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曾赏千金挑刺是怎么回事?无人能“增损一字”

据《·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
【千问解读】
据《·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可见此书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下食客(《汉书·艺文志》称“智略士”)集体撰著而成。
吕不韦是名义上的编撰者,有如现在的“主编”。
不过,此书既以“吕氏”为旗号,又在其主持下编撰而成,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毋庸置疑的。
兼容各家思想 突出强调统一 《吕氏春秋》成于众人之手,众人又是颇为自由地撰著,然后集为一书,因而历来被认为“杂家”著作。
其实,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诸子之说兼有之”(汪中《吕氏春秋序》),“采精录异,”(《吕氏春秋附考》),呈现所谓“杂”的风貌,正是《吕氏春秋》的基本思想特征。
在《吕氏春秋》中,无论儒、墨、道、法,还是阴阳、纵横、名、农、兵,各家思想都有所反映。
尽管时有矛盾、抵牾之处,却都包容于一书之中。
这样看来,作为主持编撰者的吕不韦,似乎颇有容纳百川的度量。
《吕氏春秋》固然具有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的基本思想特征,但也并非无所侧重。
杂取众家之长,必有鉴别、抉择,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倾向。
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它“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即认为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倾向。
《四库全书总目》则判定此书“大抵以儒为主”。
现在看来,硬要认定《吕氏春秋》以某一家思想为主,也许是勉强的,因为此书毕竟以“杂”为基本特征。
但应该看到其编撰目的,在于“记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序意》),实质上是为秦王朝统一天下作理论准备的。
所以书中特别强调“乱莫大于无天子”(《观世》),并再三宣扬所谓“一”即“统一”的思想。
《不二》篇说:“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执一》篇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
一则治,两则乱。
”《大乐》篇又说:“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虽然不主一家,但强调统一的观点甚为突出,可以认为,这是统领全书的一根主线。
内容宏博繁富 体式新颖独创 《吕氏春秋》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东汉高诱称其“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
徐时栋赞其“瑰玮宏博,幽怪奇艳,上下巨细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读之如身入宝藏。
”(《吕氏春秋杂记序》)此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文献和逸闻轶事,内容浩博,涉及广泛,无论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音乐学、农学、人才学等等领域,都有很高学术价值,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吕氏春秋》“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体式宏大、新颖,前所未有。
全书分为“览”、“论”、“纪”三大类,各类下分8、6、12组,各组分别包括8、6、5篇,总计160篇文章。
编排整饬,自成系统。
这无疑是一个新颖的创举。
先秦之文从语录体到对话体及对话的连缀,再到独立成篇,最后发展为《吕氏春秋》式的系统化专著,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尽管为了强求整齐,不免有敷衍、割裂、重复之病,但这毕竟只占全书很小比例。
况且此书体式新创,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
整体看来,它在体式上的独创性、严整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确实是难能可贵而值得赞赏的。
刘勰即盛赞“吕氏鉴远而体周”(《文心雕龙·诸子》);章学诚也指出:“吕氏之书,盖之所取法也。
”(《校雠通义》卷三)不仅如此,其体式还为后世的一些专著以及“类书”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指斥时君时政 文风平易晓畅 《吕氏春秋》的文章,现实针对性强,敢于訾议时君,指责时政,颇富批判精神。
如《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去私》篇又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圜道》篇更挑明道:“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
”这显然是针对期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本纪》)的秦王发论的。
又如《节丧》篇抨击当时的厚葬之风,也分明是针对秦王之奢靡而发的。
敢于指斥时君世主,放言无惮,充分展现了战国时代勇于争鸣的时代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虽然时有尖锐之论,但全书文章大都立论平稳,摆事实,讲道理,不作空言,不尚文采,平易晓畅,颇有务实之风。
与诸子之文相比较,它不像《》的滔滔雄辩,不像《庄子》的汪洋恣肆,不像《韩非子》的锋芒毕露,也不像纵横家的辩丽横肆,其风格颇近似之文。
也许,所谓“著书布天下”的“荀卿之徒”,便是此书的主要执笔者。
史载《吕氏春秋》书成,吕不韦十分得意,大肆炫耀,公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史记·吕不韦列传》)似乎此书,,一字千金。
其实真相在于,当时秦相吕不韦权势煊赫,令人畏惧,谁敢去“增损一字”呢? 随机文章踢猫效应是什么意思 ,想入这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最终全部遭殃)探寻空中猛禽的虎头海雕捕猎技巧,白头海雕vs虎头海雕谁更厉害存在于幻想中的欧洲载人登月计划,意图建造月球村/NASA发声支持9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网传末日预言和外星人入侵地球(辣眼睛)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区别,冥王星最小天王星最大(八大行星)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解析:李密的《陈情表》竟是一篇救命的文章!
臣密言: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
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至於成立。
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
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
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
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
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於星火。
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
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於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愿乞终养! 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实所共鉴。
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馀年。
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上面这篇文字,是汉末与西晋易代之际,一个蜀汉旧臣名叫李密的人写的,而且是写给当朝西的。
魏晋时期,臣子向皇帝陈述事情,被称为上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表以陈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
李密上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晋武帝陈述他不能应诏,进京赴任的理由。
他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触怒统治者,引起统治者的猜疑和忌恨,所以,他采取了以情动人的叙述策略,尽量渲染他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感情,也直接表达了他对新君的效忠之情。
后人有好事者,遂称之为《陈情表》。
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
他生于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卒于公元287年(晋武帝太康八年),终年63岁。
《晋书》中有他的传,被列为“孝友第一”,算是当年的道德模范,十佳青年。
如今在他的出生地,彭山县保胜乡龙安村,石崖上还刻着一个遒劲的“孝”字,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孝字,有“中华第一孝”之称。
山上的龙门寺内,则供着李密的牌位。
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
公元263年,那一年他39岁,魏国发兵入川,把蜀国灭了。
次年,废了魏元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就是晋武帝。
这个晋武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昏聩和生活上的荒淫。
西晋王朝的短命,和他的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史书上说他“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这固然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也不排除其性格当中真有一点宽厚的品性。
史书上还具体描绘过他的形象,长得也是“发委地,手过膝”,与民间对的描述好有一比,这似乎成为二人性格上或有相近之处的一个证据。
但刘备既不荒淫,也不昏聩。
不过,晋武帝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作为一国之君,把“稳定压倒一切”当作国策,也在常理之中。
所以,虽然他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帝位,有他残酷的一面,但对于曹奂本人,以及蜀、吴的和,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
刘禅能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忘了亡国之痛。
总之,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一个蜀汉旧臣发出盛情邀请,这里面固然有笼络人心,装点门面,稳定局势的现实政治考量,却也不排除他对李密才德的欣赏。
无奈,李密并不领情。
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
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国的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曾是蜀国的一块招牌,经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
魏将邓艾率军直取蜀国,他曾上疏劝刘禅降魏,后以主降有功,被魏封为阳城亭侯。
谯周的学生,除了李密,还有撰写《》的陈寿。
谯周有“蜀中”之誉,他的门人则把李密比作七十二贤人里的子游和子夏。
这二位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我们据此猜想,李密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据史书记载,他博览五经,尤长于《春秋传》。
而且,他少年得志,出名很早,年轻时做过蜀国的尚书郎,就是为尚书掌管文书章奏的官,属于现在的“大秘”。
后来做到大将军主簿和太子洗马这样的官职,都是管理文书典籍,为领导办理事务。
他的同学陈寿对他的评价是“机警辩捷”四个字,可见他不仅聪明,而且能言善辩。
据说,他曾经出使东吴,他的辩才给东吴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像是再世。
实际上,这个人的德行和才干,早在邓艾将军平蜀之初,就已被曹魏政权注意到了,所以才有“闻其名,请为主簿”的说法。
不过,李密并不接受。
后来他在《陈情表》中也曾提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公元267年(泰始三年)春,晋武帝直接下令,要他到京城洛阳来做官,郡、县两级都催他赶快上路。
这时,他才真正陷入了绝境。
一方面,君命不可违,何况他还是个“亡国贱俘”,其身份地位是如此“至微至陋”,能得到新君的恩宠,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又怎敢对皇帝说“不”呢?他或许听说过的故事,这位当代名医,厌倦了的专宠,借口妻子有病,跑回家中。
曹操“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
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
他的这种态度终于把曹操激怒了,派人前去调查,如果他的妻子确实有病,就赐给小豆四十斛,并宽限他的假期,如果其妻没有生病,就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虽有为他说情,曹操还是把他杀了。
事实上,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能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做臣子的,永远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李密或许确实尚未做好去新朝为官的准备,或者他真有难言之隐,老奶奶需要他的照顾。
总之,他选择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隐情,诚惶诚恐地写了这个“表”,在他,怕也是。
李密的这个《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身家性命。
所以,下笔之前,作者不能不对写什么和怎么写认真地思索一番。
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表”,他引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
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
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
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
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
” 李密写《陈情表》,破题就破得很巧妙。
他上来就说,“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叙述自己自幼年所遭遇的不幸,生下来只有六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舅舅又强迫母亲改嫁他人。
只有祖母刘氏,看他,承担起抚养他的重担。
他从小多病,九岁时还不能行走。
而家族的情况也不乐观,既没有叔伯,也没有兄弟;由于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
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近亲,家中也没有可以照应门户的童仆,孤零零地立身于人世,只有自己的影子可以相伴相随。
这时,祖母早已疾病缠身,卧床不起,他每天要为祖母侍奉汤药,一刻也不能离开。
然而,如今的圣朝,政治清明,教化盛行,前有太守逵,察举他为孝廉,后有刺史荣,推荐他为秀才。
他都以祖母无人供养为理由,婉言谢绝了,没有应命前往。
这一次,陛下特意下达了诏书,任命他为郎中;不久,又承蒙国家的恩典,授予他太子洗马的职位。
像他这样一个地位微贱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官职,真不是他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
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表章,向上面陈述过,表示辞谢这个职位。
但现在诏书又下来了,言辞比前一次还要急切和严厉,甚至责备他故意拖延回避。
郡县两级官府都要他赶快动身,州官也登门催促,像星火一样急迫。
他虽然很想立刻奉诏前行,但是祖母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想暂就自己的私情,又得不到长官的理解和允许。
他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
他说,如今的圣朝标榜以孝道治理天下,只要是老人,都受到了国家的怜悯和抚养,何况他的孤苦无依,更是不同寻常。
再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伪朝任职,已经做到尚书郎的职位,一心想着仕途通达,并不在乎什么名节。
如今,他已是亡国贱俘,极其渺小和鄙陋,却意外地得到破格提拔和优厚的恩泽,又怎敢徘徊观望,再有非分之想呢?只是因为,祖母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生命垂危,的地步。
没有祖母,他活不到今日;祖母没有他,也无法度过剩下的岁月。
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而他的一点心愿,就是不能为了远行求官而放弃对祖母的侍奉。
他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他为皇帝尽忠的日子还很长呢,而报答祖母的日子却不多了。
他表示,自己是怀着乌鸦反哺的心情,乞求皇帝允许他为祖母。
最后他说,他的苦衷不仅蜀地人士和二州长官都很了解,就是天地神明也都可以见证。
希望皇帝陛下怜悯他的诚心,遂了他的这一点点愿望,或许祖母还可以侥幸地平安寿终,那样的话,他活着就要为陛下尽忠,死后变鬼,也要结草报答陛下的恩德。
他说他怀着一种像犬马在主人面前一样的恐惧之情,恭敬地上表奏闻陛下。
这是一篇救命的文字,以其区区五百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难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看来,李密的这一腔苦水,还真的发挥了作用。
据说,晋武帝看了他所上的表文,也颇受感动,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是真的相了李密的孝心,还是想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统治者的仁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二者皆有吧。
但从他所面临的形势来看,确实要求他少杀人,甚至不杀人。
汉末大乱,天下争雄,杀了百余年,,血流成河,世道人心,都不希望再开杀戒,荼毒生灵。
就晋武帝的性情而言,他也不同于曹操或者。
曹操对华佗,还不是说杀就杀了,丝毫也不犹豫。
他杀,也因为孔融说话不中听。
孔融被杀后,尸体被抛弃在街市上,竟无人敢为他收葬。
老朋友脂习冒死前去收尸,被曹操逮捕,也几乎被杀。
还可以举出明成祖和的例子,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心腹谋臣之一,明成祖“”之后,方孝孺被俘,朱棣为了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及老百能承认其“合法性”,想着要借助方孝孺的名声,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
哪知,方孝孺坚决不干,就是灭十族也不干。
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果然灭了他的十族。
朱棣的谋士恳请不要杀了方孝孺,说杀了方孝孺,天下的“”就绝了。
朱棣不听,坚决杀之。
无论如何,李密没有被晋武帝杀掉,不仅没杀,也没以其他方式治他的罪。
为了表彰他的“诚恳”,甚至同意了他先尽孝再尽忠的请求,还赐他奴婢二人,并请郡、县,即当地官府,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直到他的祖母去世。
在这里,晋武帝用的是赎买政策,以此方式,换取李密的政治表态。
“伪朝”一词,使李密于之间,不留痕迹地完成了自己的立场转换,从此告别了蜀汉小朝廷,归顺了司。
这是李密的聪明之处,也是晋武帝用杀人的办法求之不得的。
李密最终还是到朝中做了官的,祖母去世以后,服丧完毕,他就以太子洗马的身份到了洛阳,以后又出任温县县令,再迁汉中太守,但他并不感到称心如意,经常发牢骚,有一次,还在诗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被人(据说是著名文人张华)打了小报告,总之,不久就被晋武帝罢免了官职,回到家乡养老去了。
但也有人说他为人“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一年后,李密死在家中,终年63岁。
历史上,李密之前,或李密之后,因为文章或言谈得罪统治者而惨遭杀害的文人,多了去了,李密竟能幸免于难,也算是个奇迹。
他应该庆幸,他遇到的不是曹操或明成祖,而是晋武帝。
但从他自身这方面说,文章写得漂亮,也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
李密写过很多东西,都没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这篇《陈情表》和一首《赐钱东堂诏令赋诗》。
但仅就这一篇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就应该对他的政治智慧和写作才能。
他是研究《春秋左氏传》的专家,我们猜测,他对不仅不陌生,恐怕早已心领神会,得其真传了。
作《春秋序》,概括《春秋》的特点,认为是:“文见于此,起义在彼。
”后来的刘熙载,发挥他的看法,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意思都是想告诉我们,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
什么叫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写得委婉曲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话不直说,绕弯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隔山打老牛,敲山震虎,古典美学中的“含蓄”是也。
平常人们也说,人贵直,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等等,都是对这种审美的认同。
李密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突出。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感受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族受虐的历史,以及文人士子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些内在的联系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审美之余,应该再多一点思考。
很有可能的是,在我们的审美习惯中,已经积淀了无数人的血和泪,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文人士子历史性的悲剧。
指出这一点,也许很残酷,但这是事实,谁也逃避不了。
至少李密的“曲笔”,就是迫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抛洒的“一把辛酸泪”。
如果他也像李后主那样,直抒胸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恐怕早就被晋武帝杀害了。
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他不想马上做官,他在精神上、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
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新主人的怨恨,乃至性命不保,他在《陈情表》中只能采取这种自轻自贱的叙事策略,贬低自己,抬高他人,既要陈诉一些真情,也要说一些假话,而说假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位特殊的读者,相信自己的真情,真可谓。
李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把真情和假话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假话,一类是所谓“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以及“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么说,无非是要引出下面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从而给晋武帝出个难题。
还有一类就是贬损自己,先说自己本来就是个官迷,“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再骂自己“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晋武帝,是向统治者“示弱”的一种表白。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儒家所坚守的道德制高点,即文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孝”字。
孝是他立身之本,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儒家介入政治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利用道统来约束皇权,而皇权也常常利用儒家的道统来维护其统治。
李密在此以“孝”为立论的基础,因为有事实做依据,无论他怎样表白,都不会过分,而只能使他身价倍增。
《古文观止》的选注者便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它的特点归结为“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
大词人的父亲李格非,也曾指出它的好处,就在于“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
”事实上,古人在把“委婉曲折”作为审美标准而加以肯定的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刻意,不能矫情。
李密在《陈情表》中“用了曲笔”,却并不显得刻意为之,恰恰因为他所讲的是自己和祖母的真情故事。
“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伪饰”(《古文观止》注),“反复谆笃,出于真诚。
至今读之,犹足使人感动!”(《文章正宗》卷十)这些都是他们对李密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也是李密这篇文章的写作特点。
古代文学中,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常被人拿来并举,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读《出师表》不哭,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其人必不孝。
这么说,现在的人可能不信,因为和我们的经验对不上号,产生不了共鸣。
但古代中国是个宗法社会,百事孝为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是不是真有立竿见影之功,能当场断其忠孝,我不敢说,但至少会有一点的感动吧。
它的第一读者晋武帝司马炎就被感动了,作为皇帝,他需要笼络人心,做一种政治清明的姿态;但作为人,如果他还没有丧尽天良,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话,他的心也许是会动一动的。
何况,李密并没有把话说绝,他只是调整了尽忠与尽孝的顺序,“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也给足了皇帝老儿面子。
说它是“一把辛酸泪”也罢,说它是李密与晋武帝的双簧政治秀也罢,都只是就文章的内容而言;就文法而言,《陈情表》也堪称名篇,是一篇锦绣文章。
《古文释义》的选注者余诚在对它的总评中曾指出:“屡次说来,无一语不委婉动人,固是至性至情之文。
而通体局势浑成,步骤安雅,更极尽结构之妙。
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而得此文之益。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我们细玩这篇文章,至少可以体会到三点好处: 其一,结构之妙,浑然天成。
作者从自家身世写起,先总后分,开篇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八个字总括其悲惨的命运,接着便详细铺述了自己尚在襁褓之中,所遭遇的父亲亡故、母亲改嫁的变故,以及靠着祖母抚养长大,而今祖母病卧在床,指望他来侍奉的尴尬处境。
随后叙写朝廷多次征召,而祖母病情愈重,不可稍离的情形,诉说报国恩与尽孝心无法兼顾,进退两难的苦衷。
接下来歌颂朝廷所标榜的“孝”道,进一步强调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的现实情况,提出自己必须先尽孝的理由,并且特别申明,自己绝无自夸清高,别有希冀的想法,从而提出了“愿乞终养”的请求,表达了“先尽孝,再尽忠”的意愿。
这种文章结构方式,可以说是层层铺垫,逐渐渗透,针线绵密,曲尽其意,,叙事严谨,所谓委婉曲折,不过如此。
当然,文章如何写法,还是得根据读者对象以及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定。
李密的文章是写给晋武帝的,说的又是这样一件为难之事,他选择“曲折斡旋”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同情的,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写作技巧的娴熟,真正做到了“殊不见斧凿痕”。
其二,在语言方面,《陈情表》最突出的特点是骈散结合。
骈是骈文,散是散文,也就是非韵文;而骈文又称四六文,是韵文的一种,讲究押韵,讲究对偶,柳宗原曾有“,锦心绣口”的说法,可见骈文是一种很漂亮的文体。
西汉末年的文风,已渐渐有了骈体的格局,到了魏晋,时人的文章则多半以似骈似散的形式出现。
李密也未能免俗,他的《陈情表》就用了很多四字骈句和对偶句。
四字骈句的特点是语势连贯、简洁凝练,其势如行云流水,紧凑而不拖沓,可以排比、渲染出紧张的气氛,也能形象、生动地直陈其事,或者准确、逼真地描摹其形象,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而对仗工整的对偶句如果运用得当,语气则显得铿锵有力,语意简洁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使文章更有感染力,也更具说服力。
比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都是非常好的对偶句,有人说是“语语痛心,读之使人酸鼻”。
这些骈体句式的使用,结合了或长或短的散文句式,便使得文章有了一种音乐般的美感,铿锵有力,浓郁抒情。
人们称赞魏晋人的文章,称其为“安雅和平,清谈娓娓,不矜不躁,态度自然,使得听的人可以肃然改容,穆然深思”。
当然,今天的读者学习写文章,不必按照骈体或古代散文的要求去做,但古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其三,情理兼备,理出于情,发乎情,止乎理,是这篇文章的又一个特点。
情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文心雕龙·章表》有“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之说,可见,表,作为一种文体,其功能主要是用来陈述情事的。
所以,《古文观止》的选注者称赞它“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但他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他要通过言情说出不能出仕做官的大道理。
李密所面对的是一个难题,一个天大的难题,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他选择以情感人,让读者同情自己,把道理寓于情感之中,言情即说理。
所以,他写《陈情表》,非得动脑筋把道理讲清楚不可。
他在陈述其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先从“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入手,然后折入本意,“况臣孤苦,特为尤其”,也就更有力量。
接着他又称自己是个“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人,“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写到这里,文章又一转,强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年余,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这样就使道理讲得更加周全了,也充分展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既消除了对方的怀疑,也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得更加鲜明。
文章将诉情之语与说理之言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作说理的文章,常常是从理到理,一篇道理讲到头,有时就会显得空洞而生硬,《陈情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提醒我们,有时候,陈情就是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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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思想特点:显示了充分的道家思想
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
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
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
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
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
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
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
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
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
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
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
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梁语)。
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的大总结。
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
”(《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
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
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
”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道家。
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尤其是《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不但继承了道家,而且发展了道家。
但是,《吕氏春秋》放弃了道家消极一面,它不仅要求人类顺应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觉能动去发挥创造。
而这种发挥创造则需要用自然法则来验证其合理性。
例如,古代的养生学说多发源于道家,《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养生不再是道家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
”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
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
“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
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
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
若此,则每动无不败。
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
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
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
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
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
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
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
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
“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
”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
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
很显然,是《吕氏春秋》对黄老道家、庄子学派的继承,又对庄子学派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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