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哪里？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自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

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

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

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

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

”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至于他对着说要找机会杀了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

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

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

”“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

”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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