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曾赏千金挑刺是怎么回事？无人能“增损一字”

臣密言：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

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至於成立。

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

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

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

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

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於星火。

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

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於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愿乞终养! 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实所共鉴。

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馀年。

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上面这篇文字，是汉末与西晋易代之际，一个蜀汉旧臣名叫李密的人写的，而且是写给当朝西的。

魏晋时期，臣子向皇帝陈述事情，被称为上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表以陈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

李密上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晋武帝陈述他不能应诏，进京赴任的理由。

他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触怒统治者，引起统治者的猜疑和忌恨，所以，他采取了以情动人的叙述策略，尽量渲染他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感情，也直接表达了他对新君的效忠之情。

后人有好事者，遂称之为《陈情表》。

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

他生于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卒于公元287年(晋武帝太康八年)，终年63岁。

《晋书》中有他的传，被列为“孝友第一”，算是当年的道德模范，十佳青年。

如今在他的出生地，彭山县保胜乡龙安村，石崖上还刻着一个遒劲的“孝”字，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孝字，有“中华第一孝”之称。

山上的龙门寺内，则供着李密的牌位。

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

公元263年，那一年他39岁，魏国发兵入川，把蜀国灭了。

次年，废了魏元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就是晋武帝。

这个晋武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昏聩和生活上的荒淫。

西晋王朝的短命，和他的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史书上说他“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这固然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也不排除其性格当中真有一点宽厚的品性。

史书上还具体描绘过他的形象，长得也是“发委地，手过膝”，与民间对的描述好有一比，这似乎成为二人性格上或有相近之处的一个证据。

但刘备既不荒淫，也不昏聩。

不过，晋武帝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作为一国之君，把“稳定压倒一切”当作国策，也在常理之中。

所以，虽然他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帝位，有他残酷的一面，但对于曹奂本人，以及蜀、吴的和，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

刘禅能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忘了亡国之痛。

总之，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一个蜀汉旧臣发出盛情邀请，这里面固然有笼络人心，装点门面，稳定局势的现实政治考量，却也不排除他对李密才德的欣赏。

无奈，李密并不领情。

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

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国的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曾是蜀国的一块招牌，经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

魏将邓艾率军直取蜀国，他曾上疏劝刘禅降魏，后以主降有功，被魏封为阳城亭侯。

谯周的学生，除了李密，还有撰写《》的陈寿。

谯周有“蜀中”之誉，他的门人则把李密比作七十二贤人里的子游和子夏。

这二位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我们据此猜想，李密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据史书记载，他博览五经，尤长于《春秋传》。

而且，他少年得志，出名很早，年轻时做过蜀国的尚书郎，就是为尚书掌管文书章奏的官，属于现在的“大秘”。

后来做到大将军主簿和太子洗马这样的官职，都是管理文书典籍，为领导办理事务。

他的同学陈寿对他的评价是“机警辩捷”四个字，可见他不仅聪明，而且能言善辩。

据说，他曾经出使东吴，他的辩才给东吴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像是再世。

实际上，这个人的德行和才干，早在邓艾将军平蜀之初，就已被曹魏政权注意到了，所以才有“闻其名，请为主簿”的说法。

不过，李密并不接受。

后来他在《陈情表》中也曾提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公元267年(泰始三年)春，晋武帝直接下令，要他到京城洛阳来做官，郡、县两级都催他赶快上路。

这时，他才真正陷入了绝境。

一方面，君命不可违，何况他还是个“亡国贱俘”，其身份地位是如此“至微至陋”，能得到新君的恩宠，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又怎敢对皇帝说“不”呢?他或许听说过的故事，这位当代名医，厌倦了的专宠，借口妻子有病，跑回家中。

曹操“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

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

他的这种态度终于把曹操激怒了，派人前去调查，如果他的妻子确实有病，就赐给小豆四十斛，并宽限他的假期，如果其妻没有生病，就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虽有为他说情，曹操还是把他杀了。

事实上，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能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做臣子的，永远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李密或许确实尚未做好去新朝为官的准备，或者他真有难言之隐，老奶奶需要他的照顾。

总之，他选择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隐情，诚惶诚恐地写了这个“表”，在他，怕也是。

李密的这个《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身家性命。

所以，下笔之前，作者不能不对写什么和怎么写认真地思索一番。

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表”，他引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

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

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

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

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

” 李密写《陈情表》，破题就破得很巧妙。

他上来就说，“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叙述自己自幼年所遭遇的不幸，生下来只有六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舅舅又强迫母亲改嫁他人。

只有祖母刘氏，看他，承担起抚养他的重担。

他从小多病，九岁时还不能行走。

而家族的情况也不乐观，既没有叔伯，也没有兄弟;由于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

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近亲，家中也没有可以照应门户的童仆，孤零零地立身于人世，只有自己的影子可以相伴相随。

这时，祖母早已疾病缠身，卧床不起，他每天要为祖母侍奉汤药，一刻也不能离开。

然而，如今的圣朝，政治清明，教化盛行，前有太守逵，察举他为孝廉，后有刺史荣，推荐他为秀才。

他都以祖母无人供养为理由，婉言谢绝了，没有应命前往。

这一次，陛下特意下达了诏书，任命他为郎中;不久，又承蒙国家的恩典，授予他太子洗马的职位。

像他这样一个地位微贱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官职，真不是他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

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表章，向上面陈述过，表示辞谢这个职位。

但现在诏书又下来了，言辞比前一次还要急切和严厉，甚至责备他故意拖延回避。

郡县两级官府都要他赶快动身，州官也登门催促，像星火一样急迫。

他虽然很想立刻奉诏前行，但是祖母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想暂就自己的私情，又得不到长官的理解和允许。

他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

他说，如今的圣朝标榜以孝道治理天下，只要是老人，都受到了国家的怜悯和抚养，何况他的孤苦无依，更是不同寻常。

再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伪朝任职，已经做到尚书郎的职位，一心想着仕途通达，并不在乎什么名节。

如今，他已是亡国贱俘，极其渺小和鄙陋，却意外地得到破格提拔和优厚的恩泽，又怎敢徘徊观望，再有非分之想呢?只是因为，祖母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生命垂危，的地步。

没有祖母，他活不到今日;祖母没有他，也无法度过剩下的岁月。

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而他的一点心愿，就是不能为了远行求官而放弃对祖母的侍奉。

他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他为皇帝尽忠的日子还很长呢，而报答祖母的日子却不多了。

他表示，自己是怀着乌鸦反哺的心情，乞求皇帝允许他为祖母。

最后他说，他的苦衷不仅蜀地人士和二州长官都很了解，就是天地神明也都可以见证。

希望皇帝陛下怜悯他的诚心，遂了他的这一点点愿望，或许祖母还可以侥幸地平安寿终，那样的话，他活着就要为陛下尽忠，死后变鬼，也要结草报答陛下的恩德。

他说他怀着一种像犬马在主人面前一样的恐惧之情，恭敬地上表奏闻陛下。

这是一篇救命的文字，以其区区五百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难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看来，李密的这一腔苦水，还真的发挥了作用。

据说，晋武帝看了他所上的表文，也颇受感动，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是真的相了李密的孝心，还是想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统治者的仁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二者皆有吧。

但从他所面临的形势来看，确实要求他少杀人，甚至不杀人。

汉末大乱，天下争雄，杀了百余年，，血流成河，世道人心，都不希望再开杀戒，荼毒生灵。

就晋武帝的性情而言，他也不同于曹操或者。

曹操对华佗，还不是说杀就杀了，丝毫也不犹豫。

他杀，也因为孔融说话不中听。

孔融被杀后，尸体被抛弃在街市上，竟无人敢为他收葬。

老朋友脂习冒死前去收尸，被曹操逮捕，也几乎被杀。

还可以举出明成祖和的例子，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心腹谋臣之一，明成祖“”之后，方孝孺被俘，朱棣为了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及老百能承认其“合法性”，想着要借助方孝孺的名声，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

哪知，方孝孺坚决不干，就是灭十族也不干。

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果然灭了他的十族。

朱棣的谋士恳请不要杀了方孝孺，说杀了方孝孺，天下的“”就绝了。

朱棣不听，坚决杀之。

无论如何，李密没有被晋武帝杀掉，不仅没杀，也没以其他方式治他的罪。

为了表彰他的“诚恳”，甚至同意了他先尽孝再尽忠的请求，还赐他奴婢二人，并请郡、县，即当地官府，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直到他的祖母去世。

在这里，晋武帝用的是赎买政策，以此方式，换取李密的政治表态。

“伪朝”一词，使李密于之间，不留痕迹地完成了自己的立场转换，从此告别了蜀汉小朝廷，归顺了司。

这是李密的聪明之处，也是晋武帝用杀人的办法求之不得的。

李密最终还是到朝中做了官的，祖母去世以后，服丧完毕，他就以太子洗马的身份到了洛阳，以后又出任温县县令，再迁汉中太守，但他并不感到称心如意，经常发牢骚，有一次，还在诗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被人(据说是著名文人张华)打了小报告，总之，不久就被晋武帝罢免了官职，回到家乡养老去了。

但也有人说他为人“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一年后，李密死在家中，终年63岁。

历史上，李密之前，或李密之后，因为文章或言谈得罪统治者而惨遭杀害的文人，多了去了，李密竟能幸免于难，也算是个奇迹。

他应该庆幸，他遇到的不是曹操或明成祖，而是晋武帝。

但从他自身这方面说，文章写得漂亮，也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

李密写过很多东西，都没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这篇《陈情表》和一首《赐钱东堂诏令赋诗》。

但仅就这一篇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就应该对他的政治智慧和写作才能。

他是研究《春秋左氏传》的专家，我们猜测，他对不仅不陌生，恐怕早已心领神会，得其真传了。

作《春秋序》，概括《春秋》的特点，认为是：“文见于此，起义在彼。

”后来的刘熙载，发挥他的看法，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意思都是想告诉我们，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

什么叫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写得委婉曲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话不直说，绕弯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隔山打老牛，敲山震虎，古典美学中的“含蓄”是也。

平常人们也说，人贵直，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等等，都是对这种审美的认同。

李密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突出。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感受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族受虐的历史，以及文人士子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些内在的联系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审美之余，应该再多一点思考。

很有可能的是，在我们的审美习惯中，已经积淀了无数人的血和泪，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文人士子历史性的悲剧。

指出这一点，也许很残酷，但这是事实，谁也逃避不了。

至少李密的“曲笔”，就是迫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抛洒的“一把辛酸泪”。

如果他也像李后主那样，直抒胸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恐怕早就被晋武帝杀害了。

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他不想马上做官，他在精神上、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

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新主人的怨恨，乃至性命不保，他在《陈情表》中只能采取这种自轻自贱的叙事策略，贬低自己，抬高他人，既要陈诉一些真情，也要说一些假话，而说假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位特殊的读者，相信自己的真情，真可谓。

李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把真情和假话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假话，一类是所谓“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以及“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么说，无非是要引出下面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从而给晋武帝出个难题。

还有一类就是贬损自己，先说自己本来就是个官迷，“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再骂自己“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晋武帝，是向统治者“示弱”的一种表白。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儒家所坚守的道德制高点，即文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孝”字。

孝是他立身之本，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儒家介入政治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利用道统来约束皇权，而皇权也常常利用儒家的道统来维护其统治。

李密在此以“孝”为立论的基础，因为有事实做依据，无论他怎样表白，都不会过分，而只能使他身价倍增。

《古文观止》的选注者便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它的特点归结为“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

大词人的父亲李格非，也曾指出它的好处，就在于“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

”事实上，古人在把“委婉曲折”作为审美标准而加以肯定的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刻意，不能矫情。

李密在《陈情表》中“用了曲笔”，却并不显得刻意为之，恰恰因为他所讲的是自己和祖母的真情故事。

“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伪饰”(《古文观止》注)，“反复谆笃，出于真诚。

至今读之，犹足使人感动!”(《文章正宗》卷十)这些都是他们对李密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也是李密这篇文章的写作特点。

古代文学中，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常被人拿来并举，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读《出师表》不哭，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其人必不孝。

这么说，现在的人可能不信，因为和我们的经验对不上号，产生不了共鸣。

但古代中国是个宗法社会，百事孝为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是不是真有立竿见影之功，能当场断其忠孝，我不敢说，但至少会有一点的感动吧。

它的第一读者晋武帝司马炎就被感动了，作为皇帝，他需要笼络人心，做一种政治清明的姿态;但作为人，如果他还没有丧尽天良，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话，他的心也许是会动一动的。

何况，李密并没有把话说绝，他只是调整了尽忠与尽孝的顺序，“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也给足了皇帝老儿面子。

说它是“一把辛酸泪”也罢，说它是李密与晋武帝的双簧政治秀也罢，都只是就文章的内容而言;就文法而言，《陈情表》也堪称名篇，是一篇锦绣文章。

《古文释义》的选注者余诚在对它的总评中曾指出：“屡次说来，无一语不委婉动人，固是至性至情之文。

而通体局势浑成，步骤安雅，更极尽结构之妙。

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而得此文之益。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我们细玩这篇文章，至少可以体会到三点好处： 其一，结构之妙，浑然天成。

作者从自家身世写起，先总后分，开篇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八个字总括其悲惨的命运，接着便详细铺述了自己尚在襁褓之中，所遭遇的父亲亡故、母亲改嫁的变故，以及靠着祖母抚养长大，而今祖母病卧在床，指望他来侍奉的尴尬处境。

随后叙写朝廷多次征召，而祖母病情愈重，不可稍离的情形，诉说报国恩与尽孝心无法兼顾，进退两难的苦衷。

接下来歌颂朝廷所标榜的“孝”道，进一步强调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的现实情况，提出自己必须先尽孝的理由，并且特别申明，自己绝无自夸清高，别有希冀的想法，从而提出了“愿乞终养”的请求，表达了“先尽孝，再尽忠”的意愿。

这种文章结构方式，可以说是层层铺垫，逐渐渗透，针线绵密，曲尽其意，，叙事严谨，所谓委婉曲折，不过如此。

当然，文章如何写法，还是得根据读者对象以及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定。

李密的文章是写给晋武帝的，说的又是这样一件为难之事，他选择“曲折斡旋”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同情的，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写作技巧的娴熟，真正做到了“殊不见斧凿痕”。

其二，在语言方面，《陈情表》最突出的特点是骈散结合。

骈是骈文，散是散文，也就是非韵文;而骈文又称四六文，是韵文的一种，讲究押韵，讲究对偶，柳宗原曾有“，锦心绣口”的说法，可见骈文是一种很漂亮的文体。

西汉末年的文风，已渐渐有了骈体的格局，到了魏晋，时人的文章则多半以似骈似散的形式出现。

李密也未能免俗，他的《陈情表》就用了很多四字骈句和对偶句。

四字骈句的特点是语势连贯、简洁凝练，其势如行云流水，紧凑而不拖沓，可以排比、渲染出紧张的气氛，也能形象、生动地直陈其事，或者准确、逼真地描摹其形象，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而对仗工整的对偶句如果运用得当，语气则显得铿锵有力，语意简洁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使文章更有感染力，也更具说服力。

比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都是非常好的对偶句，有人说是“语语痛心，读之使人酸鼻”。

这些骈体句式的使用，结合了或长或短的散文句式，便使得文章有了一种音乐般的美感，铿锵有力，浓郁抒情。

人们称赞魏晋人的文章，称其为“安雅和平，清谈娓娓，不矜不躁，态度自然，使得听的人可以肃然改容，穆然深思”。

当然，今天的读者学习写文章，不必按照骈体或古代散文的要求去做，但古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其三，情理兼备，理出于情，发乎情，止乎理，是这篇文章的又一个特点。

情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文心雕龙·章表》有“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之说，可见，表，作为一种文体，其功能主要是用来陈述情事的。

所以，《古文观止》的选注者称赞它“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但他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他要通过言情说出不能出仕做官的大道理。

李密所面对的是一个难题，一个天大的难题，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他选择以情感人，让读者同情自己，把道理寓于情感之中，言情即说理。

所以，他写《陈情表》，非得动脑筋把道理讲清楚不可。

他在陈述其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先从“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入手，然后折入本意，“况臣孤苦，特为尤其”，也就更有力量。

接着他又称自己是个“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人，“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写到这里，文章又一转，强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年余，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这样就使道理讲得更加周全了，也充分展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既消除了对方的怀疑，也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得更加鲜明。

文章将诉情之语与说理之言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作说理的文章，常常是从理到理，一篇道理讲到头，有时就会显得空洞而生硬，《陈情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提醒我们，有时候，陈情就是说理。

(作者：解玺璋) 随机文章元代发生了哪些大事?诸葛亮决意杀魏延！不是反骨是为啥？真相只有「4个字」8岁小康熙借钱遭拒绝！怒喊：朕日后定要杀你大臣下场曝杂技高空钢丝表演惊呆路人，18岁小伙掉下钢丝当场摔死淫欲魔王阿斯莫德，诱骗俊美人类关至第二层地狱（至上四柱之一）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

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

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

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

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

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

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

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

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

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

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

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梁语)。

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的大总结。

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

”(《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

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

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

”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道家。

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尤其是《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不但继承了道家，而且发展了道家。

但是，《吕氏春秋》放弃了道家消极一面，它不仅要求人类顺应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觉能动去发挥创造。

而这种发挥创造则需要用自然法则来验证其合理性。

例如，古代的养生学说多发源于道家，《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养生不再是道家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

”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

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

“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

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

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

若此，则每动无不败。

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

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

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

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

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

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

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

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

“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

”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

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

很显然，是《吕氏春秋》对黄老道家、庄子学派的继承，又对庄子学派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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