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在下西洋之前曾经历过什么？他为什么能得到朱棣的信任？

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

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

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

“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

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 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

“鬼子”进村，烧杀淫掠。

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

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尽管如此，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

于是，“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

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出使日本。

大名鼎鼎的“”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那么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明史·戎马志》记载，只做了两件事。

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

” 二件，“许以贸易”。

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

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

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

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遂象征性地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

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

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反观日本政府这一方，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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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海外航行就被叫停了。

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这是为什么呢?明朝又何以错失海洋时代呢?网络配图历史学家公认，近代世界始于地理大发现，人类完成从地区战略向全球战略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对海洋的发现和海权的获得，在观察和评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时候，一个事实就像卡在笔者喉咙里的鱼刺，不得不先清理出来才能够继续谈下去。

这根鱼刺就是那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明朝帝国，那个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60年前就已经到过现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的国度，为什么竟然没有赢得发现欧洲或美洲的桂冠，而这个国度为什么只是在全球史时代开始之后三百多年才进入了近代?这根鱼刺不只是卡在笔者的喉咙中，也卡在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喉咙中，梁超在为郑和写的传记中，在高度评价郑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而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但他没有指出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

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网络配图史学界对于的目的存在着争论，不过我认为，《》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

《明史》上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舰队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

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建立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朝宣德年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呢?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朝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

网络配图上述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还是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花费巨大的海上活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所以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郑和七下西洋已经解决了交代的所有问题。

再加之出海费用巨大，所以这项活动被渐渐终止，郑和也就没有第八次下西洋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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