等被击毙，众皆溃散，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使噶尔丹彻底丧失了有生力量，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的势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负隅顽抗，他不愿意做一个投降的大汗。

隔了一年，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

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地区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南疆诸部台吉也纷纷率部降清，连他的女儿和女婿也率部投降清廷。

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在绝望之中服毒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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